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罗万山,今年六十三岁,重庆九龙坡区人。
我在石坪桥的厂家属院住了三十八年,三号楼,五楼,没电梯。
我退休前在重庆一家做汽车转向节的厂里当副厂长,管生产。
十八岁进厂,从钳工干起,干到车间主任,再干到副厂长,一共四十一年。
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六号,我办了退休手续。
那天厂里给我开了欢送会,在食堂二楼,摆了六桌。
送了一块匾,红底金字,四个字,兢兢业业。
新厂长杜明辉端着酒杯站起来,说,罗厂长在厂里四十一年,这条线从无到有,都是他一手建的。
他说,我进厂那年是实习生,第一天就是罗厂长带我下的车间。
他说,这杯酒,我敬我师傅。
那天我喝了不少,回家路上老伴扶着我,我还在说,小杜这孩子,有良心。
我老伴叫蒋素芬,六十一岁,退休前在厂办做文书,我们俩在一个厂里过了大半辈子。
儿子罗晋在成都,做汽车零部件销售,三十六了,孙子罗一诺七岁,上小学一年级。
退休头一个月,我过得挺自在。
睡到七点,起来吃碗小面,去江边走一圈,回来看看新闻,中午睡一觉。
第二个月就不行了。
我这个人一辈子六点起,五点半就醒,醒了躺不住,坐在客厅里听楼下的动静。
听人推自行车,听人喊娃儿起床,听卷帘门拉起来。
听到七点半,楼道里没人了,我就没着没落的。
我开始找事做。
把家里的水龙头拆了重装,把阳台的排水管通了一遍,把老伴的缝纫机上了油。
有一回我把客厅的灯开关拆开,看了半天,又装回去。
老伴说,罗万山,你这是要干啥。
我说,我看看里头接触好不好。
她说,好好的你拆它干啥。
我说,我闲着。
她说,你这个人,就是不能闲。
三月里,我去老年大学报了个班。
书法班,一个礼拜两节课,一节课一个半钟头。
老师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姓何,写颜体。
我去了三回,写了三张纸,坐不住。
坐在那儿写字,我总觉得有事没干。
第四回我没去。
老伴问我咋不去了。
我说,那个老师写得还不如我。
她说,你写得比他好你去教嘛。
我说,我不去。
三月中旬,老同事老宋约我去钓鱼,在巴南那边一个鱼塘,一天八十块。
我买了一根竿,一套线,一个抄网,花了六百多。
坐了一上午,一口没有。
老宋钓了七条,我一条没有。
中午老板管饭,一荤一素,米饭管够。
老宋说,你心不静。
我说,我心咋不静。
他说,你竿子动一下你就提,鱼还没咬实。
我说,我看着它咬的。
他说,你看着的是漂,不是鱼。
下午我又坐了两个钟头,钓上来一条,二两。
回家路上老宋说,下回还来不。
我说,来。
下回我没去。
那根竿子现在还在阳台上立着,落了一层灰。
三月二十八号,杜明辉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说,罗厂长,忙不忙。
我说,我一天到晚没事干。
他说,那正好,厂里想请您回来。
我说,回来干啥。
他说,当顾问,生产上的事,您给把把关。
我说,顾问多少钱。
他说,一个月四千。
我说,四千。
他说,我知道少,这个是顾问的岗,厂里有制度。
他说,主要是离不开您,那条线除了您没人摸得透。
我没立刻答应。
他说,您先来坐坐,不来上班也行,坐着就行。
他说,您坐着就行。
我当时听着这句话,心里头挺舒服。
我想,人家是真心请我,不是应付。
我说,那我试试。
四月一号,我回厂里上班了。
办公室在办公楼二楼最里头,就是我当副厂长那间。
屋里收拾得挺干净,桌子擦过了,椅子换了个新的。
桌上摆着一个亚克力的牌子,上头印着,生产顾问 罗万山。
我把自己的茶杯摆上去,把老花镜摆上去,把一本用了十几年的笔记本摆上去。
那天上午我坐在办公室里,门开着,等人来。
来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车间的班组长,问我二号线的模具间隙调多少。
我说,零点一五,别超。
他说,好。
第二个是质检的小伙子,拿着一沓报告,问我一个批次的硬度怎么判。
我看了两眼,说,这批料子偏硬,你让热处理那边回一回火。
他说,好。
第三个是杜明辉,进来坐了十分钟,问我习惯不习惯,缺啥不缺。
我说,啥都不缺。
他说,那就好,您有事随时叫我。
头一个月,天天有人敲门。
我一天要接待七八个,有时候还得下去车间看。
我心里头挺受用。
四月十七号,三号线的老压机出了异响。
那台压机是一九九八年的,厂里最老的一台,声音不对了好几天,维修班查了三回没查出来。
我下去听了一会儿,让他们把护罩拆了。
我拿手电照着,看连杆的轴瓦,看了两分钟,说,换瓦。
