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8月,爱丁堡。一个六十五岁的胖男人躺在自己设计的房子里,等死。
詹姆斯·鲍斯韦尔赶来了。他“太晚去教堂”,干脆拐到休谟家,想看看这个全苏格兰最著名的异端在死神面前是什么脸色。他看到的场景让他失望,因为休谟“平静,甚至愉快……以心灵的安宁谈论着不同的事情”。鲍斯韦尔不甘心,把话题问向来世。休谟说,想到自己死后不存在了,他并不比想到自己出生之前不存在更不安。另一个医生在给亚当·斯密的信里写道:“他以这样幸福的、心平气和的方式死去,没有什么能超过它。”
一个被两所大学拒之门外的人,一个一辈子没拿到教授职位的人,终于在8月25日死在爱丁堡的家里,死得像一个自己哲学的第一人称实验品。休谟研究了一辈子人怎么活,最后交出的答卷是:体面,就是不必向任何体制乞讨意义;自由,就是连死亡也无法让你表演慌张。
四天后,休谟的葬礼在大雨中举行,大批人聚集在圣·大卫街看着他的棺木被抬出。人们无意中听见有人说道:“啊,他是个无神论者。”一个同伴则回答道:“不要紧,他是个诚实的人。”
大卫·休谟,1711年4月26日生于爱丁堡一个不算阔绰的苏格兰小贵族家庭,社会关系良好但并不富裕。休谟的父亲在休谟刚满两岁时便去世了,留下他和他的哥哥姐姐
由我们的母亲照管,她是一位德性非凡的女性,虽然年轻貌美,却全身心投入抚养和教育她的子女。
休谟的童年在位于边境低地的家族适中庄园奈因威尔斯(Ninewells)度过。1722年,不到十二岁的休谟随同自己的哥哥一起进入爱丁堡大学-当时苏格兰最好的大学之一。
在这里,他学习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广泛阅读历史与文学、古代与现代哲学,并学习了一些数学和自然哲学——即我们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十五岁离开。休谟没有毕业。那个年代,一个非长子的苏格兰年轻人面前摆着两条路:去做家庭教师,或者去当商人的职员。他选了第三条:读书,然后写书,靠一本书的收入活着,或者活不下去。
作为次子,休谟所继承的遗产微薄,于是休谟在法国拉弗莱舍隐居了三年,住在耶稣会士的大图书馆旁边,这是安茹一个宁静的村庄,以耶稣会学院闻名,笛卡尔和马勒伯朗士曾在一个世纪前于此求学。在这里,休谟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以应付我那有限的财产,以此确保我的独立自主性,并且不用考虑任何除了增进我的文学天分以外的事物”。二十六岁,休谟写完了《人性论》。
出版的时候,用休谟自己的话说,“媒体对这本书的反应是一片死寂”。他后来承认,那是他一生中最沉重的打击。不过打击本身并不新鲜,对于一个不在体制内的人来说,打击是默认设置,回应才是例外。
休谟对教授这个物种的评价,早在《人性论》出版之前就已经定型了。 1735年,他告诉朋友杰米·伯奇:“你根本不能从教授身上学到任何东西,那些东西在书里都有了。”这句话经常被当成一句刻薄的风凉话。放在休谟的处境里看,它更像一份方法论声明:知识不经过讲台的授权,也可以成立;一个不拿薪水的人,也可以在图书馆里把问题想得比拿薪水的人更深。
1745年,休谟申请爱丁堡大学的伦理学与精神哲学教席。爱丁堡的牧师们向市议会请愿,说他是个无神论者,不能让他碰年轻人。教席给了别人。1751年,亚当·斯密从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席调任道德哲学教席,空出了一个位置。休谟又试了一次。格拉斯哥大学拒绝了。斯密在信里承认,他乐意看到休谟成为同事,然而他担心“公众并不会同意”。一个写出了那个时代最深刻的道德哲学著作的人,被“公众意见”挡在了道德哲学教室的门外。这大概是启蒙运动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那些讲授道德的人,需要一个在道德上足够安全的人来讲授。
此后,休谟从未担任过学术职位。
休谟没有抗议,也没有转行。 他去做了一份年薪微薄的工作:律师公会图书馆管理员。薪水少得可怜,可图书馆大得足够。他在那里开始写《英国史》。第一卷出版后,卖得也不好。他说自己“很快就从这样的挫折里站了起来”。站起来的意思不是心态好,是继续写。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写到最后一卷的时候,他已经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了。
