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广场的灯还亮着。
那天傍晚,陈屿从医院回到家里,执意要母亲把窗户打开。五月的日照已经有了暖意,风从黄海那边过来,穿过万平口的沙滩,穿过那些他走了二十七年的街巷,最后轻轻落在他瘦得脱了形的脸上。他闭着眼,闻了很久,说了一句:“还是咱日照的风好闻。”
母亲没接话,转身去厨房给他热粥,眼泪掉在灶台上,滋滋地响。
陈屿是土生土长的日照人,家就在离灯塔不远的老居民区里。小时候他跟着父亲去任家台码头等渔船靠岸,看大人从船舱里搬出一筐一筐的爬虾和梭子蟹,海腥味混着柴油味,是他对“日子”最原始的记忆。后来父亲不在了,码头他还是常去。不买什么,就蹲在岸上看,看渔船进港,看渔婆们蹲在地上分拣海货,看那些他叫不出名字的鱼在塑料盆里翻跳。朋友笑他,一个学计算机的,天天往渔码头跑什么。他说,你不懂,那是活着的动静。
他其实是要走的。大学毕业那年,陈屿拿到了南方一家公司的录用通知,做后端开发,薪水是日照本地的三倍。行李都收好了,车票也订了,临走前一晚他跟母亲在灯塔广场散步。母亲走得很慢,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你走吧,家里不用你管。可她在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海,不看儿子。陈屿后来把车票退了,在日照找了份工作,工资不高,但离家骑车十分钟。他跟朋友喝酒时提起这事,只摆摆手:“我妈就一个人,我走了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做了多大的牺牲。日照的日子慢,他也慢。早上出门前泡一杯日照绿茶,叶子厚实,经泡,喝到下午还有味儿。他常跟外地同事炫耀:“我们这儿不卷,下班真下班。”同事不信,他就拍一段下班路上拍的夕阳发过去,海面被染成金红色,灯塔的轮廓干干净净地立在天际线上。同事回他一个白眼,他乐半天。
但陈屿心里其实藏着一件事,藏了好几年。他想开一家小店,不做餐饮,不做网红打卡那种,就做一个能让人坐下来安安静静待着的地方。卖茶,也卖旧书,墙上挂日照本地的老照片,柜台上放一台老式收音机,放些没人听的老歌。他跟母亲提过一次,母亲说,那得多少钱。他就没再往下说。后来他开始攒钱,每个月工资发下来,先转一笔到另一张卡里,卡放在抽屉最底层。那张卡里的数字长得极慢,像日照海边被潮水一遍遍打磨的礁石,看不出变化,但确实在变。
去年秋天,他终于去看了一个铺面。在离万平口不远的一条支路上,不大,房租勉强能接受。他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朋友,说“你看看这采光”。朋友问什么时候开,他说再等等,等钱再宽裕一点,等手上的项目收个尾,等过了年。
等过了年,他请了几天假,说胃不太舒服。母亲催他去医院,他去了,拿回来一摞检查单,塞进包里没吭声。后来是母亲收拾东西时翻出来的。她看不懂那些指标,但看得懂“建议进一步检查”几个字。再后来,就是一趟一趟跑青岛,跑济南,跑那些他从前只在出差时路过却从没下过车的大城市。诊断书上的字母亲至今没记住全称,她只记得医生把她叫到走廊里,说了很长一段话,最后一句是“要有心理准备”。
陈屿倒没怎么崩。他在病房里还跟护士开玩笑,说你们这儿的窗户看不到海,差评。护士被他逗笑了,转身出去的时候眼眶是红的。他瘦得很快,胳膊上扎针扎得密密麻麻,但他跟人视频的时候还是会找角度,把镜头往上抬,说“最近减肥成功”。有一次实在疼得受不了,他把脸埋进枕头里,闷声说了一句:“我那店还没开呢。”
声音很小,母亲在陪护椅上坐着,听见了。她没出声,假装没听见。
四月底,陈屿跟母亲说想回家。医生没有拦,母亲也没有问为什么。回日照那天,车过了收费站,他摇下车窗,风灌进来,他深深吸了一口,说“到了”。其实离市区还有二十多公里,但他分得清——日照的风里有海,有茶,有他认识的所有味道。
最后那几天,他大部分时间是睡着的。醒着的时候,就让母亲把窗帘拉开,看窗外那棵老槐树。邻居家的小孩在楼下拍皮球,声音一下一下传上来,他听着,嘴角会动一下。有一天傍晚他突然精神好了些,跟母亲说想吃煎饼,要薄的那种,卷虾皮。母亲赶紧去弄,端过来的时候他又睡着了,煎饼放在床头,凉了,母亲没舍得扔,自己吃了。
昨晚,灯塔广场的灯照常亮起来。陈屿的呼吸慢慢轻下去,轻到母亲把耳朵贴到他嘴边才听得见。她没有哭喊,只是握着他的手,一遍一遍摩挲他手指上那个敲键盘磨出来的薄茧。
抽屉最底层的卡还在。母亲后来查了余额,不多,但够盘下那个铺面的定金。她不知道密码,试了儿子的生日,不对。又试了自己的生日,进去了。
那张卡的背面,陈屿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字很小,被磨得有点模糊了。母亲对着灯看了很久,看清了那几个字——
“妈,带你看海去。”
灯塔的光扫过海面,一圈,又一圈。二十七岁的陈屿没能等到他的小店开门,没能等到那张卡里的数字再长一点,没能等到下一个不用赶路的下午,坐在自己选的铺子里,给母亲泡一杯日照绿,看叶子在杯底慢慢舒展开来。
他带着这些没来得及的事,在日照的风里,轻轻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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