那天下午三点,“老地方”茶楼二楼靠窗那桌,茶都凉透了。
对面的小伙子刚走,走得不太痛快,椅子往后一推,“刺啦”一声,我脸上像被人扇了一巴掌。
我闺女小雅正低头嗑瓜子,嗑得慢条斯理,瓜子壳在碟子里码得整整齐齐,像一排小元宝。
媒人张姐凑过来,压着嗓子:“秀兰啊,这都第三个了。人家多好,供电局的,有编制,爹妈都有退休金,房子在城南。你闺女到底挑啥?”
我赔着笑,手心全是汗。茶楼里烟味、蒸笼味、麻将声搅成一锅,闷得我脑仁疼。
小雅抬起头,声音不高不低:“张姨,他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问我打算啥时候辞职带孩子。”
张姐那句“这都不算事儿”,硬生生被噎了回去。
我今年五十二,纺织厂退的休,手上的茧子还没褪净。小雅三十,在市里一家公司做会计,租房住,一个月八千,自己攒了十来万。街坊谁见了都夸,可一转身,话就变味了:“这么好的闺女,咋还不嫁?”
那天回家一路无话。走到楼下,我终于憋不住:“你到底想找个啥样的?天上的?”
她把那袋糖炒栗子换了个手,淡淡地说:“妈,我不嫁。”
我当时就炸了:“你说的是人话吗?”
她没接,上楼了。楼道声控灯一层一层亮上去。我在黑里站了半天,心口像压了块湿棉被。
后面那两个月,我把县城能求的人都求遍了。
张姐的侄儿、李婶的外甥、老战友的儿子。我像赶集似的,星期六一场,星期天一场,有时候一天两场,中午吃面,下午喝茶,胃都喝出了毛病。
小雅倒是配合,一场不落,去了就坐,坐完就走。回来我问咋样,她就一句“不合适”。我说哪儿不合适,她说“哪儿都不合适”。
真正伤我的是公园相亲角那天。北风刮得脸生疼,老太太们举着纸板,“女,九二年,护士,有房无贷”,字写得板板正正。我也写了一张,拿胶带贴在树上。旁边李婶凑过来:“秀兰,你家闺女那个岁数了,要求得放低点,能生养就行。”
我陪着笑,心里像嚼了把沙子。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起来倒水,看见小雅屋里还亮着灯,门缝底下一线亮光。里面她在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像在跟谁认错。
我推门进去。她坐在床沿上,手里捧着一个生了锈的铁皮饼干盒,眼圈红的。
盒子里没别的,是一沓发黄的住院缴费单,还有一件叠得方方正正的小毛衣,领口都磨白了。
我认得那件毛衣。那是我一针一线织给她的。
“我爸住院那半年,我的作业就在走廊上写的。”她抬眼看我,眼睛亮得吓人,“妈,你天天给他擦身子、端屎端尿,他翻个身就骂你。你躲在厨房哭,以为我睡着了。”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出不来。
“腊月二十三,他走那天,你从殡仪馆出来,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肩膀松了一下。”她说,“就一下。我看见了。”
窗外的风呜呜的,暖气片上晾的手套还在滴答滴答滴水。
“妈,我不是看不上他们。我是不敢。”她说得很慢,“我怕我嫁过去,三十年后,也变成你躲在厨房哭的那个样子。”
那一夜我坐在她床边,坐到天快亮。我想起我十九岁那年,也是媒人牵的线,见了两次面就定了,我妈说“日子是过出来的”。我过了三十三年,把一手牌打成了洗不完的碗、擦不完的地、伺候不完的人。我闺女就是在灶台边长大的。
我一直以为那叫贤惠。原来在她眼里,那叫“怕”。
天亮了,我回屋躺下,眼泪顺着太阳穴往枕头里淌。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了公园。风还是那么大。我把树上那张纸揭下来,折成小方块,塞进棉袄兜里。
李婶问我,不贴了?
我说:孩子的事,让孩子自己拿主意。
回家路上我买了两斤糖炒栗子,热乎的,油纸袋烫手。小雅正窝在沙发上改报表。我把栗子丢她怀里:“晚上想吃啥?”
她剥了一颗,笑着说:“酸菜炖粉条。”
“行,多搁点肉。”
那顿饭桌上,谁也没提相亲。往后的日子也未必顺当,街坊的嘴我更堵不住。可我总算想明白一件事——
姑娘不是要求高。是我们这一辈人,把苦日子熬成了规矩,还当成传家宝,非要她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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