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华盛顿的政治气氛发生了明显变化。共和党失去国会两院控制权,特朗普政府接下来两年的施政空间受到限制。
就在这一背景下,副总统万斯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谈到了美国对华政策和国内工业建设问题。他提出,对中国真正的强硬,不是虚张声势,更不是发动战争,而是重新实现美国工业化。
这番话很快引发关注。特朗普正在亚洲进行访问,并于11月19日在深圳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政治周期,却不能简单理解为一场预先安排好的政策转向。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政府开始更加公开地讨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当中美竞争进入产业链、科技和供应链领域,美国究竟应该依靠什么建立长期优势?
万斯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表达的核心意思十分明确:美国要增强对华竞争能力,不能只依赖军事威慑,更重要的是恢复本土制造能力,保护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
他还批评民主党人长期将自己包装成对华强硬派,却没有真正解决美国工业基础薄弱的问题。
这番表态并非毫无政策背景。过去几年,美国两党虽然在关税、出口管制和技术限制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减少关键产业对外依赖、扩大国内制造能力方面,已经形成一定共识。
从半导体到电池,从关键矿产到电力设备,制造业重新成为美国经济安全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议题。
不过,万斯的表态也需要放在选举背景下理解。11月3日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遭遇重大挫折,民主党取得国会两院控制权。
选举结束后,万斯公开将伊朗战争列为共和党失利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提到了生活成本、通胀以及选民对政府施政重点的不满。
因此,他在随后采访中强调国内工业建设,并不令人意外。美国选民更关心就业、物价和经济机会,而不是无休止的海外军事行动。对一届面临国会制衡的政府来说,将政策重心重新放到国内经济,也具有现实政治意义。
特朗普11月19日在深圳接受福克斯采访,则为这一讨论增加了新的国际背景。但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与万斯此前的采访应当分别看待。
两者共同反映的是美国对华政策同时存在竞争、谈判和经济利益协调等多个层面,而不是简单的军事对抗或者关系缓和。
万斯提出重新工业化,触及了美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长期问题。
美国制造业并没有消失。根据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公布的数据,2025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约为2.4万亿美元,占GDP约10%。但从历史变化看,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相对比重已经明显下降。
更重要的是,一些关键产业的供应链、设备生产和零部件配套能力,已经无法完全依靠本土体系满足需求。
美联储2026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约为76%,比1972年至2025年的长期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美国工业体系仍存在一定产能闲置,但并不代表所有行业都缺乏扩张空间。不同产业的设备条件、市场需求和投资回报差异很大,不能用一个统一的80%指标判断整个制造业的发展能力。
厂房建设支出也值得关注。《金融时报》此前报道,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制造业工厂建设支出出现下降,而部分企业虽然宣布了大规模投资计划,实际项目推进仍受到政策不确定性、建设成本和市场需求影响。
这说明宣布投资与形成实际产能之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另一个问题是资本配置。美国企业需要在股东回报、技术研发、设备更新和长期生产能力之间进行选择。
股票回购和分红确实是企业资金使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据此断言九成企业盈余都被用于金融操作。哈佛法学院的相关研究也提醒,股东回报的统计方式与企业实际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基础设施同样构成制约。相关研究指出,美国约31%的输电基础设施和46%的配电基础设施已经接近或超过设计使用寿命。
美国能源部还指出,变压器供应链存在明显瓶颈,电力设备需求增长与国内制造能力之间存在缺口。对于需要稳定供电的半导体、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工厂而言,这些问题都会影响投资效率。
此外,熟练工人不足、产业配套不完整、项目审批周期较长,以及地方能源和交通条件差异,也会影响制造业扩张。工厂并不是建好厂房就能立即形成竞争力,它还需要稳定的供应链、技术人员、设备供应商和足够大的市场。
因此,美国再工业化的关键不只是吸引企业宣布投资,更在于能否持续改善资本配置、基础设施、职业教育和产业协作环境。这些问题都需要长期投入,不能单靠关税和对外竞争解决。
万斯强调工业建设的重要性,也说明美国对华竞争正在呈现更加明显的产业化特征。
过去,美国对华政策讨论经常集中在关税、出口限制和军事安全领域。现在,关键技术、产业链稳定性、电力供应和本土制造能力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
无论是先进芯片、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还是电池、变压器和关键材料,产业能力都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
但需要看到,产业竞争不是简单地把中国企业排除在供应链之外,就能让美国自动获得优势。全球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体系。
生产成本、技术积累、人才供给、基础设施和市场规模,都会影响企业的选址决定。即使美国通过政策鼓励企业回流,也不意味着所有生产环节都能在短期内完成迁移。
美国如果希望增强自身制造能力,就需要建立更加稳定的产业政策环境,让企业能够对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投资作出判断。如果政策频繁变化,关税和补贴不断调整,企业可能会推迟投资,而不是立即扩大生产。
对中国而言,美国强调再工业化并不意味着中美经济联系会立即发生根本性变化。
双方在技术、贸易、投资和产业链方面仍然存在广泛联系,同时也面临竞争与分歧。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既考验美国的政策协调能力,也考验中国自身产业升级和市场发展的韧性。
万斯的这番表态,值得关注的地方并不是美国是否放弃对华竞争,而是美国政府开始更加明确地认识到,长期竞争最终需要产业基础提供支撑。
军事力量可以形成威慑,关税可以改变部分贸易成本,但真正决定制造业竞争力的,仍然是技术创新、生产效率、人才培养和供应链组织能力。
美国能否把重新工业化的政策主张转化为持续的实际产能,还需要时间检验。对中美两国而言,未来的竞争也不会只停留在政治表态层面,而将更多体现在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质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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