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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6年9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重阳金融研究院理事、国家一级教授吴晓求以 “迈向AI时代的中国资本市场”为主题,在 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为财政金融学院2026级研究生新生讲授入学第一课,围绕“中国金融结构性变革”“AI革命对经济社会的影响”“AI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刻影响”三部分议题展开解读。以下是讲座全文: (全文约26000字,预计阅读时间67分钟)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按照学院安排,每个学年研究生新生包括博士生新生专业第一课,都由我来讲。对这门专业第一课,每一学年我都会做认真准备。通常我参加各类论坛活动一般都不做内容详尽的PPT,到了会场,我会问听众是谁、主题是什么,然后大约五分钟就能确定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以及演讲或发言的内在主线逻辑是什么。

我不会把过去讲过的内容不断反复讲,也不会把去年给研究生新生讲过的内容今年再重复一遍。我的PPT很难凝固一个月,因为中国的经济、金融和资本市场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跟上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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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AI时代的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2025年及其之前,中国资本市场并没有实质性地进入AI时代。从2025年开始,中国资本市场的确正在“迈向”AI时代。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处在AI时代,但确定正在迈向AI时代的路上。我们必须高度重视AI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特别是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是深刻的、全面的,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让人容易联想到1760年代,也就是约260年前:当蒸汽机开始出现时,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人类社会将由此告别延续数千年的手工业和农耕经济时代,即将进入大工业时代。多少年以后,人们才真正理解那场变革的伟大意义。今天的AI时代,具有与当时似乎相同或相似的价值。

1760年代蒸汽机的出现,让人类社会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并由此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大工业时代。如今,我们正在见证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机器替代了人的体能,AI则可能逐步替代人的部分智能,AI时代必将来临。AI将对社会运行、经济活动、生产关系、价值链体系以及金融和资本市场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AI究竟会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它会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作为一名金融学教授,我一直在思考和研究AI对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影响。2026年7月30日,我主持召开了一次内部学术研讨会,研究AI对经济社会和金融的全面影响,参加者大约有20多位专家学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10多位教授、人工智能学院的几位教授,还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院校的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会上讨论的重点是:AI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这次研讨给了我很多启发。

一个人的认知是有边界的。认识到人的认知有边界,就知道该怎么学习、该如何向高水平专家请教和交流,这是拓展认知边界非常重要的方法。我们不应拒绝外部世界的新信息,而应主动去和外部世界高水平的人去交流,只有这样认知边界才会越来越宽,内涵才会越来越丰富。

在这方面,我有一些体会:碰到新问题时,通常我都会把这方面的专家请来,向他们请教,然后吸收、消化和思考。他们的见解和观点,能弥补我在相关问题上的认知缺陷。以前我常向赵锡军、瞿强、庄毓敏等资深教授请教,至今依然如此。现在我也常向谭松涛、汤珂、应展宇、许荣、钱宗鑫、何青、郭彪等年轻教授请教。这是一种学习方法,千万不要以为你什么都懂,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学术权威。学术是自由的、平等的,只有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中,人们的认知才能越来越丰富而立体。

在我的理解中,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的学生,从本科生、研究生到博士生,不能太实用主义。每所大学的使命不同,如果中国人民大学过分强调培养实用主义人才,那就不是中国人民大学了。人大的学生应当胸怀天下,有很强的理论功底和高远的目标。当然,我丝毫不否认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具有广阔的视野、深厚的理论功底的人,是会走得很远的。

即使是金融专业硕士的培养,也要重视理论思维的训练。我连续三届担任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了金融专业学位所有培养方案的制订,始终在努力改变一种思维,那就是“金融硕士的培养只在应用上”。案例教学非常重要,但如果仅限于案例教学,缺乏扎实的理论功底,其发展潜力也是有限的。

因此,我希望在研究生阶段,金融专业硕士的研究生同学们能有很好的理论思维,博士生更是如此。学术型博士生,更要知道底层逻辑和原生理论,否则,研究问题是没有力度的。

今天是我第九年为财政金融学院研究生新生讲授专业第一课。今年的专业第一课的内容是“迈向AI时代的中国资本市场”,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要讲“中国金融结构性变革”。金融的结构性变革是现代金融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传统金融迈向现代金融的理论基石。中国金融的结构变化正在逐步显现,正在从传统金融迈向现代金融。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AI革命的时代方位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全面影响。

第三部分,主要研究AI对中国资本市场所可能带来的深刻影响,包括资产结构、估值理论、交易机制和风险因子等。

PART 01

中国金融结构性变革

1.金融结构的变化

研究金融结构的重点是研究金融资产结构或者融资结构,这必须研究结构变动的趋势性力量。金融结构变革的方向在哪里?什么力量将对金融结构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性力量是市场的力量,也就是脱媒的力量。脱媒即金融活动的去中介化,这是金融结构性变革的原生推动力。金融脱媒理论是金融理论中非常经典的内容,我们对此要有深刻的理解。

第二性力量是技术进步与创新,如同卫星脱离大气层进入轨道需要在第一级动力基础上有第二级动力一样,金融的结构性变革仅有“脱媒”这第一级动力是不够的,还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这个“第二级动力”。正是由于这两级动力,中国金融结构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对此,我们有时可能体会不深,是因为中国金融还处在变革之中。

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每个人都会根据其所掌握的信息做出自己的决策,是把钱存入银行,还是去市场投资,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决策之所以不同,是基于他们对信息的把握以及对现有信息理解的不同。把这些金融决策综合起来,就能在数据上表现出相应的趋势和特征。从2006年到2025年这二十年中,中国金融结构的确正在悄然地发生重要变化。

在研究中,我之所以认为居民收入会呈现出资本化趋势,是基于对“中国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现代市场经济之路,中国的金融一定会走市场化道路”的信念。

大约28年前,即1998年我和当时一位博士生合作,从并不完整的数据中看到了中国居民收入资本化趋势,这篇论文发表在《金融研究》1999年第1期上,那是我早期非常重要的一篇学术论文。我们研究的初衷是想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寻找理论基石:没有居民收入的资本化趋势,中国资本市场就不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量,进而也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对这一结论的论证,既需要数据,也需要制度的变革,因为其结论是建立在现代市场制度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同时,代际变化也是重要的前提,一代比一代对金融的理解会更市场化。如果这个社会越来越保守,就可能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有关金融结构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大约过了六、七年,又来了一位博士生,我们开始用新的数据、新的逻辑和模型对前期研究进行延伸,把结论进一步证实。到2012年前后,我们又进行了第三次延伸研究。经过这样反复的验证,“居民收入资本化趋势”这个判断就清晰可见了。

考察居民收入资本化这一趋势,可以重点观察证券化金融资产总额及其比例的变化。2006年,也就是20年前,中国社会证券化资产只有18万亿元;到2025年,已经增加到305万亿元;到2026年8月底,进一步达到约350万亿元。这里的证券化金融资产,主要包括股票、债券和基金等产品,无论从资产结构还是从融资结构看,它们与GDP之比都在逐步上升。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证券化率在不断提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股票市场目前总市值大约在120万亿元左右,中国的GDP140万亿元。中国债券市场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其余额比股票市场市值还要大一些。当然,债券市场中有一些品种缺乏流动性,不及股票市场活跃,但它们毕竟是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由此可见,中国金融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再看看居民部门的财富结构。从现在的数据看,中国居民财富仍然比较传统,非金融资产约占58%,其中绝大部分是房地产;金融资产约占42%。在这42%金融资产中占比较大的是银行存款,股票、基金、理财、信托以及保险等资产大部分都与证券化资产有关。

