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出版史基本上是书籍出版史,所以需要考察书籍如何产生,以及产生后如何发展演变。出现最早书籍,一要有作品,二要有书籍材料。出现作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文字;有文字,才可能有作品。不过,讨论最早书籍,不必从难以论定的文字起源讲起,只需知道甲骨文决不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上世纪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认为,汉字的产生“远在夏以前”。[1]今天古文字界大都赞同唐兰这个观点,考古发现也为这个观点不断提供新证据。一般说,形声字的出现是汉字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殷墟甲骨文中形声字数量很多,所以古文字学家一致认为,甲骨文是较为成熟的文字。诚然,甲骨文不等于商代文字,因为商代至少另有简书(如册命)、金文等。然而,迄今出土最多的商代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足以说明商代文字已经较为成熟。继河南安阳出土大量商代甲骨文之后,又在陕西周原、山东济南发现商代甲骨文。安阳、周原、济南三地相距遥远,由此表明至晚到商代后期,已有全国范围内大体一致的文字。全国范围大体一致的文字,各地都可能读懂。从甲骨文已是较为成熟的文字看,商代的文字完全可以记录完整的作品;从商代文字全国范围大体一致看,商代用文字书写的作品(如商天子的册命等)可以行布全国。

我们考察最早书籍,且略去文字的起源与发展,直接介绍记录文字的载体,即文字载体,以便为讨论书籍材料做准备。凡是可以记录文字的物质材料都是文字载体。我们讨论最早书籍,只需关注著录作品的那些载体,主要是商周以来的简策、甲骨、铜器、刻石等。

人类有了文字,就可以利用文字进行超越时间、空间的间接传播,这等于是延伸了人类的感觉器官。凭借文字的作用,人们的感觉范围扩大了,感觉能力提高了,进而拓展了思维范围,提升了思维能力。于是,文明之门大开,进步潮流生生不息。可是,文字仅仅是一种符号,文字只有附着在载体上才能发挥作用。文字发挥作用,任何时候都必须依赖载体;文字的任何作用,其中都有载体的作用。而且,载体的性质如何,决定文字如何发挥作用,与发挥怎样的作用。

商周以来,社会上存在多种文字载体。凡是文字载体都可以记录文字。记录了文字的载体可以传播信息,从而成为传播工具。不同的载体在记录文字、传播信息方面的作用并不是一样的,有些差别很大。这样在社会应用,载体彼此之间不能不在功能互补基础上形成一种结构关系。结构关系是一种稳定性很强的社会关系,载体在结构关系中获得的地位与作用也是比较稳定的。下面,讨论商周以来诸多文字载体,主要不是向读者介绍文献资料或考古资料,主要利用已有资料,通过结构学方法,从载体彼此间存在的结构关系中,考察它们在社会应用中的不同地位与作用。

应用范围以简策最广

使用人群以简策最多

讨论简策,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殷商有没有简册?迄今发现的简册实物,最早者为战国年间遗物,战国以前的简册实物尚未发现。西汉景帝年间,在山东曲阜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战国简书《书》《礼》《论语》《孝经》等一百多篇。历来发现的战国简书,数量以孔氏壁中书最多。西晋太康二年(281),在汲县魏国古墓发现《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战国简书,共七十五篇。这次发现战国简书数量之多,仅次于西汉孔氏壁中书。南齐建元元年(479),湖北襄阳楚王古墓发现战国时期楚国简书,据说是《考工记》。到20世纪,战国简书屡有发现。例如,1957年,河南信阳战国古墓出土楚国简书一篇;1987年,湖南慈利战国古墓出土楚国简书约五六种;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墓发现战国竹简二百多枚;1993年,湖北荆门战国古墓出土楚国简书多种等。考古中还多次发现汉代简书与魏晋简策,兹从略。

