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7年的春天,汴京贡院的榜单一经张贴,就有人在场外怔住了。

榜上,一个姓“曾”的家族赫然出现了六次:曾巩、曾布、曾纡、曾肇,还有两个女儿家的女婿。六人名字连排在进士录上,旁边标注的籍贯,都是江西南丰。

围在榜前的读书人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就炸开了锅——这可不是街坊里传的“某家兄弟双双及第”,而是一门六人同科进士。这在宋仁宗一朝,是头一遭,在整个科举史上,都堪称罕见。

如果只把这当成一个“传奇故事”,倒是容易。但把时间线拨回去,这一纸荣耀背后,是三次科考的失意,是家道中落的现实,是一个科举制度正在悄悄转向的时代。

曾巩,只是恰好站在了这个转向的正中。

曾家的起落,从一场科考失败开始

曾巩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北宋“读书做官”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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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史·曾巩传》等资料,曾巩字子固,生于1020年,江西南丰人。他的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都曾在朝为官,是地方上公认的“仕宦人家”。这样的家庭,在当时意味着两件事:一是有条件供孩子读书;二是亲族和乡里对下一代有格外的期待。

曾巩的少年,确实符合人们对“官宦之后”的想象。他记忆力极好,读书过目能久不忘,十二岁时写出的《六论》就已经让当地士人注意到这个小孩。后来欧阳修在《曾子固墓志铭》中回忆他早年的文章,评价颇高,可见在入京之前,他的文学名声在江南已经传开。

1037年,十八岁的曾巩第一次和兄长一起北上赴举,这是他第一次真正面对科举制度。

这一年是宋仁宗景祐四年,京师举行制科与进士科考试。曾巩兄弟参加的,是后者。进士科是当时最主流也最受重视的科目,主考官、命题都极为严谨。从后来的记载来看,两兄弟此行并没有带回中第的喜讯——双双落第。

落第本身在古代读书人中很常见,但对曾家的打击却超出预期。

曾巩的兄长是嫡长子,从小背负着长房的期望。这次没能中第,乡里对他的议论随之而来。原文讲到“有人特意做一首诗羞辱”,这样的细节在正史里没有明确载记,但可以肯定的是,科举失败在当时确实容易成为流言的素材。

曾巩的兄长郁郁寡欢,最终病逝。这个因果在笔记、家族传说里常被联系在一起,但严格说,更多是一种情绪性的归纳。无论如何,这次落第,几乎改变了曾家长房的命运,也让十八岁的次子开始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是一场简单的考试,而是一整套制度和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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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碰壁后的选择:改文风,找老师

和兄长相比,曾巩显然更能承受挫折。

他没有停笔,也没有选择另谋出路,而是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失利。这里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当时科举的主流文体是“时文”,即在规定范围内,按照一定的结构、用典、论证方式来写文章,强调的是稳妥、规范,而不是个性。

曾巩自小喜写古文,擅长议论,风格偏豪放直率,这与考场上要求的那种“八比之文”(后来演化为八股文的前身)有明显距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文不合科举之格”,某种意义上是“偏科”。

要不要为了考试改变自己的写作?这是很多士人面对的难题。

曾家当时的选择,是让曾巩出去游学。曾易占任官于外,曾巩随父亲辗转各地,借机拜访当世名士。公开资料显示,曾巩早年确实与王安石、欧阳修等人有往来,具体首次相遇的时间有不同说法,但在庆历年间(1041—1048),他已经进入了欧阳修这一圈层的视野。

欧阳修看到这个年轻人写的古文,大为欣赏。在《六一居士文集》中,他称曾巩为“鄂鸟”,用的是“百鸟之中,轩然而立”的比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群雏之中,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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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评价背后,也藏着欧阳修自己的坚持。彼时他正在推行“古文运动”,强调文以载道,反对空疏繁琐的形式化文章。曾巩的气质,和他的理念高度契合。但问题在于——古文在科举场上并不主流。

