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新四军第四支队与第三支队在一次会议期间汇合,代表们被分住在不同宿舍。一个来自湖北黄安的口音,让戴克林停下了手里的事情。多年以后,他又听见了熟悉的乡音,却没想到,房间里坐着的竟是失散多年的堂弟。
“你是不是叫道奎?”
“你是道驹哥?”
两句话说完,兄弟二人仔细端详着对方。岁月改变了面容,战争也磨去了少年人的稚气,可那种来自故乡的语调,仍然把彼此从人群中辨认出来。
他们原本有三个人。
1913年,湖北黄安出生了戴道驹。两年后,堂弟戴道奎和表弟程启文也相继出生。那个年代,黄安一带社会动荡,普通家庭很难保全。三名孩子很早就失去了亲人,只能彼此照应,在艰难环境中长大。
不是同胞兄弟,感情却早已超过普通亲戚。三人一起生活,一起挨饿,也一起见过乡亲受压迫的情形。对于他们来说,参军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摆脱苦难、改变命运的一条道路。
1929年,戴道奎先参加了红军。程启文听说后,也急着报名。可他年纪小、身材单薄,起初并不容易被接收。为了入伍,他四处托人说情,终于进了队伍,却没来得及把消息告诉戴道驹。
戴道驹得知两个弟弟都走了,心里十分着急。几天后,在亲友帮助下,他也加入了红军。三兄弟很快在红四方面军相遇,那一刻,他们终于有机会并肩扛枪。
军营生活没有给他们太多团聚时间。战斗来得急,行军也没有规律,三人虽然同在一支部队,却各有任务。遇到作战,他们互相照应;部队转移时,又必须服从命令。
一次突围中,部队遭到包围,只能分散行动。三兄弟朝不同方向突围,从此失去联系。没有告别,也没有留下可供寻找的线索。对他们而言,谁也不知道下一次见面会在何时、何地。
分开之后,三个人走上了各自的战斗道路。戴道驹改名为戴克林,戴道奎改名为戴克明。两个名字中恰好都有一个“克”字,后来成为兄弟关系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战争使他们迅速成长。少年时期的稚嫩,被行军、战斗和长期艰苦生活一点点磨掉。遗憾的是,部队分散、战事频繁,三人始终没有得到程启文的消息,也无法确认他是否还在原来的部队。
1939年那次会议,戴克林与戴克明终于重逢。两人先从乡音谈起,又问起籍贯、家人和旧日生活。问题越问越细,记忆也逐渐清晰。确认身份后,他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能紧紧握住对方的手。
当晚,兄弟俩谈了很久。十年间,他们分别经历了什么,曾在哪些地方作战,身边的战友又有多少变化,都成了谈话内容。天快亮时,他们仍要返回各自部队,短暂相聚便再次分开。
这一别,又是多年。
新中国成立后,三兄弟都留在军队工作。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戴克林、戴克明和程启文同时被授予大校军衔。1959年,三人在南京参加军事会议,终于再次见面。
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当年穿着旧军装的年轻战士,而是已经在军队中承担重要工作的干部。交谈中,戴氏兄弟才知道,程启文当年也参加了新四军,只是长期分属不同部队,始终没有碰上。
三个人重新坐在一起,谈起少年时的生活,也谈起突围后各自走过的路。失散三十年,身份、职务和容貌都发生了变化,血缘与共同经历却没有被时间冲淡。
1961年,程启文晋升为少将。1964年,戴克林和戴克明也晋升为少将。三兄弟早年一起参加红军,后来在战火中失散,又在军队中先后成为将军,这样的经历确实少见。
戴克林晚年生活俭朴,保留着战争年代形成的习惯。退休后,他常穿旧汗衫,衣服破了也舍不得丢。一次住院时,医生建议他接受肺叶切除手术,费用单送到手里后,他却对其中一些项目提出异议。
“能报销,也不能乱花。”
家人反复劝说,他仍坚持删去自认为不必要的项目。手术完成出院时,原本一千元左右的费用降到了七百元。对这位从战火中走出的将军来说,节省的从来不只是钱,还有对公共物资和军人本色的长期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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