那么,商周究竟有没有简策?我们认为殷墟甲骨文“册”字[2],足以证明殷商有简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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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册”字是图画成分很重的象形字,竖笔数量不等,一长一短,代表数量不等的简片一长一短相间排列;中间两道横笔,代表两道编连简片的编绳。“册”字的本义是天子封赏诸侯的王命,也称册命。结合字义看,可知这种用两道编绳将一长一短的简片相间编次的简册,即所谓“一长一短,两编”[3],是商天子册命诸侯使用的简册。《说文解字·二下》:“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从《说文》的解释可知,“册”字所象之形,并不是一般情况使用的普通简册,而是天子封赏诸侯的专用简册。殷商是分封制国家,天子封赏诸侯的册命,用“一长一短,两编”这种区别于普通简册的特殊形制,借以表示天子与诸侯的特殊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特殊重要。《说文》释为“符命”,意为君王封赏诸侯的符信,有点像汉以后天子赐赠大臣的铁券证书。商天子册命专用简册的特殊形制——“一长一短,两编”,为以后历代册命(策命)所继承,成为一种制度。《说文》所释“册”,代表秦汉以前策命为“一长一短,两编”。到汉代,汉天子命令都用一尺一寸的简牍书写,只有策命仍用商代形制——“一长一短,两编”。西晋以后,天子诏书已改用纸,可是策命(策书)仍用简策,而且仍旧沿用商代的“一长一短,两编”,一直到唐代。

殷墟“册”字是图画成分很重的象形字,有点像今天的照片,此为一。其二,册字的字义为册命,确定无疑。这两点结合起来,表明“册”字所象之形为商天子封赠诸侯的专用简册。在出土实物尚未发现商简册之前,殷墟“册”字可以成为商有简策的替代物证。

商有简策,殷墟“册”字并非孤证,出土资料中还有别的证据。殷墟甲骨文还见“册祝”。“祝”,是天子祈祷鬼神、避祸赐福的文辞,因为写在简册上,故称“册祝”。册命的作者是史官,册祝的作者也是史官。殷墟甲骨文屡见的“作册”就是商史官。到西周,史官仍称“作册”。“作册”的本义是制作册命或制作王命。商史官称名“作册”,既表示史官之职是制作王命,又表示王命是用简册制作的。在商代,封赠诸侯的王命称“册”或“册命”,股肱之臣史官称“作册”,这样以“册”命名,足以说明商王朝对简册的重视,可谓异乎寻常。此外,在《尚书·多士》中周公对殷遗民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有册有典”的册,本义为册命,其它王命也可称册,不是王命不称册。典,为“大册”(《说文·五上》),传承后代的重要王命。《尚书》中存在真伪问题的争论,然而《多士》为西周作品,学界从无争议。将《多士》中周公说的“有册有典”,与甲骨文中“册”“作册”等结合起来看,足以证明商王命用简册书写,证明商代有简策。

从商到周,西周金文中的册命资料比殷商更多、更丰富,文献也记载了周代使用简牍的大量资料,这方面内容在后面详谈,在此只需说明,简策的应用范畴在周代不断扩大,王命或典籍,长篇或短章,文字或图画,无不使用简策(简牍)。不仅如此。东周以来,简策从官府走向到民间,孔子与诸子在民间办学,著书立说,都使用简策(简牍)作为书写材料与传播工具。总之,从社会应用看,简策无所不宜,无所不用,应用范围最广,应用人群最多。

商代的文字载体,并非只有简策。那么,商王命为何选择以简策为载体?为何将简书作为王命的传播工具呢?其中关键在于,简策具有其它载体不可能具有的独特功能。简策可以书写,所以记录文字以简册的速度最快,而且最容易,最方便;简策可以随身携带,所以书写了文字的简策,可以迅速传布各地,无论远近都能及时到达。由于简策既可书写又可携带,故而王命以简书为传播工具,传布的速度最快,范围最广。商代国土辽阔,众多诸侯分布全国各地,纵横数千里。在商代所有载体中,唯有简策可将王命迅速地及时地传布全国各地。王命行布全国,就是政令行布全国;王命不能行布全国,就是政令不能行布全国,最终将导致分封国家的瓦解与分裂。商代统一国家的命运,很大程度上系于能否将王命及时传布全国,由此便知简书作为王命传播工具的重大政治意义。商王朝称封赏诸侯的王命为“册”,称股肱大臣史官为“作册”,如此自重简策,原因在此。