2.金融功能的深化

传统金融是以商业银行为载体的,其核心功能是提供货币流动性。默顿等学者提出的现代金融功能理论认为,金融有六大功能,金融功能理论改变了过去我们对金融的理解,是理论上的巨大进步。

在我的理解中,金融最核心的功能有两个:一是提供流动性,二是发现未来。正是这两个功能,把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区分开来。在提供流动性方面,传统金融以商业银行为载体,主要提供货币流动性;而以资本市场为载体的现代金融,则主要是创造资产流动性。

为什么现代金融可以把资产通过证券化的方式,为金融体系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是因为现代金融能发现未来,并能进行相应的定价。有些资产可能今天不盈利,但未来可能有巨大价值。基于这种认识,现代金融通过必要的技术手段可以为这些资产创造流动性。为存量资产创造流动性,继而为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是现代金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今天,我们进入到“双流动性”创造的时代。

需要强调的是,对一种资产而言,最重要的未必是预期收益,而是流动性。如果一种资产没有很好的流动性,那这种资产就没有什么投资价值。若干年前不少人在扣除当期消费后,投资买了不少房子,现在房价持续下跌、预期很差,房主想把房子卖掉,却发现房子挂了半年也无人问津,即便他认为自己已经是在赔钱卖,当年五百万元买的,现在三百五十万元恐怕也未必卖得出去。

只有当价格降到人们心理价位的时候,房子买卖才可能成交。这说明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其财富价值难以兑现。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还大量持有缺乏流动性的资产,风险就很大。

金融体系的巨大风险来自于流动性,而不主要来自盈亏。金融危机来了,一家金融机构倒闭,往往不是因为亏损多少,而是因为它缺乏足够的流动性,资金链断裂了,就“窒息”了。所以,资产的流动性非常重要。资产要有流动性,有三个前提:第一,足够的透明度;第二,市场化的定价机制;第三,坚实的法治基石和稳定的市场预期。

金融结构的变化会带来金融功能的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源于金融结构的转型。金融功能从过去主要提供货币流动性,转向同时创造资产流动性,金融风险也随之发生变化。

过去,我们关注金融风险更多关注的是信用风险。银行发放贷款通常要求抵押或担保,信用贷款并非不可以,但前提是银行能够对借款人的信用予以充分评估,确信不存在信用风险。例如,对中石油这样的央企,商业银行可能不需要其提供资产抵押或担保;但对私人企业和个人的贷款,银行会要求其必须有足够的抵押或担保,以对冲信用风险。信用风险,在传统金融的几类风险中居于最核心、最基础的地位,也是各方最为关注的。

3.金融风险的多元

由于金融结构的变化,资本市场并不把信用风险放在最核心的位置。当然,从最广义的意义上说,上市公司能否如实披露信息,不做假账,本质上也是一种信用。但资本市场更关注市场风险的另一个来源,即透明度风险。随着金融风险结构和内涵的变化,透明度风险变得特别重要。基于此,现代金融监管的核心是透明度监管。在实践中,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会把透明度放在首要的位置。

要注意公开、公平、公正“三公”原则的顺序。公开,指的是信息披露,也就是透明度;公开性在前,有了公开性作为基础,才谈得上后面的公平与公正。关于“三公”原则的起源,在1934年之前的美国,主要强调的是公开性和公平性,因为公正性带有很强的价值色彩。此后,公正性也逐步提出来了,最终把“公开、公平、公正”三原则统一起来了。

从金融发展史看,英国是现代金融架构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法律体系的发源地,最早奠定了现代金融的制度内核。从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到1773年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再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逐步形成,在19世纪初又确立了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与支付体系;与此相对应,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逐步形成了相应的金融治理与监管制度。英国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注重信息披露,强调自律。

美国金融在继承英国所奠定的现代金融内核与法律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一大步,逐步把信息披露上升为强制性义务。1934年《证券交易法》首次赋予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此后,美国又建立了以集团诉讼为基础的民事索赔机制,注重投资者利益保护,构建并形成了强制性监管制度,法律体系随着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在中国相当长时期,在传统金融架构内尤其在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对透明度的监管要求并不突出,对信用风险的关注非常强烈。商业银行不会要求其贷款人对社会履行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银行只要能判断其信用能力就可以。所以,金融结构的变化使金融功能变得多样,同时也使得金融风险产生了重要的变化。透明度风险,在这个时代变得非常重要。

今天的中国金融,已经进入一个双重风险并重的时代。过去主要是商业银行如何控制好信用风险,今天,我们则进入信用风险与透明度风险并重的时代。监管制度也在开始双重建构:一方面,对商业银行仍用一套以核心资本为基石的监管准则,以防范风险外溢、实现风险内控;另一方面,对资本市场则以信息披露监管为基石,强化透明度监管。金融监管的双峰模式已然形成。

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监管体制和模式比较成熟,社会各方对此都有深刻的理解。从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再到城商行,普遍遵循较高的监管要求,已经上市的银行还要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义务。可以说,中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要求,某种意义上说,比《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还要高一些。

所以,目前中国的金融风险并不主要来自于商业银行。从工农中建到各地城商行,它们当然有各自的风险,但更多的风险可能来自宏观经济环境:经济下行,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商业银行不良率上升,加上金融脱媒的推动,传统商业银行的净息差持续下降,从早年较高的水平现在收敛到1.4%左右。这种传统业务收益,在不少中小商业银行已经很难覆盖经济下行所带来的信用风险。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收益与风险是对称的。收益是风险的函数,有什么样的风险,就要求什么样的收益。在此条件下,传统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集合起来,可能已经接近其息差所能覆盖的范围。这或许是中国金融结构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这种趋势或许可以解释一种现象,就是大家常议论的中国的银行股价值波动幅度不大的原因。近两、三年,银行股出现较长时期的上涨。在“中特估”理论的推动下,以工商银行为代表的一批商业银行股出现了明显的估值修复,两三年间累计涨幅大约在80%到100%。这一现象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与当时强调的中国特色估值理论有一定的关联。

4.金融模式的重塑

风险结构变化了,接下来变化的便是金融模式。基于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风险的变化,中国的金融模式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回顾历史,中国金融过去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相对于市场化金融而言,这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在中国相当长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在资源配置中,间接融资的占比经常高达80%到90%,金融监管的重点自然也就主要放在商业银行的监管上。

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之前,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大约只有3万亿元,其中1万亿元可流通,2万亿元处于锁定状态。与仅仅1万亿元流通市值的股市相比较,商业银行的重要性非常显著。

在年轻的时候,我梦想中国金融能走向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在“9·11”事件后的第二年,我作为国际访问者(IVP)赴美访问考察了一个月,目的主要是考察美国金融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这次美国之行一个月的考察行程比较突然。

2002年年初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美国驻华使馆一秘的电话,邀请我以IVP的名义到美国访问一个月。我当时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反复确认对方的善意。对方解释说,这是美国政府一项历史悠久的国际访问者项目,已有百年历史,民国时期的老舍先生等文化名人就曾通过这个项目到美国访问过,目的是深入了解美国。对方表示,访问经费由美国联邦政府承担,从出家门到回家前的所有费用都由美国政府负责,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亲自签发了邀请函。

我答应去美国访问后,对方告诉我,除了美国总统无法安排,其他访问对象会尽力安排。作为一位金融学教授,我关心的不只是了解美国,更重要的是研究美国为什么如此强盛?美国金融为什么如此强大?美元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美国的金融市场为什么如此发达?