一个被体制反复标记为“不合适”的人,最终用体制外的写作,重新定义了“合适”的标准。休谟的《英国史》成了那个时代的畅销书,他的《政治论丛》让他成为欧洲讨论商业与自由时绕不开的名字。伏尔泰认识他,狄德罗认识他,孟德斯鸠认识他。休谟后来去巴黎担任赫特福德勋爵大使馆的秘书,走进任何一个沙龙,人们都知道这个胖胖的苏格兰人是谁。体制曾经拒绝了他,值得欣慰的是,欧洲的读者收留了他。 这大概是非体制学者唯一的安慰:你的同行评议不在委员会手里,在漫长的阅读史里。
必须承认,休谟真正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地方,不在于他“逆袭”了。而在于恰恰因为休谟在体制外,他才能把“人如何活得体面且自由”当成一个问题来研究,而不是当成一个前提来接受。
体制内的学者,无论是神学院的教授还是法学院的讲席,他们的体面和自由,很大程度上是由职位、薪俸和教会的容忍度来定义的。他们可以在课堂上讨论自由,但下了课,他们回到一个由赞助人、审查官和宗教誓言构成的世界里。休谟没有那个世界。他没有教职可以失去,没有教区可以得罪,没有学生的家长需要安抚。他住在爱丁堡自己设计的房子里,靠版税、年金和偶尔的秘书薪水过日子,收入不稳定,问题是休谟的判断稳定。他的“边缘感”不是一种姿态,是一种结构性的位置,原因在于他没有一个需要维护的体制身份,所以他的思考不需要先向任何权威鞠躬。
在这个位置上,休谟问的问题也就和别人不一样。
休谟不问“人应当如何服从上帝”,他问的是:人的激情是从哪里来的,正义是怎么在资源稀缺和欲望扩张之间被发明出来的。休谟的回答是:“理性是,并且只应当是激情的奴隶。”这句话在课堂里听起来像一句挑衅。放在一个非体制学者的生涯里,它是一个诚实的自我诊断,也就是说,驱动人行动的,从来不是抽象的正确,而是对舒适、体面、被看得起的渴望。一个一辈子靠写作和零散职位活着的人,比任何教授都清楚这一点。
休谟也不问“商业是否败坏美德”。他问的是:商业能不能让人不那么粗野,不那么依附,不那么容易被一个主人呼来喝去。 在《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道德、政治与文学论说集)里,休谟写道:“艺术上的进步,对自由更为有利,并且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去保存,如果不是去产生,一个自由的政府。”商业让农民不再像奴隶一样依附于土地,让“中间站”的人,那些既不赤贫也不显赫的大多数有了闲暇去考虑自己的幸福。奢侈在道德家嘴里是一个贬义词,在休谟那里,它是一连串具体的改善:更好的衣服,更暖的房子,更多不必看人脸色的时刻。因为体面不是贵族的特权,是商业社会一点一点从稀缺和依附中抠出来的日常空间。
休谟对“自由”的理解,也因此没有那种英雄主义的悲壮。 他不认为自由是一个民族在断头台上喊出来的东西。自由是一件更小、更慢、更私人化的事情:是你可以靠自己的劳动和交换活下去,而不必把自己的判断权交给一个你并不尊敬的人。是你可以写一本书,出版了,没人读,然后继续写下一本。是你可以在一个所有人都期待你害怕死亡的时候,平静地说,我不觉得死是一件需要特别慌张的事情。
休谟的一生,大概就是这句话的注脚。 他没有结婚,没有大学,没有固定的教会,没有政党。他有的是一张书桌,一叠纸,和在爱丁堡那栋房子客厅里聚起来的一圈朋友: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还有那些愿意和一个“异端”来往的苏格兰文人。斯密后来在休谟死后说,他是“一位高才大德之士,一个近乎完美的人格典范”,“这也许是人类脆弱而不完美的本性所能臻至的顶峰”。一个被两所大学判定为不适合教导青年的人,被他最亲密的朋友、一位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称为人性所能达到的顶点。
这不是一个逆袭故事。休谟从来没有“赢”过体制。他赢的是另一件事:他证明了一个人不靠体制的许可,也可以活得体面,也可以死得自由。 他用自己的一生,把他研究了一辈子的那个问题,写成了答案。
答案不在《人性论》里。答案在爱丁堡那栋房子的地址里,在鲍斯韦尔推开门时看到的那张平静的脸上,在一句被反复引用却很少被真正听懂的话里:
你根本不能从教授身上学到任何东西,那些东西在书里都有了。书里也没有的东西,你自己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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