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来毕节旅游,听过七星关,听过五尺道,也听过汉代平夷县的名字。大家默认,这座西汉就设立的县城,就在今天七星关这片土地上。可很少有人知道,直到今天,我们依旧没有找到能够一锤定音的古城遗址。史书上白纸黑字记下它的物产、渡口与水道,一代代地方志顺着线索把它定在毕节城东,可挖不到对应的夯土城墙、官署地基,这个古城的位置,就始终悬在争论之中。围绕着平夷县治的地点,不同学者拿出各自的依据,形成好几派不同看法,川黔交界这一片山地,也因为这个千年古县,持续着一场温和又漫长的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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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关五尺道

故事的起点,要回到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西南,设立牂牁郡,平夷县就是牂牁郡下辖的县之一。这个地方不是普通的边境小城,等到刘备建立蜀汉,这里一度成为庲降都督的驻地。庲降都督,相当于蜀汉专门管理整个南中区域的核心机构,南中范围很大,覆盖今天云南大部、贵州西部,还有川南一带,在当时,是蜀汉后方非常关键的一块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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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北出土汉代花纹汉砖

诸葛亮南征之后,南中稳定下来,庲降都督也在这里统筹地方事务,调度兵马、安抚各族百姓,商贸、古道都依托这个节点向外铺开。西晋永嘉五年,朝廷又从牂牁郡分出一部分土地,设立平夷郡,平夷县作为郡治,地位进一步抬高,后来为了避讳,平夷郡改叫平蛮郡,平夷县也跟着改名平蛮县,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才慢慢淡出建制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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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关古道石碑

常璩写下《华阳国志》的时候,距离平夷县设立已经过去很久,这本书给后世留下最核心的一句线索,平夷县有䂪津、安乐水,山里出产茶和蜜。安乐水,就是今天的赤水河。这条线索,是所有考证的根基,所有研究平夷县位置的人,都要顺着赤水河的流向、渡口、古道去比对古书文字。赤水河从云贵高原深处流出来,穿梭在川黔交界的群山之间,两岸分布着不少古渡口,古道沿着河岸延伸,古代行商、驿使、军队都要靠着渡口过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候选地点,全都集中在赤水河流域沿线。

流传最广、地方史志和宣传材料里最常采用的说法,是古平夷县城就在今天毕节七星关城区东郊,也就是古书记载的毕节城东五里一带。这个说法,扎根在明清《大定府志》等地方志里面,还有地名读音演变的线索支撑。古时候的平夷,慢慢转音变成平迟,再一步步演变成后来的毕节,地名的脉络串起来,当地人很容易理解,也愿意相信,这片世代居住的土地,就是当年汉代县城的所在。

从地理格局来看,这里刚好卡在滇黔古道之上,是五尺道支线的必经节点,往西连通云南镇雄、昭通,往东去往遵义方向,往北衔接川南,不管是汉代管控南中,还是后世商贸往来,区位都很合适。这么多年,七星关周边陆续出土过汉墓,挖到汉砖、汉代器物,证明这片区域,汉代确实有不少人定居、生活,有一定规模的聚居人群。

但这里有一个绕不开的短板,也是很多学者持续提出疑问的地方。我们至今没有在城东这片区域,找到属于汉代县城的城墙夯土、大型官署建筑遗址。今天的七星关城区,是持续使用了上千年的城镇,一代又一代房屋、道路不断叠压在旧地基之上,后世修城、修路、建房,把汉代地层深深埋在现代城市之下。

城市建设范围大,不可能大面积整体考古发掘,地表看不到任何古城墙痕迹,零散的汉墓、汉砖,只能证明这里有汉代人活动,却不能直接证明,这里就是县衙、郡府所在的县城核心。很多人会把七星关关隘遗址和平夷县城混在一起,七星关是古道上的关隘,是扼守河谷的关卡,有摩崖石刻、驿道遗存,时代和功能都和县城不一样,关是关,城是城,二者不能等同。

另一派影响力很大的观点,把平夷县城放到了四川叙永的赤水镇,也就是赤水河北岸的赤水河场。提出这个方向的学者,看重的就是《华阳国志》里安乐水、䂪津这条水系渡口线索。叙永赤水镇紧贴赤水河,是水陆交汇的渡口,古渡口就是古籍里记录的䂪津,船只可以顺着河道通行,陆路古道又连通永宁、毕节,水路陆路拧在一起,是天然的交通枢纽。

在持这个观点的学者眼里,古书把渡口放在平夷县的记载里,县城紧挨着渡口,才更符合常理,方便管控渡口、管理往来商旅和驿传。他们梳理古道里程,比对古文献里各个地点之间的距离,认为放在赤水镇,里程、水系、渡口的对应关系更贴合原文。

当然,这个说法同样有反对声音。不少研究贵州地方史的学者提出,如果县治放在叙永赤水镇,位置就偏到整个牂牁郡的北部边缘,放在南中版图里,很难兼顾南部的各个县邑,西晋设立平夷郡之后,郡管辖范围、后续平蛮郡的沿革脉络,搭配起来会有很多不好解释的地方。一个郡县选址,除了水路渡口,还要兼顾对周边辖区的管控,不能只盯着一条河、一个渡口。两边的学者,都是拿着史料和实地走访记录讨论,没有谁拿出决定性的考古证据,所以这个观点,一直是重要的备选假说,没有取代七星关的主流位置。