于是,我列了一张很长的清单,美联储、财政部、纽交所、纳斯达克、芝加哥三大衍生品交易所、几大著名投行、保险公司,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甚至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金融及银行委员会,我的这些要求基本上都兑现了。

考察中,我专程去哈佛大学商学院拜会了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资产定价理论的重要奠基人罗伯特・默顿教授,他当时创建了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同时走访了几大交易所、几大投行和著名保险公司,也到美联储、财政部等机构进行了交流,考察了大学基金会如何配置和管理资产。

本此访问给我触动最深的有几个细节。其一,我问一家保险公司的负责人:“你们总得有流动性储备吧?总得把一部分钱放在银行吧?”他回答:“我为什么要把钱放在银行?我的每一分钱都必须有收益。”这句话让我深受触动。中国对流动性储备的偏好太强了,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里,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成熟市场,每一分钱都要处在流动与增值的状态,同时还要保证支付能力,这要求有结构化的严谨的资产匹配。这种资产匹配,考验的是专业能力和责任心,要考虑收益与风险的平衡,不能只关注安全性。中国的金融机构重视安全性没有问题,但基本不考虑收益、不考虑流动性结构的配置,就有问题了。

其二,美国养老金资产中约有40%配置在资本市场上,也会配置国债等基础资产,收益是比较高的。反观当时的中国,只允许个人资金进入市场,社保资金、保险资金、养老金都被挡在市场之外,养老金被视作“养命钱”而绝不允许入市。这在逻辑上、理论上都是一种悖论。

美国的养老金因为有比较好的收益,才没有枯竭之忧。我们以前一边希望养老金保值增值,一边又不让它进入能够长期增值的资本市场。如何调整全社会的资产结构、如何正确认识资本市场,在当时已经是十分迫切的问题。

其三,2002年前后,中国资本市场还非常弱小,流通市值仅仅1万亿元,上市公司主体中混杂着大量没有投资价值、处在破产边缘、发不出工资的国有企业。我觉得,让这样的企业上市这条路完全走错了。资本市场的功能不是“救助”,让企业活下去不是资本市场的功能。

资本市场的功能,是让好企业更有竞争力。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无论以直接还是间接方式入市,都要求收益回报与风险相匹配,风险越大,预期收益应当越高。可是,那些自身无法创造价值的企业,怎么可能提供与投资者所承担风险相匹配的收益?发展资本市场的逻辑是不清晰的。

当时上市的规则相当落后,审核中有意无意地把国有独资企业看得非常重要,如果是国有企业、是央企,上市就容易通过;民营企业上市被带上有色眼镜。一些未来的优质企业被挡在门外。

当时规则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准,能否成为上市公司,必须盈利,而且要连续三年盈利,盈利要达到相当的规模,并把这一财务标准作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第一道门槛。

实际上,高科技企业在经过VC、PE投资,完成A轮、B轮等市场化融资后,可能仍然是亏损的,很难达到“连续三年盈利”的要求。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高科技企业只好到境外上市,其中就有阿里巴巴和腾讯,也包括我们的校友刘强东的京东集团,因为这些企业达不到当时的盈利硬标准,但对高科技企业来说,那些标准可能是一种束缚。

2002年3月去美国考察有三个收获:第一,让什么样的企业上市,对市场和投资者来说非常重要;第二,如何改善中国社会特别是居民部门的资产结构,让居民部门的存量资产能够有收益;第三,如何让个人资金以外的其他资金可以有序地进入市场。

资产端的质量那么差、资金端的流量又那么小、制度和平台端又有那么多问题,严重的违规违法行为得不到法律的有效制裁,市场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回国以后,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我领衔完成了一本书,即《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中国的战略选择》。这部著作的思想,主要来源于那一个月的访问。

研究的核心结论是:中国金融结构必须走市场化之路,资本市场的作用才会越来越大。在访问纽交所、纳斯达克和那些重要的金融机构之后我就在思考,中国金融的未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

坦率地说,年轻时的理论主张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20多年过去了,我越来越认识到,中国要完全形成美国那样的金融结构和金融模式,似乎不太可能。我在不断地思考,中国金融模式可能是一种“双峰模式”,即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重的模式,各司其职,协调发展。

虽然未来可能是“双峰模式”,但市场化仍是中国金融的基本趋势。在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这个方向不会改变。为什么银行体系也很重要呢?因为中国的货币流动性难以主要通过货币市场基金来提供,相较于美国的商业银行虽然也提供一部分货币流动性,但更多的是通过货币市场基金来提供。

中国则不同,商业银行是货币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货币流动性是经济运行的“血液”,是经济保持正常运行所必需的。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中国金融当前面临的更大问题,主要不表现在货币流动性的提供上,而在于如何让那些未来有巨大发展空间的企业能够获得金融或资本的支持,从而改善社会的资产结构,让资产有可预期性、投资有连续性。只有资产端结构改变了,居民选择资产配置的行为才会改变,所以金融资产结构的调整非常重要。中国金融体系正在从“单峰”到“双峰”的转型中。

在传统金融模式下,银行体系是一种典型的单峰模式,发挥着绝对主导的作用,这时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体系,所以,那个时候防范银行体系风险,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现在,特别是2024年9月24日以后,央行的政策重心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中国央行的历史性转型。资本市场风险,越来越成为中国金融风险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央行开始创设了两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即互换和基于回购增持目的的再贷款,以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过去央行只对商业银行进行再贷款,现在创造性地对商业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和投资机构以基于资本市场稳定的再贷款。央行认识到,资本市场的规模较以往已经增大了很多,由20多年前的三万亿市值发展到2024年9月前的60多万亿,再到今天的120万亿市值的巨大规模。

中国资本市场这两年的发展与央行进行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有密切的关系。过去央行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很低,重心主要放在商业银行风险上,一旦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风险,出现挤兑危机情况时,央行一定会出手干预,通过再贷款或者商业银行兼并的方式来维护商业银行的信用。如今央行意识到,资本市场的巨大波动风险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共同构成了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这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个巨大变化。

中国的现代金融模式未来所趋近的“双峰”模式,与英美体系和日德体系都不一样。这些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走了一条创新探索之路。

2022年,我把对这一模式的研究写成了一本书,即《中国资本市场:第三种模式》。中国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模式很有特点,就像中国经济发展之路一样。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延续并内含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精髓。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我们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近的理论内核。

所谓市场经济的精髓,首先是市场分工。所有市场经济都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有了分工才有交易,合理的交易必须要有自由的市场、公允的价格,信息必须透明,只有这样,交易才是平等的、有效率的,这里不存在市场垄断和大而全、小而专。法治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契约精神就必不可少,透明度就是前提。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精髓。中国在走市场经济发展之路时,总体上遵守了这些基本原则,这也是美国、日本、欧洲市场经济所遵循的原则。

与此同时,我们在一般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增加了一些新的元素,这些元素在美国、日本和欧洲是不常见的,或者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政府的作用,不是说美国政府、日本政府、欧盟不起作用,而是它们的作用与中国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太一样。

