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江苏涟水县高沟镇,7岁的刘连勋在深夜被几名伪军从外祖父家中强行拖走。那时的淮海平原,日军据点像钉子一样扎在乡镇要道,附近村庄稍有风吹草动,便可能遭遇搜捕和抢掠。
刘连勋的父亲早在1937年就离家参加抗战,担任军医。日军占领高沟镇后,母亲带着他和妹妹暂住外祖父家。老人以为镇上有日伪军驻守,反倒比乡下安全。这个判断,后来被残酷地证明是错的。
夜深时,院门突然被撞开。几名陌生人闯进屋内,其中三人直奔东厢房,把熟睡中的刘连勋从床上拽了起来。外祖母急忙解释:“这是我的外孙,孩子只是来住几天。”
为首的人根本不听,抬手便说:“就是来找他的,带走!”
老人死死抱住孩子。枪声在屋里炸响,她当场吓倒。刘连勋连衣服都没穿整齐,只被人裹进一床棉被,像搬运物件一样拖出了家门。
这种抢孩子、逼家属拿钱的勾当,在当地被叫作“抬财神”。孩子被掳走后,便成了伪军手里的筹码。所谓“财神”,并不是孩子有什么特殊身份,而是他们把一个活生生的性命当成了索财工具。
三天后,外祖父收到匿名信,对方索要1000块大洋。信中还故意写道,孩子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再不交钱就活不成了。这个数目,对一个普通自耕农家庭来说,几乎等于无法填补的深坑。
刘家过去开过医馆,日子尚能维持。父亲参军后,家中收入断绝,母亲和外祖父只能勉强过活。为了救孩子,母亲四处借钱,外祖父也托人到日军宪兵队和侦缉机构打听,却始终查不到刘连勋的下落。
原因很简单。伪军并没有把他交给正式关押机构,这是一伙人私下进行的敲诈。他们既不登记,也不承认,只把孩子藏在民居和杂物堆里,借此躲避查问。
刘连勋后来回忆,自己被关押期间,最初睡在一张床上,不能随意说话,大小便也被严格限制。稍有动静,便遭到打骂。过了一周,他又被转移到堆放山芋叶和糠料的囤子里,房门从早到晚都锁着。
吃的东西也极其简陋。早晚是苜蓿叶煮的汤,中午吃炒苜蓿,偶尔才有一碗稀薄的玉米面粥。7岁的孩子饿到连碗底都要舔干净,却仍不敢多问一句。
十天后,他被换到另一处房屋,藏在床底,身下只铺着薄薄的干茅草。屋里阴暗潮湿,老鼠在四周乱窜。一个孩子被关在这样的地方,既没有人照看,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去向。
伪军还不断制造恐惧。有人送来疑似孩子耳朵的东西,威胁家属十天内交钱,否则就割掉刘连勋的鼻子。那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逼迫一个已经倾家荡产的家庭继续拿钱。
转机来得突然。一天夜里,一个伪军蒙住刘连勋的眼睛,把他扛到野外,告诉他:“听见你娘叫小名,就答应一声。”不久,黑暗中传来母亲颤抖的呼唤:“来子。”
孩子应了一声,扯下眼前布条,踉跄着扑进母亲怀里。为赎回他,外祖父卖掉田地,又借下高利贷,最终凑出200块大洋。赎金比最初索要的少,并不意味着伪军变得仁慈,只是他们已经拿到了能榨出的那部分钱。
回到家后,刘连勋脱下衣服,家人用扫帚轻轻一扫,地上便落下一层虱子。长期饥饿和折磨使他病倒,过了半个多月才勉强下床走路。母亲担心伪军再次下手,只得带他返回15里外的同兴集。
同兴集当时处在八路军领导的游击区。这里并非没有危险,但武装力量经常袭击日伪据点,使伪军不敢像在高沟镇那样肆意横行。刘连勋一家逃回后,再没有遭遇同样的掳掠。
据当地后来流传的情况,被掳走的孩子不止一个,能平安回家的却寥寥无几。由于这类私下绑票往往不留名册,许多孩子究竟被关在哪里、最后去了何处,很难留下完整记录。也正因为如此,刘连勋的幸存,才显得格外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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