简策不知最早起于何时。从现有资料看,简策是在商代官府重视下迅速发展并走向成熟的。简策与其它载体相比,除了可以书写与随身携带外,还有另一个优点就是,原料丰富,加工相对简便,成本低廉。因此,简策以价廉物美的优异品质,独领风骚,令所有载体望尘莫及。春秋以来,简策从官府逐渐走向民间,成为官民共享共用的书写材料与传播工具。简策虽然在官府中成熟起来,可是因为价廉物美,所以民间布衣也有条件使用简策。

在所有载体中,应用范围以简策最广,使用人群以简策最多。这一点足以说明,简策在商周以来的载体结构中,牢固居于主流地位,其它载体处于这样或那样的从属地位;这一点也说明,简策在商周以来的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中所起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刘师培(1884—1920)在20世纪初,就提出“古代以竹木记文字”。他在《周末学术史序·工艺学史序》(1905年《国粹学报》第四期)中说:“典章文献,咸凭方策流传,是古代以竹木记文字也。如篇训为书籍,训为簿,而简、策诸字皆从竹,是古代书籍记于竹也。……篆、籀二字从竹,是古代文字书于竹也。符、节二字从竹,是古代契约必用竹也。木之为用,次于用竹。然椠为牍朴,检为书署,檄为尺二书,字咸从木,不独古人以方为木板也。”刘师培的考证方法,主要以汉字形体为根据。汉字的字形因为表意,往往保存了古代信息,可以用于科学考证。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战国时代以前的简策,早已湮灭,但由古代文字及典籍的记录中仍可看出,竹木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书籍材料。”“武王克商后,援引史实以作前例,《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显然,不仅在周代,殷初已用简牍作为正式公文、祝祷和档案了。”[4]文字学家裘锡圭也说;“《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里有‘册’字……商代典册的内容无疑会比甲骨文、金文更为重要,文字篇幅也一定会更长。可惜竹木易腐,没能保存下来。”[5]古史专家李学勤教授根据甲骨文“册”与“作册”,坚信“商代有简册”。他说:“相信将来会在考古发掘中,看到商代简册的实物遗存。”[6]

注释

[1]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底本为开明书店1949年版),第66页。

[2]附图甲骨文“册”字,见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4页。

[3]蔡邕《独断》记汉策书:“策书: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次,为编次),一长一短,两编(两道编绳)。” 蔡邕:《独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3页。 虽然汉策书的对象范围与先秦册命已有不同,然而汉策书所用简册仍旧是“一长一短、两编”,既与《说文》所记秦汉以前册命一致,也与殷墟“册”字图形一致。

[4]钱存训:《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7页。

[6]李学勤:《古文字初阶》,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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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裕(1936—2024),江苏武进人。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执教。1970年,借调至山东省委宣传部工作。1973年,回到山东大学,任《文史哲》编辑部副主任,全权负责复刊等事务。1975年初,重回山东省委宣传部。1978年,任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9年夏,再次回到山东大学,出任《文史哲》编辑部主任。在他主持刊物期间,《文史哲》的发行量跃居全国同类刊物之首。1984年冬,他辞去行政职务,回中文系教书。1996年退休。刘光裕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知名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编辑学专家和出版史名家。他关于编辑概念的论述引发学界广泛关注与长期讨论;他是《中国出版通史》的发起人;他的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具有开创性,在出版史学界产生强烈反响。在经学、柳宗元研究、汉字文化等领域,刘光裕先生的研究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刘光裕先生出版了《编辑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柳宗元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再版);《编辑学理论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历史与文化论集》(中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先秦两汉出版史论》(齐鲁书社,2016年);《蔡伦造纸与纸的早期应用》(齐鲁书社,2021年)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数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刘光裕先生两度主持《文史哲》的工作,对《文史哲》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而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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