中国的中央政府有制订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的功能,还有统筹协调的职能。我们已经制订过十五个五年发展规划,中央政府把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相关政策都作了清晰的规划。同时,中国政府在经济运行中还发挥着宏观协调作用。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发达国家有相同的地方,都发挥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作用,但中国在这方面又有一些创新。

总体而言,中国的货币政策的作用比财政政策要重要得多。从历史上看,中国一旦出现经济问题,就试图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让经济重回正常发展的轨道。实际上,在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财政政策管长期,货币政策调短期。但在中国,货币政策不仅调短期,也管长期。

所以,我经常说,中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作用确实要逊色不少,它更多是一种收税的政策,周期的概念很淡。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一定是建立在周期的基础上,是一种逆周期调节,经济下行时松一点,经济过热时紧一点。在实践中,中国的货币政策的确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央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都很大。

开发区模式是中国市场经济实践中的制度创新。设立开发区,主要是想通过增量去改变当时滞后的巨大存量。如果一开始就对存量进行彻底改革,社会可能会动荡。老企业还在城市中心,怎么办?基本的模式就是在城市郊区划一块地建开发区,启动经济新增长。老企业竞争不下去,慢慢就会通过并购或内部改革找到出路,实际上是通过增量逼着滞后的存量改革。通过增量改变存量的发展模式是成功的,我们很多高科技企业,都是在各类开发园区里成长起来的。这是中国市场经济走的一条新路。

过去很多年,我们比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注重各自的作用界限。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二十届三中全会所重点强调的,这既是对过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如何处理好二者关系的理论指导。

为此,我曾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探索之路的论文,系统总结了我们在坚守市场经济精髓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探索。我们既没有全盘照搬美西方模式,更没有抱着计划经济老路不放、由政府控制一切资源的经济体制。我们今天讲自主知识体系,有可以总结的独特内容。人类的文明是延续的、有继承关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是在分析、借鉴、吸收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式探索。对历史文明,我们更多的是学习、借鉴、吸收,在此基础上再创新。

刚才讲到,中国金融模式可能会趋于一种“双峰”模式。在中国,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或者说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大体系并存、各司其职,其风险生成与分散机制完全不同。双峰模式的生成逻辑,既在于货币流动性创造的模式,更在于资本市场承担了资产定价、风险分散和财富成长的功能。

科技创新的高风险,与信贷资金的低风险偏好,客观上存在着内在冲突。如若要让商业银行给五年前的长鑫科技贷款,大概率银行是不会的,毕竟上市前很长时间长鑫科技每年都亏损一百多亿,几年前的长江存储也是严重亏损,那时湖北省政府也很着急,不知道要亏损到什么时候。

而面对这种财务状况,商业银行首先是不会给它们贷款的,其次即使给了贷款也难以支持技术创新,银行贷款有到期还本付息的压力,企业有流动性储备的压力,企业不可能靠信贷资金去做技术创新和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投入。技术投入的长周期和不确定性必须通过风险资本来完成。试图主要通过信贷资金去进行技术创新是不现实的。

所以,资本市场承担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就是技术创新。AI时代具有资金投入大、技术迭代快、市场风险高的特点。高科技企业对资本市场的依赖是天生的,二者基因上是匹配的。现在,长鑫科技、长江存储盈利丰厚了,银行都纷纷上门放贷款,这时它们反而不那么需要了,有一些流动性贷款就可以。商业银行很矛盾,它难以发现企业的未来。现代金融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发现未来,进而推动资本的流向。不知道未来,资本就没有方向。

5.小结:金融结构→功能延伸→风险特征→金融模式的逻辑演变

对中国金融结构性改革,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金融结构的变化,基础性力量是脱媒,主要表现形式是居民收入资本化趋势;金融功能的变化,源头是结构的变化;功能的变革会引起风险的变化,与金融功能进入到双重流动性时代相匹配,金融体系也开始进入到双风险时代,即信用风险和透明度风险并重。风险源的多变性,将推动监管模式的改革,中国金融由此将形成“双峰”监管模式阶段。

理解了金融变革的逻辑,就能正确理解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逻辑。央行永远存在,只要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央行就必然存在。中国金融监管改革,把保险监管与银行监管整合在一起,把与资本市场没有特别密切关系的所有金融活动都纳入统一的金融监管架构中,唯独保留了对资本市场进行独立监管的中国证监会,这是符合金融发展逻辑的。

过去也有人提议将证监会与金融监管部门合并,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必须独立,是因为资本市场的风险主要是透明度风险。美国对现代金融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形成了完全独立的资本市场监管机构(SEC),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对资本市场进行独立监管的机构。因为市场的风险非常大,且与传统金融风险不一样,所以必须独立监管。与美国不同,英国强调的是自律监管(FSA)。

我认为,美国金融模式可能更具有合理的内核和参考价值。中国金融监管模式,或多或少还是学习、借鉴了美国现代金融监管模式,所以,中国证监会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还要不断强化其透明度监管的功能,因为资本市场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市场将孕育出越来越多的像长鑫科技、长江存储这样的划时代的高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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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AI革命的时代方位

技术进步始终是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也是财富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变量。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期也就260年的历史。我们不妨对包括AI革命在内的四次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处在工业化的萌芽和初期阶段。这一时期,机器生产开始逐步取代人的体力劳动,人类社会开始进入“蒸汽机时代”。这个时代出现了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彻底改变了以前相对稳定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英国可能是对人类社会进步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既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以及金融模式。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会出现英国?这一定与环境、土壤和温度有关。贫瘠的土地、寒冷的天气、干旱的环境是不可能万木葱葱、百花争艳的。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中有一位研究经济史的教授,系统总结了工业革命为什么率先在英国出现的必然性。

18世纪60年代后的100年,即19世纪6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到电气化和自动化的时代,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那时中国还处在鸦片战争结束的后期,处在一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的末期。对前两次工业革命,当时的中国浑然不知,即使略知一二,那也把它看成洪水猛兽。当时清王朝坐井观天、自以为是,实际上已经严重地落后于世界,落后于那个已经进入到大工业化的时代。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现代工业体系开始形成,现代生活方式基本定型,世界市场也已形成。电力驱动了大规模流水线生产,重工业成为经济的主体,城市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发展。

又过了100年,到了20世纪60年代,人类社会开始迈向信息化时代。这个时代以互联网为标志,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芯片、互联网技术以及工业自动化,是那个时代的主体产业。知识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信息高速流动,生产全面自动化,社会财富以更快的速度、更大规模在增长;产业结构逐步向服务型方向转变,全球经济深度一体化,信息获取与传播零门槛。在信息化时代,我们对信息的了解和收集非常迅速,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信息相对透明的时代。

大约又过了五、六十年,也就是到了21世纪10年代,人类社会开始向智能方向迈进。准确地说,2014年是智能化萌动之年,当然,也有人说2025年是AI元年,或许此前那十年(2014-2024)是AI时代的孕育期。AI是这个时代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引擎,商业模式和产业生态正在重构,社会治理更加智能高效,AI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时至今日,我们或许只能看到AI的一些早期特征和雏形,很难预测其未来。

2026年9月3日,OpenAI宣布即将进入AGI时代,即全面通用人工智能,据说AGI已经非常接近人类了。AGI之后还会有ASI,超级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社会的确正在迈向第四次工业革命。有人说,AI革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革命,而是一种全新模式的人类社会再造。我认为,AI时代是前三次工业革命的集大成,是一次根本性的带有突变特征的技术革命,是一次智能革命。

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较,智能革命的本质,是从体能替代走向智能替代。机器试图替代人的体能,AI的发展趋势则可能是逐步替代人的部分智能。图1展现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四个阶段与关键技术突破的说明,整理了从概念萌芽、机器学习崛起、深度学习突破到大模型爆发四个阶段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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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人工智能发展的四个阶段与关键技术突破(1956-2026)

资料来源:ICT。

关于技术革命的历史谱系,从蒸汽机、电力、信息到智能,大家都比较熟悉。表1说明了四次工业革命与金融业态的演进变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60年代),核心技术是蒸汽机与机械化,金融业态是现代商业银行与股份公司制度的兴起,长期资本开始催生证券市场的萌芽.

