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与冠状病毒的前世今生:读懂病毒“变身”,寻找防控新路径

流感为何年年卷土重来?冠状病毒为何不断出现新的变异株?面对这些熟悉却善变的“对手”,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研发该如何跟上病毒演化的速度?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是20世纪和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呼吸道病毒家族。它们导致了反复的季节性流行病、极其严重的全球大流行,造成了数十亿人的感染和千万人的死亡,给全球人类健康、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威胁。因此,开发高效和广谱的抗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药物和疫苗成为国家重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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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的赵旵军、王欣玲、姜世勃等人在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发表大型综述文章 “Influenza virus and coronavirus: evolution, epidemiology, antiviral drugs and vaccine development”。该综述系统比较了流感病毒与冠状病毒在演化机制、流行病学特征、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研发方面的异同和进展,并提出未来应建立面向多类呼吸道病毒的整合式、平台化防控体系。

01回望过去:两类病毒,跨越百年的交锋

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是20世纪和21世纪最重要的两类呼吸道病毒。

过去一个多世纪中,流感病毒多次引发全球大流行,包括1918年H1N1、1957年H2N2、1968年H3N2以及2009年H1N1大流行。与此同时,季节性流感仍持续造成沉重疾病负担。综述指出,全球流感每年可导致约300万至500万例重症病例,以及约29万至65万例呼吸道相关死亡。

冠状病毒则曾长期被视为普通感冒病原体的一部分。然而,进入21世纪后,SARS-CoV、MERS-CoV和SARS-CoV-2相继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冠状病毒家族的认识。尤其是新冠疫情,不仅造成全球重大健康危机,也深刻重塑了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研发格局。

这两类病毒的历史轨迹不同,却共同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下一次呼吸道病毒威胁出现之前,人类能否更早发现、更快响应、更有效防控?

综述通过系统梳理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的分类、宿主范围、进化关系及对人类的感染风险,为理解这两类病毒的“前世今生”提供了清晰框架。

02解读“变身”:是交换基因卡片,还是改写遗传说明书?

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都会演化,但它们“变身”的方式并不相同。

甲型流感病毒的基因组由8个独立片段组成,像一组可以重新组合的“基因卡片”。当不同流感病毒感染同一个宿主细胞时,这些片段可能发生重新配对,产生全新的病毒组合。这一过程被称为基因重配,也是流感病毒发生抗原转换、引发大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冠状病毒的基因组是一条较长的非分节RNA,更像一本连续的“遗传说明书”。它不能像流感病毒那样交换整段基因卡片,而主要通过点突变、重组、插入和缺失等方式不断改写内容。这些变化可能帮助病毒适应新宿主、增强传播能力,或逃避免疫系统识别。

因此,流感病毒的演化常常具有“突然洗牌”的特点,而冠状病毒则更像是在持续修改说明书的过程中逐步获得新能力。

综述强调,这些演化机制不仅决定了病毒如何产生新变异,也直接影响药物、疫苗和监测策略的设计。例如,流感疫苗需要根据全球监测数据定期更新,而新冠病毒的持续免疫逃逸也推动疫苗进入更频繁的更新周期。

03追踪传播:聚焦人与动物的交界地带

病毒的演化并不只发生在人群内部。动物宿主、生态环境和人类活动是理解病毒溢出风险的重要线索。

对流感病毒而言,野生水禽是甲型流感病毒的重要天然宿主。家禽、猪、牛等动物可能成为病毒从野生动物进入人类社会的“桥梁”。其中,猪因可同时感染禽源和人源流感病毒,被视为重要的“混合容器”,可能促进基因重配,形成具有潜在公共卫生风险的新病毒。

近年来,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持续受到关注。综述总结了H5N1、H5N6、H7N9、H9N2等禽流感病毒在人类中的散发感染记录 (图1),并指出虽然这些病毒目前尚未实现持续人传人,但其反复跨种传播提醒我们,动物源病毒风险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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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人类流感大流行与具有人类感染能力的动物源性禽流感病毒的出现历程

