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一则消息震动了整个法律界: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律所威嘉(Weil, Gotshal & Manges)宣布解散合伙关系,逐步停止运营。
这不是一家小所。威嘉拥有16个办公室、数百名律师,年收入超过20亿美元,是全球最赚钱的律所之一。它靠给大公司做破产咨询起家——雷曼兄弟、通用汽车都是它的客户。如今,轮到威嘉自己面对资不抵债的处境。
但这家老牌律所的崩塌并非毫无征兆。它只是过去几十年法律行业被彻底重塑的最新注脚。
所谓“大律所”(Big Law),指的是在数十个城市设有办公室、收入以十亿美元计的公司制律所群体。如今的大律所早已不是那个由德高望重的合伙人稳定经营、服务长期客户的组织。它们变得波动、头重脚轻、以交易为导向,成了一群与律所关系松散的专业人士的集合体。和它们越来越像的大型银行不同,大律所没有自己的资本——只有人力资本,而它们把人力当作临时、可替换的资源。直到某一天,整个体系轰然倒塌。
今天的大律所更像现代职业体育联盟:几家律所养着少数大牌明星,这些明星的忠诚不会超过下一份巨额合同;支撑他们的是大批刚入行的替补,甘愿拿联盟底薪。和职业体育一样,明星球员一走,整支球队的命运就可能急转直下。
美国精英律师界并非一直如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谓的“白鞋律所”是美国大公司和投资银行忠实的顾问。米爾班克以代表洛克菲勒家族闻名,达维律所几乎包办了摩根士丹利的所有交易。顶尖律所多达95%的客户名单年年保持不变。
自20世纪初起,大律所一直运行在“克拉瓦斯体系”之下。合伙人从不从外部挖角,一律内部晋升。新律师从“农场体系”起步,经历约七年的试用期,接受资深合伙人的指导,浸润在律所文化中,证明自己的能力。薪酬高度均等化:同一年入职的律师拿同样的钱,合伙人各自向律所投入权益,利润平均分配。
律所或许是大生意,但并不按公司的方式运作。日常运营和治理交给合伙人——那个年代职业体育里的“球员兼教练”。没有公关团队,没有中层官僚,没有“业务拓展”部门。合伙人的贵族义务感意味着,追求利润最大化被视为有点不体面、不太光彩。
1970年代之前,律师甚至对按小时收费感到不安:那岂不是把自己的劳动降格为可互换的商品,无视质量和经验?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显然这么认为。在1996年的一次毕业典礼演讲中,他哀叹计费小时的暴政,说如今“律所”和“数铅笔数量然后寄账单的办公用品供应商”之间已没有“多大区别”。
这种安排未必是最优竞争状态,也直白地把女性、白人少数族裔、有色人种排除在外——他们缺乏融入这个由常春藤名校白人男性毕业生主导的绅士圈子所需的“教养”。但如果你进了这扇门,这套安排有其好处:律师招聘缓慢,横向跳槽闻所未闻,合伙人和律师都有强烈的忠诚感;薪水高,但从不天文数字,因为律所不争抢外部的大客户。
这种四平八稳的现状,没能扛住接下来撼动整个行业乃至美国经济的变革。
1980年代,法律行业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自由球员”化进程。动荡和临时化从华尔街蔓延过来。随着那个狂热年代金融交易激增,大律所变得更加市场化、更加创业化——就像它们所代表的银行和收购公司。客户关系变得更短期,律所在逐笔交易的基础上相互竞争,争取被公司法务部门聘用。新入局者——那些拼劲十足的犹太律所,如世达和威嘉——靠成为并购和破产领域的专家挤进战场,而白人精英律所仍觉得这类业务太低级不愿碰。
为了消化潮水般的业务,律所大量招聘刚出法学院的新人。但合伙人不是把他们当作可能长期效力的宝贵员工,而是当作“零件”——可以有利可图地塞进不断扩大的雇佣金字塔底座。到1980年代末,过去每位合伙人手下带一两名律师的律所,如今每人带四个以上。薪水不错,工时却不客气:律师每周在办公室待70、80甚至90个小时。