还有一个经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地点,是习水的土城。很多人会把土城和汉代平夷绑在一起,这里同样在赤水河沿岸,土城天堂口也发现过汉代遗存。慢慢梳理史料就能分清,这里大概率是平夷道,不是牂牁郡的平夷县。道和县,是两套不一样的建制,汉代在西南山区,既有县,也有道,道多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域。

不少人阅读史料的时候,把平夷道和平夷县混为一谈,才会产生土城就是平夷县城的误会。现在学界主流看法,大多区分开这两个名称,认可土城是赤水航道上的平夷道,并不是西汉设立的平夷县治,这个说法的支持者,相比前面两个地点,数量更少。

除此之外,黔西、大方境内一些汉墓集中的区域,也有零星的推测。这些地方出土过汉代墓葬群,能看出当年有规模不小的聚落,但是缺少连贯的文献线索,没有学者形成完整系统的论证,只是零散的猜想,很难进入主流讨论的视野。

很多普通读者会好奇,为什么两千多年前的一座县城,到现在还定不下来准确位置。我们习惯了看史书,史书写了地名,就觉得位置清清楚楚,可西南山地的古县考证,本身就有很多现实难处。首先是史料本身的局限,《华阳国志》距离汉代不算太远,可文字记录很简略,只记下物产、渡口、河流,没有写精确的里程,没有画地图,没有标注东西南北多少里。后世的方志,大多是明清时期才整理编写,距离汉代已经一千多年,编撰者也是靠着代代口传、旧书摘抄回溯历史,不是当时人的现场记录,本身就会有偏差。

其次是黔西北这片山地的保存条件。这里山高坡陡,雨水充沛,土壤潮湿,夯土城墙本身不容易长久保存。很多汉代小城,没有砖石城墙,依靠夯土筑墙,长年累月雨水冲刷、山洪侵蚀,夯土慢慢垮塌、消融,地表痕迹消失得干干净净。再加上城镇持续叠压的问题,像七星关城区,人们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建房生活,老地基一层压一层,想要找到汉代县城的核心遗迹,机会本来就很小。很多时候,考古队只能在修路、建房的时候,零星挖到墓葬、零碎器物,墓葬是古人埋人的地方,和活人居住办公的县城,是两回事。墓葬多,只能说明这片区域人口密集,不等于县城就在旁边。

还有一个最容易混淆的麻烦,就是同名地名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反复出现。平夷这个名字,在历史上被反复使用,不同朝代、不同省份,都有叫平夷的地方,后面还有平夷郡、平蛮郡、平夷卫、平夷道,名字看着相近,建制、时代、地点完全不一样。庲降都督也不是一直固定在同一个地方,后期还迁到味县,也就是今天的曲靖一带,驻地几经变动,读史料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记载串在一起,越梳理越容易混乱。

我们普通人看这场争论,不用急着站队,不用非要认定哪一派一定是对的。考古和历史考证,本来就不是猜谜语,不是谁的说法好听,谁就赢了。它需要实实在在的物证,一段夯土城墙、官署的柱洞、水井、建筑瓦片,甚至简牍文字,这些东西,才是能够敲定城址的硬证据。

只要没有挖到这些直接属于县城核心的遗存,所有说法,都只是基于古书、地理、古道的合理推测。主流选择七星关城东,是因为从地名传承、历代方志、区域格局来看,这条线索的链条最完整,认可度最高,它是现阶段最稳妥的答案,不等于已经盖棺定论。

很多毕节本地的朋友,从小听着平夷古城的故事长大,会觉得古城就在家门口,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份情感很好理解,地名代代相传,本地文脉靠着这些古老故事延续,这片土地上的古道、汉墓、山水,都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印记。

就算我们还找不到准确的城垣,也不代表这段历史是假的,平夷县真实存在过,庲降都督在这里统筹南中,赤水河两岸商贸往来、各族百姓在这里共生,这些是史书明确记下的事实。古城的位置存疑,只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道难题,反而让这片土地多了一层值得细细品味的厚重感。

对于外地游客来说,来到七星关,走一走五尺道遗迹,看一看赤水河古渡口,不必纠结古城到底在哪。当我们站在河谷山岗上,吹过和两千年前一样的河风,脚下的古道,曾经走过汉代的官吏、送信的驿卒、赶路的商人,这片山水承载的故事,不会因为城址暂时没有找到而褪色。学术争论,是学者们的工作,而普通人,是这些历史故事的倾听者、传承者。说不定哪一天,一次常规基建施工,一次考古勘探,就会挖到关键的遗存,持续几十年的争论,就此画上句号。也有可能,这份谜团,还要陪伴我们很久。

历史的魅力,很多时候就在于这些没有完全解开的谜题。古书留下线索,山川留下痕迹,一代代人不断寻访、比对、讨论,就是在慢慢靠近真相。川黔交界的赤水河,静静流淌,见过汉代的舟楫,见过古道上往来的行人,古城藏在群山之下,等待未来的新发现。

不知道正在阅读的你,更偏向哪一种看法?是觉得古平夷县城就在七星关,还是更认同叙永赤水镇的说法?如果你去过这两处地方,也可以说说你的感受,大家一起聊聊这片西南古地上的千年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