冠状病毒的生态图景同样复杂(图2)。蝙蝠被认为是多种α和β冠状病毒的重要储存宿主,果子狸、单峰骆驼等动物则曾在SARS和MERS传播过程中扮演中间宿主角色。对于SARS-CoV-2,其中间宿主仍虽未完全明确,但从现有证据看,其起源更符合自然界动物源溢出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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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类冠状病毒的动物起源、中间宿主、细胞受体以及致病性

这意味着,疫情预警不能只盯着医院和病例报告,也需要将监测前移到人与动物频繁接触的场景,例如农场、活禽市场、野生动物贸易链、畜牧养殖体系以及环境样本监测等。真正的早期预警,应当连接人类、动物与环境。

04面向未来:追求更广谱、更持久的防护手段

面对不断演化的病毒,药物和疫苗研发也在持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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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甲型流感病毒复制周期与抗流感药物作用靶点

在抗病毒药物方面,流感治疗已从早期M2离子通道抑制剂,发展到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聚合酶抑制剂以及新型入侵抑制剂等多类策略(图3)。冠状病毒药物研发则经历了从药物再利用到结构指导设计的快速转变,靶点包括病毒入侵、RNA复制、蛋白酶加工以及病毒释放等关键环节(图4)。然而,一个共同挑战始终存在: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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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SARS-CoV-2 复制周期与抗冠状病毒药物作用靶点

综述指出,流感M2抑制剂因广泛耐药而逐渐失去临床价值;奥司他韦等神经氨酸酶抑制剂也面临耐药突变挑战。类似地,针对新冠病毒主蛋白酶的药物也已观察到相关耐药突变风险。

因此,未来抗病毒药物研发除了关注单一靶点,还应关注三类方向:

1.宿主靶向疗法:瞄准病毒依赖但相对稳定的宿主因子,提高耐药屏障;

2.联合用药策略:将入侵、复制、释放等不同环节的药物组合使用;

3.多靶点抗病毒药物:同时干预病毒生命周期多个环节,降低病毒逃逸机会。

在疫苗方面,传统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病毒载体疫苗、mRNA疫苗和DNA疫苗等平台均已被用于流感或冠状病毒防控。新冠疫情期间,mRNA和病毒载体疫苗快速研发成功,证明了平台技术在应急响应中的巨大潜力。然而,疫苗保护的持久性和广谱性仍是关键难题。流感病毒抗原漂移导致疫苗需要持续更新;新冠病毒免疫逃逸变异株的出现,也使第一代疫苗和部分抗体药物面临效力下降的问题。

因此,研究人员正在探索更广谱、更持久的疫苗方案,例如针对流感病毒保守结构的通用流感疫苗,以及针对更广泛的冠状病毒亚群的下一代冠状病毒疫苗。

05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警”:建立平台化防控体系

这篇综述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虽然演化机制不同,却反复利用相似的生态机会进入人群,包括野生动物宿主、中间宿主、活体动物市场、集约化养殖系统以及全球旅行网络。换句话说,病毒变异本身不可避免,但人类的脆弱性可以通过科学准备而降低。

作者提出,未来公共卫生体系需要从“疫情暴发后的反应”转向“生态风险的提前识别”,建立整合式病毒早期预警系统。这一系统应结合:野生动物与家畜监测;高风险市场和农场环境监测;临床病例监测;废水和空气旅行相关监测;高通量功能实验;机器学习风险预测。这样的体系不仅要发现新病毒,更要判断哪些病毒真正具有跨种传播能力和引发大流行的潜力,从而在溢出事件发生前部署疫苗、药物和诊断工具。

结语读懂病毒过去,是为了更有准备地面对未来

流感病毒代表了20世纪的呼吸道病毒威胁,冠状病毒则深刻影响了21世纪初全球的公共卫生格局。未来,还可能有新的呼吸道病毒家族进入人类视野。这篇综述提醒我们:面对病毒,不只依靠针对单一病原体的临时应对,而应建设跨病毒家族、跨技术平台、跨监测体系的长期准备能力。病毒演化无法停止,但人类可以更早预警、更快研发、更稳健应对。这正是从流感与冠状病毒“前世今生”中获得的最大启示。

复旦大学研究生孙瑞卿、张婕、付飞宇,以及香港大学的 Jonathan Daniel Ip 博士参与了本综述的撰写工作。

本期编辑: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