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假期刚跑完乌兹别克斯坦,何必回来第一句话是「明年哪儿也不去」。累是真累,可没过多久,他又开始琢磨下一趟去哪儿。这种拧巴,大概很多人都熟。
何必和刘擎坐下来聊的,就是这件拧巴事:人为什么总想出去走走。答案不在风景里,在「我是谁」这件事本身变了。
刘擎借李猛对《鲁滨逊漂流记》的解读,把这条线索讲得很清楚。传统社会里,人生的剧本是给定的,你生在哪个共同体,自我就由那个稳定的、同质的共同体界定,人不必总追问「我是谁」。
现代人不一样。工作社群、兴趣社群,都是凭意愿结成的资源共同体,灵活,但不稳定。剧本没了,就得自己编。编剧本需要素材,而看别人怎么活,正是获取素材的方式。
再叠加好奇心,以及交通、支付能力的普及,旅行就从少数人的事变成了大众趋势。鲁滨逊反复离家又回归的轨迹,被读作现代人的缩影——出走和安顿,本来就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两人还比较了节奏。西班牙经济增速不快、GDP 增长有限,人们照样能在夜晚喝啤酒、唱歌、跳舞。刘擎把这种松弛归因于竞争更适度,而不是简单的贫富差距。
另一头是效率主义。中国「落后赶超」的紧迫感,叠加市场经济的效率逻辑,容易形成「不做有用的事就是浪费时间」的单一标准。看到他者的意义,是提供反思资源,不是判定谁更好。
文化差异也不是凭空长出来的。乌兹别克与新疆同处绿洲农业带,都吃洋葱、羊肉、面食与饺子,但当地的饺子 monty 蘸酸奶油,甚至有土豆馅,明显带苏联影响的痕迹;新疆则以拉条子、大盘鸡、辣皮子炒面见长。
刘擎由此谈到,民族概念同时是文化的与政治的。政治边界内的交流更通畅,边界外减弱,自然与人为因素叠加,才构成具体的文化形态。
标签之外还有内部丰富性。阿曼白天庄重严谨,夜晚有奔放的舞蹈表演;乌兹别克的司机起步狂野,却在路口和人行横道严格礼让行人。刻板印象是大脑省力的锚点,难以避免。
差别在于心态。浅游在开放心态下能冲击信息茧房,在封闭心态下反而加固成见。何必提到,十年前一位学过乌兹别克语的留学生写的游记,因系统梳理城市历史与在地细节,至今仍然好用。
便利也有代价。中国快递、外卖的高效,伴随对配送员的苛刻压力;美国服务业的退步,则与收入偏低、通胀、员工被忽视有关。两边都需要谦卑与相互学习。
刘擎把这层意思说得直白:便捷背后谁在付代价,谁在享受红利,永远要看得见背后的人。
旅行的深层价值,也在这里。启蒙不是找到唯一真理,而是出了洞穴又看到另一个洞穴,从而察觉自身规范的偶然性——这一切都不是天经地义的。
《革命之路》里的「巴黎」作为生活愿景,说明旅行能测试一个人愿意放弃多少确定性。没有家也就无所谓远行,四处漂泊的人,每一次漂泊只是漂泊,并不叫远行。
走的地方越多,越能反观自己的生活,越能体会差异,进而和周围的人产生接触和磨合。这大概就是出走之后,还能安顿下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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