第二次工业革命(1860—1960年代),核心技术是电气、内燃机和自动化,现代投资银行与公开发行制度开始形成。

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1960年代—2010年代),以计算机、互联网为标志,电子交易和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网络形成,信息传播的时空壁垒消失,市场走向连续化、全球化。

到了智能化的时代(2010年代及以后),算力、算法、数据成为三个核心元素,算法主导的信息处理与决策参与,市场的认知基础和运行规则得到系统性重塑。

表1四次工业革命与金融业态演进对照表(1760-2026)

技术革命时期

核心技术

金融业态演进

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第一次工业革命

(1760—1860)

蒸汽机、机器化

生产

现代商业银行体系与股份公司制度兴起

长期资本需求推动证券市场扩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

(1860—1960)

电力、内燃机

现代投资银行业与公开发行制度形成

公开市场在大额长期资本供给中的重要性上升

信息技术革命

(1960—2020)

计算机、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

电子交易与全球一体化市场网络

信息传播的时空壁垒消解,市场走向连续化、全球化

智能革命

(2020以来)

算力、算法、数据

算法主导的信息处理与决策参与

市场认知基础与运行规则的系统性重塑

注:作者整理。

我2024年领衔写过一本书,即《金融强国:中国之路》,研究了金融强国形成的历史,英国和美国如何成为金融强国的,中国未来要成为金融强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其中就谈到了四次工业革命给金融制度、资本生态链和结构所带来的深刻变化。金融业态、功能和结构的变化,都是基于那个时代的经济和技术的变化。

所谓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大概逻辑就是这个意思。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就必须了解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在技术的推动下,实体经济的形态和结构会发生持续性的甚至重大变化,所以,金融要满足于实体经济,就必须变革和创新。

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现代商业银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现代投资银行的兴起,第三次工业革命促进了创业资本体系的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推动科技金融的集成创新。虽然它们之间不完全是线性关系,但其中主要的影响变量是存在的。金融变革与产业革命相互促进:技术进步是人类经济增长的源动力,金融的创新和变革是产业升级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

对中国而言,我们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成为发达国家,从经济指标上看,不会用太长的时间就会实现。“十五五”时期,中国人均GDP将跨越发达国家的最低门槛。但是,如何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

1920年之前的英国,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和繁荣,“英国制造”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都处在全球首位,并长期超过全球制造能力的30%;1920年到2010年,美国承续了这个趋势,成为全球制造排名第一的国家,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全球占比超过30%。中国是第三个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的国家,那一年是2010年。2024年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占比达到31.6%,2025年应该接近三分之一。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维持十五年、二十年的增长趋势,而是如何保持经济的百年增长。美国到今天仍然是全球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大国,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科技、文化、教育,在全球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一个国家能如此长期的繁荣发展,一定有其原因,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这很重要。中国要维持百年的增长,重点在哪里?我认为,有几个基本点特别重要。

第一是法治。一定要把法治放在优先的位置。法治是现代文明的起点,是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特征。法治的完善让人们有信心,信心来自于完善的法治。法治最重要的是给社会和所有的人边界感,也就是安全感。做任何事都有边界,这种边界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化。法不溯及既往,就是这个道理。边界感就是安全感。

法治还必须维护人人平等、保护弱势群体、维护人的基本尊严和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等作用,法治最现实的作用就是边界感。完善的法治能留住人心、能留住资本。没有人才和资本的源源不断地流入,要维持百年成长是很难的。

这里可以做一点国际比较。世界上人均GDP超过15000美元的国家,远远不止现在被认定的36个发达国家。中东有些国家人均GDP高达七、八万美元,但国际社会并不认为它们是发达国家。它们只是富裕国家,而不是现代化国家、发达国家。这是因为现代化国家、发达国家包含文明社会的元素,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完善的法治。

一个女性都没有受教育权利的国家,不能认为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障,这样的国家,多么有钱也不是人类社会仿效的榜样;一个国家,不能因为出身不同就注定人生的差别,那也不是也不可能是发达国家。人生而平等,法治必须保护这种生而平等的基本权利。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完善,但还要朝着发达国家、现代化国家的方向进一步努力,其中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让人们安心、有预期,是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

第二和第三个因素,分别就是科技与金融。法治是基石,基石之上有两个轮子推动着社会前行。一个是科技进步和创新,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另一个就是现代金融的作用。很多人看到了科技的作用,但并不是很多人都看到了金融在现代社会的巨大作用。

金融的作用是社会前行和经济增长的杠杆。一种新技术要成为新的产业或者替代传统产业以此推动产业的技术迭代,不会自然而然地完成,需要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的引导作用,还需要一种既能分散风险又有激励功能的社会机制,这种社会机制就是现代金融。

技术进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技术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谁来承担这样的风险?让技术发明人承担这种风险是不可能的,那会阻碍技术进步;让单个资本来承担,同样是不可能的。所以,面对这样的需求,金融必须创新。在多样化的金融业态中,有一种新的金融业态或资本业态可以承担这样的风险,同时又能让其享受成功所带来的巨大收益,从而实现风险与收益的高阶平衡。20世纪60年代风险资本业态的出现,催生了硅谷的成功,人们由此越来越能理解现代金融对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金融的变革和现代化,除了对经济的作用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推动社会进步。金融特别是现代金融的发展,一定是建立在完善的法治基础上。从英国到美国,它们的金融为什么如此发达?除了构建现代金融制度架构外,特别重要的是重视法治的作用。英美两个国家如果法治缺失,金融不可能有那样的发展,早年的英镑、今天的美元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货币,伦敦和纽约也不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资本最关注的是安全性,而安全来自于法治。所以,金融的发展会内生地推动一个国家法治的完善。还有,金融交易都是基于契约精神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良好的契约精神,金融活动就会紊乱。在金融活动中,动不动就打官司,动不动就改变合约,谁背景深、谁权利大就试图改变原来的合同约束,以获得非法所得,这是社会没有契约精神的表现。一个契约精神缺失的社会,运行成本是极高的。我们不能经常性地依靠稀缺的司法体系去处理这些本可避免的失约。金融的发展,要求社会有坚如磐石的契约精神。

在20世纪20年代前,英国是世界上第一强国,今天从经济规模看虽然已降至世界第五(2025年英国GDP约4万亿美元),但它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最国际化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国际化指数有几年甚至超过纽约。不要以为其经济影响力的下降,就一定会影响英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为什么?因为,金融的强大,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有内生的直接关系,国家软实力的基石是法治、契约精神和透明度。这三大元素支撑着现代金融的形成,同时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本特征。

所以,我坚定地支持中央提出的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伟大的目标,同时也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在金融强国的建设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竞争力,防止产业空心化,提高国家硬实力,与此同时,还必须努力培育国家软实力,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所以,在法治的基础上,科技创新和现代金融是两个重要的轮子,推动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PART 03