不出所料,大多数律师待不长。到1990年代初,超过80%的律师在第五年之前就被淘汰,这个比例和职业橄榄球员的平均生涯长度差不多。律所用下一届法学院的“新秀”替换他们——顺带一提,这些新人比之前的白人男性更多元。就在大律所终于开始接纳女性和有色人种时,入门级工作却变得 precarious 得多。世达的顶尖并购合伙人吉姆·弗罗因德在全所大会上直言:“别让自己误以为你不可或缺。你可能会被怀念,但你可以被替换……水面连一丝涟漪都不会有。”
19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也蔓延到律所对待传统权益合伙人的方式上。首先,律所不再平均分配合伙人薪酬,而是按带来的收入奖励——“吃多少打多少”模式。接着,律所创造了一个新的层级:非权益合伙人。他们既不向律所投入权益,也不分利润,更无权参与决策,本质上就是头衔好听、薪水略高的律师。到2025年,全美非权益合伙人数量已超过权益合伙人总数。平等——任何专业合伙关系的根基——被抛弃了。
此外,合伙人开始把律所治理和业务流程外包给一批非律师管理者。1980年,世达成为纽约第一家聘请拥有MBA和注册会计师资格、但没有法学博士学位的人担任董事总经理的律所。他收紧了工时管理,确保律师接近“100%利用率”——这个数字基于一个不请病假、不休假、不吃午饭的假想律师。此后十年,几乎所有大律所都效仿。到1991年,美国律师协会的一项研究发现,律所管理已不再像“开明的企业高管或专业人士”,而“更像工业革命早期的工厂管理者”。
我对这个故事有切身体会。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全球律所的“媒体关系”部门。我只是几十名非律师支持人员之一,被隔离在曼哈顿中城一栋写字楼另一层的格子间里。如果我们所里有什么绅士做派,我们肯定看不见。
撼动大律所的最大变化,与律师或行政人员无关,而是横向招聘的兴起——一个自由球员市场,明星大牌带着客户名单在各队之间辗转,追逐最高的报酬。
到2000年代,律所已成为另一种企业,执着于增长,对人才持雇佣兵态度。想从零建立破产业务?从另一家律所挖来整个团队——20多名合伙人——然后看着那家经营了150年的对手迅速关门。想海外扩张?与外国律所合并,接收其律师和客户。想充实资产负债表?创建一个名义上独立的“管理服务组织”,借此接受私募股权支持者的资金。
在争夺收入的高风险战斗中,律所如今为挖来大牌横向人才付出令人瞠目的价码。2000万美元的年薪已几乎司空见惯。“规则都被扔出窗外了,”法律猎头娜奥米·卡普兰如此形容大牌合伙人的市场。仅2026年一年,就有创纪录的1500多名合伙人在顶尖律所之间流动,比五年前增加了近60%。少数高薪重炮手凌驾于大批实用型球员之上,宝维斯、瑞生这样的律所和你最喜欢的棒球队一样明星驱动。道奇队让一让:克拉瓦斯来了。
自由球员市场也有另一面。失去最大牌球员的律所会怎样?他们带走客户——往往还有很大比例的收入。其他合伙人担心,如果不在雪球滚大之前脱身,自己的权益可能不保。仅仅几位关键合伙人离开,律所就可能迅速进入终局衰退。“这些律所就是人,”一位资深律师最近对《金融时报》说,“没有硬资产,没有其他零件,没有知识产权。它们可以相当脆弱。”
威嘉发生的正是这一幕。下滑的螺旋像一场银行挤兑——或者,如果你愿意,像佛罗里达马林鱼队在1997年世界大赛夺冠后立刻卖掉所有主力。在律所艰难敲定领导团队之际,合伙人纷纷看向出口。今年夏天,私募股权专家克里斯托弗·马切拉和布莱恩·帕内斯转投其他律所。接着威嘉失去了它的 cleanup hitter:迈克尔·艾洛和他的并购合伙人团队离开,带走了每年1亿至1.5亿美元的计费收入。
威嘉的瓦解提醒我们,和社会中许多事物一样,大律所日益按照那套塑造美国生活各个角落——从华尔街到职业体育——的无情逻辑运转。上世纪将员工与雇主绑在一起的相互忠诚已经蒸发。即便是收入最高、资历最硬的人,也发现自己如履薄冰,老板们对待他们更像可替换的农奴,而非团队中受重视的成员。
人工智能无疑会加深他们的不稳定性。但它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它到来之前,已有半个世纪将工作贬值、以短期利润为先的历史。在自由球员时代,我们所有人——从职业运动员到顶尖律师——都越来越拼命,只为留在这场游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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