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的盾牌,形状确实不统一。有中间凸起的银锭形,有上端凸出方头、两侧收成弧线的曲面盾,还有龟腹甲形、双虎头形。看着像工匠随手发挥,其实每一处弧线和缺口,都对应着当时战场上的一件兵器。
先看考古实物。1994年河南三门峡一座虢国古墓被盗掘,抢救性发掘时发现三件盾牌遗迹,全长1.6米、宽0.88米,三件相互部分叠压,每件高约0.8米、宽0.4至0.5米。藤条编成构架,外覆皮革,再用铜泡加强。整体是中间凸起的银锭形,上面带六个小铜泡。
楚地出土的盾牌更多,形制也更花。包山2号墓一件漆盾通高46.8厘米,皮胎,平顶外凸、弧肩,两侧边沿呈弧线阶梯型,下为长方形,正面凸弧,背面正中安盾柄。同墓另一件长方形大漆盾高91.8厘米、宽49.6厘米,木胎,正背面各平行贴八道半圆形木条,用藤条交叉绕两道固定。
曾侯乙墓1978年出土的彩绘龙凤纹漆盾,高92.5厘米、宽55厘米,上部作圆蒲扇型,中有方领,下为矩形,盾面中部朝外弧凸。江陵李家台4号战国墓那件通高94.2厘米、宽60厘米,上端中间凸出,两肩圆角向下呈弧形阶梯状。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墓的漆盾高64.5厘米、宽45.5厘米,上部作对称双弧形,正面中间稍稍隆起形成脊棱。
形状变化的推手是兵器。夏商时期军队主要用戈、钺、弓矢,矛类刺杀兵器较少;商晚期矛明显增多;到春秋,戈与矛在战争中已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两者还更多结合成戟。兵器变了,盾就得跟着变。
关键在于握法。早期盾牌都是单手把握的手把盾,盾上只有一个环可供握持,不像后世发展到双环盾甚至三环盾,可以用前臂套住或以上臂及前臂三点固定。单手持握的大型方盾,对持矛士兵来说十分不利于使用。
曲面盾的设计就针对这一点。上部突出的方头正好挡住下颏和咽喉,两侧圆肩比肩头略宽,能遮蔽身体、减少暴露;两侧的弧线和缺口,正好给后面的战士提供架上长矛的位置,用来抵御当时最凶猛的战车冲击。
车战同理。战车上原本长度在两米以内的戈,被更长的长戟替代,长戟既能刺又能勾,攻击范围扩大;南方还兴起了殳、槊、矟等兵器。甲士需要加强卫体兵器,于是出现许多半米左右的小盾。小盾上向上突出的缺口,就像另一只手架住戟、矛的杆,让单手持盾的甲士在另一只手握着长达三四米的长兵器时,能更好地控制兵器。
银锭形那头也有讲究。两头大中间小的形状很适合单兵用刀枪作战,战士可以把武器靠在盾牌腰部刺出去,同时不妨碍阻挡敌人兵器。虢国银锭形盾牌与明代戚继光著作中记载的旁牌,在形制上有共同源流的意思;汉灭亡后南北朝时期,仍有步兵使用这类盾牌。
秦代的情况可以对照。1974年陕西省文管会在户县发掘一批春秋秦墓,发现藤条编织物朽痕三处,上半部呈椭圆形、面外鼓,残存深褐色漆皮两层,根据印痕形状推测可能为藤盾牌,但没有实物出现。2012年秦陵兵马俑坑发现一皮胎漆盾,高约70厘米、宽约50厘米,对称双弧形,边栏用红、绿、白绘多层几何纹。
秦国用楚式盾,和两国的姻亲关系有关。秦楚曾联姻,即著名的宣太后;宣太后执政时秦国高层全部是楚人,所谓四贵,其娘家人向寿和魏冉先后任秦相。秦国王室使用一些楚式仪仗,并不奇怪。汉朝更直接,起义造反起于楚地,刘邦本人也是楚地之人,受楚文化影响较大是确定无疑的。
汉代盾牌形制更多。1973年江陵凤凰山8号西汉墓出土彩绘神人纹龟形漆盾,长32厘米、宽20.1厘米,整器作龟腹甲状,背面有把手。1975年凤凰山168号西汉墓出土彩绘双虎头形漆盾,长56厘米、宽10.5厘米、高9.3厘米,两端各雕一虎头,虎口咬住一横木,两前爪也抓此横木,背面正中有一把手。
再往后,随着东汉以来钢铁兵器全面普及,盾牌这类卫体兵器越来越厚重,单把盾在隋唐之时已经看不到了。隋唐之后军中主要变成双环盾,骑兵大量使用三环盾,持盾的同时能空出双手持矛。但持盾手臂不能随意活动,枪术因此演变出滑刺技术。利用盾牌辅助刺枪的技术在明代还有,戚继光的著作中仍记载利用旁牌辅助单手刺枪。
从简单长方形、梯形,到春秋的银锭形和曲边形,经秦国短暂过渡,汉代出现百花齐放的格局。形状从来不是审美问题,是武器和战术在盾牌上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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