AI革命对资本市场的深度影响

我们正在迈向AI时代。AI正在重塑资本市场的底层逻辑。我一开始就曾说过,金融脱媒是资本市场存续的一级推动力,科技创新是资本市场持续成长的二级推动力。

也许会有人说,历史上不是早有了交易所,发行股票、债券并在场内进行交易。1773年伦敦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证券交易所,虽然“金融脱媒”的概念到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但当时人们已经有到市场上去寻找资金的动机,认识到产业特征与资本形成之间存在匹配关系。科技创新是资本市场发展的二级推动力,主要体现对资产结构和交易模式产生重大影响。

在大工业时代,也就是1960年代之前,上市公司的规模百亿级美元就非常大了;1960年代特别是2000年之后,慢慢出现了千亿美元级市值的上市公司,到了AI时代的今天,开始出现了万亿级美元的上市公司,中国也开始出现了一上市就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市值的上市公司,这在大工业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互联网和信息化时代中国也不可能出现。

阿里巴巴在2014年9月19日在纽交所上市时首日收盘市值大约2314亿美元,约1.5万亿人民币;腾讯2004年在港交所上市时,市值只有约70亿港币。它们到2026年9月8日收盘时市值分别为2800亿美元(约为18600亿人民币)和3.93万亿港币(约3.337万亿人民币),腾讯二十二年涨幅560倍,阿里巴巴起伏较大,但仍略有增长。上市公司市值的巨大变化,是科技创新作为资本市场持续成长的第二级推动力在资产结构上的重要体现。

AI时代资本市场底层逻辑的重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上市公司亦即资产结构的变化。上市公司的科技和科创属性越来越重要,资产形态从原来的硬资产、有形资产、重资产,转向轻资产和算力、算法、数据的三元资产结构;

二是估值逻辑的变化。从确定性溢价转向成长性溢价。过去人们经常用PE来估值,现在如果仅用PE估值模型看待AI上市公司可能就很落后了,现在还有人还在用PE的理念去估值今天的长鑫科技,认为长鑫科技上市后会走中石油回归A股的老路,上市之日就是顶峰。

长鑫科技与中石油根本不同。2007年11月5日中石油回归A股上市的时候,国际油价每桶已经站上90美元,2008年7月达到每桶147美元的历史新高。这么多年,即使经历了俄乌战争、中东冲突,油价最高时也就刚刚过100美元。用传统的PE、现金流折现去看待今天AI的定价,那是看不清楚的。

AI定价的逻辑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估值的标准不主要是PE,而是PEG,甚至是期权式定价逻辑。至少应在PE之外,再加上预期增长率和其它新的因子。定价标准的变化源于定价逻辑的变化,过去看的是历史的和今天的盈利,现在关注的是未来的成长预期。我不是在为“市梦率”提供理论基础。AI时代人是要有梦想的,没有梦想哪来的未来?

三是交易机制的变化。如何看待量化交易,怎么理解投资者结构的变化,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从统计数据看,中小投资者的收益处在相对的劣势,跑不赢市场平均收益,或者说阿尔法收益为负。

究其原因与什么有关系?有人说与量化有关,也有人说与交易制度有关。有人认为,只要把T+1改成T+0,中小投资者就能盈利,这一观点或建议的逻辑在哪里?我真的不认可这一认知。如果T+0能解决中小投资者的收益问题,我们早就改成T+0了。

风险市场的投资者能不能盈利,主要与资本市场功能设计、制度定位和投资者对市场的认知有直接关系。与如何去理解这个市场,如何理解所投资的标的企业有密切关系,当然也与资金端改革、资产端改革有关系。

四是市场风险的新变化。贝塔系数 ( β )所内含的风险仍然存在,但或许不是最重 要的。阿尔法( α )收益更显著。这在市场实践会得到验证。国际间市场的共振效应更加突出。以前投资者主要观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变化,看纳斯达克市场、道琼斯指数、标普 500 的变化,看“七姐妹”的价格变动,这些对中国资本市场一直都有很大影响; AI 时代的今天,居然出现了“韩国因子”。这说明中国资本市场的外生变量在增加,影响因子在扩展。但同时也在提醒投资者,由于风险因子的多元性、复杂性,市场或许具有与以前不同的风险波动特征。

1.上市公司(市场资产)结构的变化

AI革命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已经显现,这通过上市公司结构的变化看得很清楚(见表2)。2020年之前,腾讯控股和阿里巴巴已在海外上市,如果暂不考虑这两家海外上市的公司,A股市值排在第一的是茅台。我总在想,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上市公司市值排第一的是一家酒企,这个市场、这个国家的产业是有问题的。市值排在第二的是工商银行。2020年之前,市值排在前面的主要是银行和酒企,那时宁德时代市值排在第13位。前十大市值公司,如果不考虑腾讯控股、阿里巴巴,都是传统产业。

表2中国上市公司市值前20强:2020-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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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总市值口径:A股收盘价*A股合计+B股收盘价*B股合计*人民币外汇牌价+H股收盘价*H股合计*人民币外汇牌价+海外上市股收盘价*海外上市股合计*人民币外汇牌价,下同。2026年数据截止至2026年9月1日。

到了2023年,上市公司市值排名有一些新变化,宁德时代开始进入市值前十,这是一种微小的变化,排在前方的主要还是茅台、银行和中石油。到2026年9月,上市公司结构和市值排序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长鑫科技市值排第一,这是一家硬科技的上市公司,市值约3.6万亿元人民币,比腾讯市值略大一些。

这时市值排名前十的上市公司,如果考虑境外上市的情况,科技型公司主要有长鑫科技、腾讯、阿里巴巴和宁德时代,工业富联、寒武纪、中际旭创这些与AI相关的上市公司也排在前二十位。客观讲,在中国市值要超过四大行和中石油是比较难的,它们的市值大都在2万亿左右,有的则达到2.5万亿。从目前看,一上市就能超过3万亿市值的上市公司,目前看大概只有长鑫科技和即将上市的长江存储。

刚才有同学问,未来科技股还有没有投资前途?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妨看一看美国资本市场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分析其历史演变和结构化特征,大概就知道,科技股一定是未来最重要的投资标的。就基本趋势而言,科技类上市公司的市值占比会越来越大,在市场上也越来越重要,大市值公司会成为投资者关注的主要标的资产,小市值公司相当多的会渐渐衰微。

作出这一判断的理由主要有:第一,无论是公募、私募还是宽基ETF,投资的标的大都是科技类大市值的公司,游资炒作的时代慢慢会结束,虽然现在还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影子,也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未来的趋势是明显的;第二,ETF将成了市场资金池的主要来源,所谓“国家队”资金也是投资关注大市值特别是大市值科技股的ETF,比如科创50、沪深300,这些都是ETF的投资的大市值公司;第三,量化交易。量化关注流动性,30亿、50亿的小盘股,量化进去容易,怎么出来?量化关注流动性,就是每天的交易量、可流通的股份和可预期性。

2026年7月27日长鑫科技上市,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意味着科技股时代的启幕。这一历史时刻的价值,如同2024年9月24日三部门新闻发布会一样重要。两年前的那场发布会彻底改变了中国资本市场运行的底层逻辑,试图重塑中国资本市场生态链。