维修班长说,罗顾问,瓦我们上礼拜刚换的。
我说,换的是不是原厂的。
他说,是市面上买的,便宜一半。
我说,那不行,这个瓦的间隙不对,你听这个声,是干磨。
他说,那咋整。
我说,拆了,去库房找老货,九几年那批还在不在。
库房翻了半天,翻出来一副,油纸包着,上头的字都模糊了。
换上以后一开机,声音就正了。
那天下午车间里传开了,说老罗一听就听出来了。
好几个工人跑过来看,围了一圈。
有个小伙子说,罗厂长,你这耳朵神了。
我说,不是耳朵神,是这台机器我装了四回。
那天我心里头特别舒坦,回办公室坐着,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觉得这四千块钱挣得值。
第二个月,敲门的人少了。
一天来两三个,后来一天来一个,再后来三天不来一个。
我坐在办公室里,把门开着,听见走廊上有脚步声,就抬起头。
脚步声过去了,不是找我的。
我开始自己找事。
每天上午下去车间转两圈,看看设备,看看料,看看人。
有回我看见一个小伙子装夹装反了,我站在旁边看了半分钟,说,你这个反了。
他说,哦,谢谢罗厂长。
他还是喊我罗厂长。
我心里头挺暖。
五月十二号,厂里开生产例会,在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这个会我以前主持了十几年。
那天我是被通知列席的。
我坐在长桌的末位,杜明辉坐在主位。
会上讨论二号线节拍提不上去的问题,几个车间主任说了半天,说来说去都是人的问题。
我听着听着,忍不住了。
我说,这个事我十年前搞过,不是人的问题,是三号工位的输送带角度不对,料过来的时候要转一下,一转就卡。
会议室一下就静了。
七八个人都看着我。
杜明辉脸上笑了一下,说,罗顾问这个意见很好,很关键,我们下来研究。
然后他转过头,对着我说,罗顾问,您坐了两个钟头了,腰受不了,先去休息室喝口茶,这边定了我上去向您汇报。
我坐在那儿,愣了两秒。
我说,好。
我站起来,把本子合上,走出会议室。
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我站在走廊上,站了一分多钟。
走廊尽头有个窗户,外头是厂区,能看见车间的屋顶。
我在那儿站着,听见会议室里又说起话来,声音闷闷的,听不清说的啥。
那天下午我没回办公室,直接回家了。
老伴问我咋回来这么早。
我说,会开完了。
六月三号,办公楼换了门禁,刷卡进。
换了以后我的卡刷不开。
我在门口刷了三次,滴滴响,红灯,门不开。
一个年轻的行政跑过来,说,罗顾问,您的卡还没录,我给您补办。
我说,几天。
她说,三天。
那三天,我每天站在门口等人开门。
有人来了,我就跟着进去。
有人问我,罗厂长,您卡没带啊。
我说,忘了。
第三天下午,卡办好了,她送到我办公室,双手递给我。
她说,罗顾问,您收好。
我把卡在手里翻了两下,说,谢谢。
那天晚上我回家,把卡放在鞋柜上,第二天没带。
不带卡,我就得等人。
有时候等五分钟,有时候等二十分钟。
站在门口等人的时候,我不好意思往里看。
有一回一个送货的司机跟我搭话,问我,老师傅,你找谁。
我说,我在这儿上班。
他说,哦,哪个部门。
我说,二楼。
他说,二楼是办公的。
我说,嗯。
他不说话了,看我的眼神有点怪。
六月二十号,我下去车间,走到二号线,班长看见我,喊了一声,罗厂长。
旁边一个年轻的技术员说,现在叫罗顾问。
班长说,哦,罗顾问。
我说,叫啥都行。
那天我在车间里转了一圈,谁见了我都点头,没人跟我说话。
以前我下去,围上来一群人,问这问那。
现在他们看见我,点个头,接着干自己的。
我站在二号线边上,看了一会儿,走了。
七月十号,二号线出了个事。
一批活儿赶不出来,客户催得紧,车间擅自改了个工艺,把回火时间缩短了二十分钟。
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做出来三百多件。
我下去看了,拿硬度计打了几个点,都偏低。
我找到车间主任,说,这批活儿得全检,不合格的返工。
他说,罗顾问,这个事儿杜厂长知道。
我说,他知道也得检。
他说,杜厂长说先发货,客户那边急着装车。
我说,发出去要出问题。
他说,出了问题我担着。
我说,你担不起。
那天下午我们在车间门口吵了几句,声音不小。
后来杜明辉下来了,把我拉到一边。
他说,罗顾问,这个事我知道,客户那边确实急,我和质量部签了字,责任在厂里,不在车间。
他说,您消消气。
我说,小杜,这个硬度不够,装到车上是刹车的事。
他说,我知道,我盯着呢,出问题的批次我全部召回。
他说,您放心。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别处。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我躺在那儿,想了一夜。
