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山东武城县一处日军据点,仓库的铁门被缓缓打开,加藤周二站在人群后面,看见里面横七竖八堆着30多具中国人的遗体。这一幕后来被他写进罪供状,成为自己无法回避的证据。
加藤周二原名加藤宽二,当时担任日军坂田混成中队伍长。那天傍晚,武城县城突然传来枪声。坂田中队长带着50名日军赶往西门,县警备队也慌忙开枪。
枪声很密。
但真正进入城内的八路军,并没有从西门发起强攻,而是沿东门斜坡迅速突入。县警备队的机枪打得杂乱,日军士兵则躲进炮楼。坂田不断下令射击,真正敢于探出身子还击的人却不多。
两个多小时后,城内火光渐起,枪声逐渐稀疏。八路军撤出县城时,日军才发现,眼前的动静只是牵制。
有意思的是,日军最担心的并不是城内失守,而是后方据点已经出事。逃回来的山中军曹报告,八路军和部分县警一起袭击了刘官屯据点,宫地少尉带领的27名日军全部被消灭。
坂田这才明白,自己被调动了注意力。
更让日军难以接受的是,县警副大队长杨某也参加了行动。他原本得到日军扶植,负责协助维持地方秩序,甚至被视为“可靠的中国人”。这次却带领手下转向八路军,直接攻击日军据点。
山田中佐得知消息后,将坂田叫去严厉斥责。坂田急于挽回局面,声称要立刻带兵夺回刘官屯,否则便以剖腹谢罪承担责任。随后,他带着100多名日军赶到据点,开始搜捕被俘人员。
杨副大队长负伤后被关在仓库。坂田把他拖出来审问,语气里仍带着质问:“这一年来,你替皇军办了不少事,为什么偏偏在这件事上反过来?”
杨副大队长只回答:“因为我是中国人。”
这句话并不长,却让坂田勃然大怒。在侵略者的逻辑里,服从可以换来职位,协助可以换来暂时的安全,但一个中国人最终站到中国人的一边,便被视作不可饶恕的背叛。
坂田没有把怒火停在杨副大队长身上。他命令加藤周二等人把院内被抓来的中国人全部押来。30多人被反绑双手,用刺刀驱赶进一间狭窄仓库,里面没有足够的空气,也没有食物和饮水。
人挤着人。
有人怒骂日军,有人试图撞门,也有人在黑暗中安慰同伴。刘官屯的李副官曾替八路军传递情报,女教员也参与鼓励大家抵抗。日军把铁门封死,又用木板堵住缝隙,外面加上木桩,生怕里面的人冲出来。
夜里,一名身材高大的中国人试图救人。他冲到仓库附近,在围墙上砸出一个缺口,却被日军发现。加藤周二等人追上去,将他刺死在墙下。仓库内的人听见动静,却无法打开那道沉重的铁门。
三天过去,里面渐渐没有了声音。
坂田下令开门时,日军士兵并没有预料到眼前的景象。遗体层层叠压,狭窄房间内充满腐败气味、血腥气味和排泄物的气味。有人因窒息死亡,面容已经失去血色;有人双眼睁着,仍保持着挣扎时的姿态。
加藤周二后来承认,15名日军士兵当场变了脸色。此前他们把中国人当成可以任意驱赶和处置的对象,真正面对尸体时,却无法摆脱那间仓库带来的恐惧。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日军第59师团在朝鲜向苏军投降,加藤周二等人被押往西伯利亚。此后,他又被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在那里,他写下了这段经历,也承认自己参与了押送、看守和封闭仓库等行为。
1956年9月,加藤周二与近千名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那份罪供状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日军士兵的回忆,也记录了侵略军如何利用伪警、控制据点,又在遭到抵抗后,把报复落到普通中国人身上。仓库铁门关闭的那三天,成为这起惨案最直接、也最残酷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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