长鑫科技的上市,重要意义在于重塑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资产结构和运行逻辑。也许到2027年9月,中国资本市场市值前十的上市公司中还会增加长江存储。如果把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算进来,中国上市公司市值前十位将可能有五家高科技公司,茅台或许会慢慢退出前十的位置。这是因为时代变了,中国消费市场变了,白酒消费人群正在缩减,年轻一代喝白酒的比例越来越低。所以,有理由相信,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在前十家中占到一半的时代,也许两三年内就会到来。

这一趋势从美国上市公司结构变化中看得更清楚。2007年的美股,排在前面的是传统能源公司,有通用电气,也有微软、谷歌,但都排在相对靠后。过了十年,到了2017年,排序就完全不一样了,苹果、谷歌、微软排前三位,原来那些传统产业都退到十名以外。到2026年,在前十名市值公司传统产业连影子都看不到了,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未来的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结构也会发生类似的变化。

表3显示,前十名中哪里还有传统产业?特斯拉虽然看起来是汽车行业,但它带有浓厚的科技属性。马斯克说,特斯拉就是高科技,跟传统工业没有关系,排在10名后的还有美光、海力士等等。英伟达、美光科技、海力士对中国资本市场影响很大。通常中国市场怎么走,得先看看这几个公司的股价变化。

表3美国上市公司市值前20强:2007-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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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图2是标普500前十大市值公司构成的变化图。信息技术类公司2007年只有1家,2017年2家,到2026年前十位已经占到一半了。“七姐妹”市值占标普500的比重在不断提高,到今天接近30%了。美国市场从1950年代以来发生了深刻变化。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大概率也会沿着这种趋势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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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标普500前十大市值公司构成变化(2007-2026)

数据来源:Wind。

2.估值逻辑的变化

AI革命将对资本市场的估值逻辑产生重要影响,似乎正在从“确定性溢价”转向“成长性溢价”和期权式估值。从传统的PE估值走向PEG和期权式估值。美国市场估值逻辑的分化对中国市场有示范效应和研究价值。

估值逻辑的变化,对资本市场发展起了重要的基础作用。估值逻辑与资产的科技属性密切相关。表4展示了产业估值的分化。电子行业盈利增速33%、银行5%;电子行业PE是52倍,银行业PE大约6倍。电子行业的PEG大概在1.6,按传统标准价格确实已经有点高,但市场仍然偏好它,这就是成长性溢价的作用,同时,还有对未来综合影响的期权估值。所以,判断股票价值是否有泡沫,要看盈利增速以及综合影响能否与之匹配,而不局限在PE本身的高低,增长预期很重要。

表4估值分化示例:电子行业与银行业对比(2025年末)

增速

PE

PEG

含义

电子

33%(高成长)

52倍

1.6

估值相对成长偏贵

银行

5%(低成长)

6倍

1.2

估值相对成长也偏贵,但低于电子

数据来源:Wind,作者测算。

我曾经花了一段时间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的估值理论。2023年,我与几位合作写了一本有关中国资本市场估值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我们重点研究了中国文化、法律和经济制度对资产估值有没有重要影响?现代估值理论或模型在中国市场上有多大的适用性?在中国,有没有影响资产结构的新变量?如果有,那是什么?文化?法律?还是经济制度?

在中国上市公司中,从市值角度看,至少有一半是央企控股和国有控股的,背后的控股股东都是央国企。在这种大股东背景下,市场估值有什么影响?它与美国市场的估值变量有什么不同?在美国市场中,企业估值的既定前提是完全独立的市场主体,不认为企业背后的控股股东、所有制性质会对估值产生重要影响。央国企控股的上市公司,是不是现代估值理论中所内涵的?是不是完全独立的市场主体?央国企控股的上市公司一定具有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对企业估值会产生何种影响?是估值偏高、还是估值相对低?

相应的数据告诉我们,在同行业的上市公司中,央国企控股的上市公司财务风险和信用风险相对偏低,估值也相对低。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市场是否低估了央国企控股上市公司的价值?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就意味着有更大的因素在损害央国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价值。对此,要进行系统分析和分类研究。

比如债券,不同股东背景的上市公司发行债券时有不同的信用背书。信用好,发行利率就低,利率是信用的函数。但如果是权益类市场,股票价格和信用有多大关系?当然有关系,但股票价值更多地与企业创新能力、市场化机制等因子关强度更高。文化、法律、经济制度、创新能力、市场机制等因子是研究中国估值理论体系所必须综合考虑的。

所以,这部著作不敢称“中国估值理论体系”,书名用的是《中国估值理论的元素分析》,重点研究现代估值理论中所没有考虑的元素,而且,这些元素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对企业估值有重要影响。在“中特估”理论研究之后的两、三年中,央国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估值起来了,包括几大银行和中移动等的估值都起来了。

3.对交易机制的深度影响

交易机制是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关注的问题。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不在交易机制上,虽然可以做一些适当的改革,但重点不能放在这里。有人甚至搞了一个把100股拆成10股的所谓“碎股交易”。也有人甚至把中国资本市场的希望寄托在T+0上,好像实现了T+0就能救中国股市,中小投资者就能盈利,这是违背逻辑的臆想。中国资本市场的出路,在资金端、资产端以及制度端的改革,资金池和资产池最重要,制度端改革的核心是完善法治。

AI的核心资产是一个三元结构,即算力基础设施、算法与模型、数据资产。对AI企业的估值,DCF面临的挑战是参数的预测和风险的识别,要有多维度估值框架:核心资产质量、技术到商业转化的能力、资本效率、技术迭代带来的新增风险。

制度供给也会对AI时代的资本市场产生影响,主要是减持规则、公司治理、并购重组以及IPO规则的优化。表5展现的是AI时代IPO制度优化的重点方向与标志性进展,包括并购六条、创业板相关标准的优化、科创板第五套标准的AI企业适用指引等。

表5 AI时代IPO制度优化的重点方向与标志性进展(2024-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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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沪深交易所公开文件。

先说公司治理。重点是一股独大和股权分散的有效性比较。有人说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这是事实。一股独大和股权高度分散化的上市公司,哪一种公司治理更恰当?

比如长鑫科技上市时就没有一个绝对控股的大股东,因为经过了十多年多轮的市场化融资后,早期大股东的股权已被多次稀释了。经过这么多轮市场化融资后,不可能存在一个绝对控股的大股东。如果上市后,还有一个绝对控股的大股东,那恰恰说明这个企业的市场化过程并不充分。这样的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在对上市公司法定义务和责任的认知上,是有先天缺陷的。

同样,从天使轮到IPO前的漫长的市场化融资过程或许需要八年、十年,这对企业的成长和股权结构的形成,对企业未来可以有效地承担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和责任的认知,是有培育价值的。股权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大体可以说明融资的市场化并不充分,大概率这可能是相对传统的产业或垄断性企业。

再说并购机制和控制权市场的作用。我们过去一直对控制权市场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不了解并购的市场价值,有意无意地把并购与造假、内幕交易联系在一起。“并购六条”出台后认识有很大提高,但潜意识中对并购仍然控制得很严。

实际上,上市公司的成长,仅靠自身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并购完成上下游、内外部资源的整合,这是世界各国大企业成长的共同道路,我们过去对此理解不够。制度上,IPO规则也在优化,从原来的盈利标准,转向未来核心资产成长性标准。