第二天中午,敬大勇来找我吃饭。
敬大勇五十八,以前是我手底下的生产科长,现在是调度,跟了我二十多年。
我们在厂门口那家小馆子吃的,点了两个菜,一个回锅肉,一个豆花。
他要了一瓶啤酒,给我倒了半杯。
我说,我不喝,下午还有事。
他说,你有啥事。
我愣了一下。
他说,罗厂长,我说句难听的,你别往心里去。
我说,你说。
他说,人家请您回来,是请您坐在那儿,不是请您说话。
我拿着筷子的手停了一下。
他说,您在会上说那句话的时候,小杜的脸都白了。
他说,他不是不认您的理,他是不能认。
他说,他一认,这个厂长他就当不下去了。
我说,我说的是实话,那个角度确实不对。
他说,实话也得分时候说。
他说,您现在是顾问,顾问就是人家问您,您才说,人家不问,您就别开口。
我说,我要是不说,出了事咋办。
他说,出了事有人担,担的人不是您。
他把杯子放下,说,罗厂长,您还记得九几年那回不,厂里差点停产,您三天三夜没回家。
我说,记得。
他说,那时候您说话算数,是因为您在那个位子上。
他说,位子这个东西,不是您坐出来的,是厂里给您的。
他说,厂里给了您四十一年,您对得起这个位子。现在厂里收回去,您也别觉得亏。
他把啤酒喝了一口,说,罗厂长,您知道您这几个月为啥难受。
我说,为啥。
他说,您还想当那个说话算数的人。
他说,可您现在说话不算数了。
我坐在那儿,一口菜没吃。
回厂的路上,我走得很慢,太阳晒得柏油路发软。
我抬头看了一眼办公楼,三楼会议室的窗户开着,里头有人。
我忽然想起来,我在那个会议室里坐了十几年,从来没想过,坐在末位上是什么滋味。
八月初,我不天天去了。
一个礼拜去两趟,周二和周四,上午去,下午回家。
办公室里那个牌子还在,我的茶杯还在,上头落了一层灰。
有一天我擦杯子,擦到一半,停下了。
我把杯子放回原位,没擦完。
九月中旬,我把办公室的钥匙交了。
交钥匙那天,我在屋里坐了一会儿,把抽屉里的东西收拾了。
几支笔,一个卷尺,一本旧笔记,一副老花镜。
抽屉最里头有一把钥匙,是车间工具柜的,我自己配的,用了二十年。
我把这把钥匙揣进兜里,把办公室钥匙放在桌上。
出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牌子。
生产顾问 罗万山。
我下楼上楼,走到厂门口,门卫老陈跟我打招呼,说,罗厂长,走了。
我说,走了。
他说,明天来不。
我说,不来了。
他愣了一下,说,哦。
十月三号,我和老伴去了成都。
儿子开车来车站接我们,孙子在车里坐着,看见我就喊爷爷。
他到成都三年了,我去过四回。
这回我住了半个月。
每天早上送孙子上学,下午接他放学,路上他跟我说学校里的事。
他说,爷爷,我们班有个同学,他爸爸是开飞机的。
我说,那厉害。
他说,爷爷你以前是干啥的。
我说,爷爷以前在厂里。
他说,厂里干啥。
我说,管人。
他说,管多少人。
我说,一千多。
他说,那你是厂长啊。
我说,副的。
他说,副的是啥。
我说,就是厂长下面那个。
他说,那也不小。
我说,不小。
他说,那你现在呢。
我说,现在爷爷退休了。
他说,退休是啥。
我说,退休就是不上班了,天天玩。
他说,那好啊。
他说完就跑去玩滑板车了,我在后头跟着,怕他摔。
他滑得挺快,绕着花坛转圈,转一圈回头看我一眼。
我也看他,看了半天。
这半个月,我天天有事干,天天有人喊我爷爷。
十月十八号我回重庆。
回来第三天,我去了一趟厂里,不是上班,是送点东西。
老伴腌的咸菜,让我给敬大勇带一坛。
我把坛子放在他办公室,说了两句话就走了。
下楼的时候经过车间,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二号线在跑,声音还是那个声音,一下一下的。
有个年轻工人在换模具,动作不太熟,我看了一会儿,想说什么,没说。
我转身走了。
走到江边,我从兜里把那把工具柜的钥匙掏出来。
铜的,磨得发亮,边角都圆了。
我在手里捏了一会儿,抬手扔进江里。
扔出去的时候没听见响,江水太急。
我在栏杆边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看见。
手机响了,是老伴。
她说,你在哪儿。
我说,江边。
她说,晚上吃啥。
我说,随便。
她说,随便我做不出来。
我说,那你看着买。
她说,买条鱼嘛。
我说,买,买条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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