从投资者结构的演变趋势看。个人投资者的持股市值比重在逐步下降,机构投资者的比重在逐步提高。以2008年为分界线,到现在机构持股市值已超过60%,个人投资者不足40%(见图3)。有人以账户数的多少来说明投资者结构,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判断一个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主要看持股市值比重及其变化。不能认为,中国个人投资者占99.7%就认定中国资本市场是个人投资者为主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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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1—2025年A股市场投资者持股结构演变

数据来源:Wind。计算方式:机构投资者年末持股市值除以A股流通市值。

关于量化交易。

这里有几张实证与计量的图表,主要想说明量化交易究竟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图4用了STR等指标的三个月移动平均,考察量化交易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图5考察2017年以来量化交易对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实证的结论是量化交易并未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给市场带来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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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量化交易成交占比及其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2016-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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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量化交易成交占比及其对市场波动的影响(2017-2025)

数据来源: CAMAR

有一个问题是人们议论最多的,即中小投资者收益劣势的主要原因或产生机制究竟是什么?是量化?还是T+1?或者融资融券?我的观点是个人投资者收益不高的原因,不是单一因素所能解释的,而是认知水平、投资能力、产品供给、交易规则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第一是认知水平。如何理解这个市场,如何理解你所投资的上市公司,这非常重要。投资者收益与认知有密切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或者说收益是认知的函数。

第二是投资能力。主要是判断力和决断力以及止盈止损的能力。

第三是资产结构及类型。过去ETF的产品很少,现在有1000多种不同产品,扩大投资者资产标的和可选择的资产空间,对投资者结构的改善和中小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有重要影响。中小投资者与机构、量化相比,收益确实要劣势一点,原因有认知、投资能力和可选择配置的组合资产较少都有密切关系。

量化交易本质上是中性的,它是一种AI时代的交易技术。在AI时代,怎么可能不利用信息优势呢?怎么可能不用模型和算法呢?怎么可能不用大模型去复读企业的历史表现、不比较同类企业股价的表现呢?量化引入了多因子变量,通过模型快速计算,大致就知道交易的策略。

我不认为量化交易破坏了市场生态。但是,要对其加强监管,特别是要消除一些不公平的规则。我在有关部门组织的座谈会上曾建议:第一,量化机构在交易所的直连系统必须取消,虽然在信息化时代,快0.01秒有多大作用令人怀疑,但从制度设计上看,要给人以不公平的感觉。交易所后来把这个直连系统拔掉了,这是正确的。第二,融券交易。量化机构可以做融券交易,1000万资金的个人投资者都难以进行融券交易,50万个人投资者更不可能进行融券交易,如果只能几百亿的大资金可以融券,这就是不公平的制度设计。所以,原则上,融券交易可以取消。

我对量化的认知是,量化交易是中性的,但要给它类似于“红绿灯”式的监管规则。就像马车时代的汽车,赶马车的人抱怨汽车太快、抢了生意,但正确的办法是让坐马车的人逐步去坐汽车,而不是消灭汽车或者限制汽车的速度不能超过马车。

ETF对一些个人投资者而言就是“坐汽车”。汽车多了,就要有红绿灯。马车时代可以没有红绿灯,但汽车时代必须要有,这是汽车时代控制交通风险的重要制度设计。在汽车和马车并行的时代,规则首先是对汽车设计的,但马车也得适应这些规则,否则交通就会混乱无序。

我把结论再强调一下。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的亏损不是因为量化的缘故,认知水平可能是第一位的,投资能力在第二,可选择的资产类型少可能排第三。退一步讲,即使把量化取消了,该亏损的还在亏损,盈亏状况不会有本质的变化。游资时代抱怨游资,现在抱怨量化,最重要的还是提升自身对市场的认知水平和投资能力。换一种投资方式,可能是出路。思路一变,投资者结构就会发生变化,盈利也会变化。

有人说,如果把T+1变成T+0,散户就能挣钱,这是一种臆想。如果T+0能解决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早就可以改成T+0了。

T+0有两个问题:一是市场总交易成本会提高。T+0制度下,交易量会明显放大,印花税和券商佣金快速增加。T+0交易量肯定会明显高于T+1,多出部分所增加的印花税和佣金就是资本市场资金的净流出,这是T+0新增的交易成本,印花税不会回流到市场,佣金变成了券商的股东所得、高管奖金,大体上也不会回到市场。

二是犯错误的频率会大幅增加。T+1规则下一天最多犯一次错误,T+0之下一天可能犯很多次错误,千万不要假定,T+0后投资者就会变得更聪明一些,是T+1还是T+0,不会改变人的认知。也有人说,T+0规则下当天就能改正错误,但改正以后,可能马上又开始犯第二次错误。制度设计要给投资者留下一个理性思考的空间。在交易制度理论上,要重视保护弱势群体,让他们尽可能少犯错误。这是我的基本观点。是从投资者结构和交易成本的角度得出的结论。

市场规则内的融资交易是可行的,融券交易则不公平。2015年的股市危机,1:10的场外配资,是市场爆发危机的重要原因。现在的融资在场内进行,按照资产的折扣系数配资,是有系数约束的,且是逆周期变化的。现在对50万以下的账户是不能进行场内融资的,这属于投资者适当性保护制度。总体上看,这类制度安排的出发点是适当的。

资金端改革的重要目的,是要形成长期资本供给。过去两年,市场流动性得到改善,现在一天成交量两万亿元是正常情况,低于两万亿元,则被认为是缩量。过去超过1万亿元的成交量就是天量了。这与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关系,与流动性改善更有关系,因为大资金已经来了,包括社保、商业保险、养老金以及宽基ETF。

4.市场风险与监管

与大工业时代的市场相比,AI时代风险的来源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工业时代的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与周期风险;AI时代主要是技术迭代与估值变化。大工业时代的风险表现为周期性波动和高杠杆特征;AI时代表现为预期驱动的波动、高集中度风险与同频共振风险,市场风险有了结构性调整。

AI时代还有一个市场风险同叠共振效应的扩大。韩国市场现在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重要影响。美韩日市场波动对中国市场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下跌的时候对中国市场影响很大,上涨的时候影响相对小,市场波动的国际溢出效应不对称。要进一步研究AI时代市场风险的国际传递及其不对称性的原因,制订与AI时代市场风险相适应的政策工具体系,以防范潜在的巨大市场波动。

AI时代不会改变资本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但会重新定义这些规律发挥作用的方式。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仍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

中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功能必须转型,从融资市走向投资市,从为融资提供便利转向优化财富管理和市场投资功能。其次是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估值方法、发行制度、并购重组等全链条制度要优化。三是生态链的重塑。实现从四边形到五边形的转型,我在《中国资本市场:重塑生态链》这本书中专门阐释了这些内容。

迈向AI时代的中国资本市场,有三重目标:第一重目标是基础目标。希望到“十五五”结束的时候,这个市场没有欺诈上市、没有虚假信息披露、没有财务造假,也就是没有“雷”;第二重目标就是实现市场功能的转型。从原来的融资市场转变成财富管理和投资的市场;第三重目标,也就是愿景目标。把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成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就是我们的愿景目标。

AI时代的中国资本市场,要成为推动科技创新的发动机、居民财富管理的资产池,资本市场承载着金融强国的历史使命,不能只为融资者提供便利,要为社会创造一个财富增长的投资市场。只有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重塑资本市场的生态链,中国资本市场才能完成从融资市场向投资市场的根本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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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读者阅读,部分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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