在欧阳修的鼓励下,曾巩并没有彻底向“时文”靠拢,而是走了一条折中的路:保留自己的古文根基,同时熟悉科举要求,尽量在规范之内写出有内容的策论。这种调整,需要时间。

第二次落第:不是一个人的失败,而是制度的短板

23岁那年,曾巩第二次进京赴试。

从时间推断,大约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他这一次已经有了更充足的准备,也有了欧阳修这样的大师把关文稿。但结果仍然是落第。

欧阳修对这次失败反应强烈。相关记载中,他感叹科举选拔“文词之工”而忽略“经术之识”,一再提到“国家之制举,本以求才,而今乃失之”,对当时的考试制度颇为不满。原文引用的那句:“这样的科举,究竟让我国损失了多少的人才”,虽然不一定是逐字原话,但与他的基本态度是吻合的。

对曾巩而言,两次落第的打击,不只在个人层面,更在于对科举公平性的疑惑。但他做的选择,依旧是继续读书、继续写作,在欧阳修等人的鼓励下保持学术、文艺上的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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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把他逼回现实的,是家道的变化。

父亲去世与家道中落:从读书人变成一家之长

28岁时,曾巩的父亲曾易占去世。按照《宋史》的记载,曾易占曾官至右司谏,属于中枢谏官行列,对政事有一定发言权。这样的职位一旦失去,对家族的经济与社会网络影响都不小。

父亲病故后,曾家迅速从“官族”退回普通士族的层面。封禄停了,人情往来减少了,祖宅和田产需要重新打理。一切现实问题,几乎都压到当时尚未成名的曾巩身上。

他被迫停下了科考准备,回乡“居丧”,同时要照料母亲、弟弟、未嫁的姐妹。相关族谱与后世传记都提到这一段“退居乡里”的生活:他白天处理家务和田产,夜间仍然读书写作,不再频繁外出游学。

家道中落,对婚姻也有影响。在古代士大夫家庭,婚姻往往讲究门当户对。曾家失去现任官员之后,原本谈好的亲事多半告吹。曾巩直到三十五岁才成婚,这在当时属于偏晚的年龄。关于他妻子的具体出身,正史语焉不详,多数说法认为出自当地书香门第,对他的学问颇为欣赏。

一些后世笔记喜欢把这段婚姻写成“贤内助”的典型:女方不嫌家贫,主动承担家务,鼓励丈夫继续读书。这种叙述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从曾巩后来能够重新全力备考来看,家庭的支持至少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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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欧阳修是他在公共世界的“贵人”,那么妻子则是他在私人生活里的支撑点。一个在制度层面为他争取机会,一个在日常层面为他腾出时间。

第三次进京:人格和时代同时站在了他这一边

把时间拨到1057年,也就是宋仁宗嘉祐二年。

这一年在北宋科举史上非常特殊。仁宗重新启用欧阳修为礼部侍郎,主持进士科考试。这次科举的命题方向,被后世普遍视为“古文派在科举中一次重要胜利”。

欧阳修强调策论与经义,试图通过考题引导考生思考国家政事,而不是只做文字游戏。他本人在《试馆职御史策问》中就有类似的要求,强调选拔“可用之才”。

这一次,曾巩决定第三次进京赴试。与前两次不同的是,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整个家族的“科举队”:三个弟弟(曾布、曾纡、曾肇)以及两个女婿,一同参加进士科考试。

曾布后来官至尚书右仆射,是神宗、哲宗时的重要宰辅;曾肇曾任中书舍人、有政绩记载;曾纡相对低调,但也跻身仕途。两个妹夫的名字,在不同资料里有分歧,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也是读书出身,通过这次科举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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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二年的科场情况,正史没有太多细节描写,但可以确定几个关键点:

第一,主考官确实是欧阳修。

第二,考题重策论,符合古文派倡导的“以道为文”。

第三,这种取才倾向,使得像曾巩这样擅长经术与政论的考生,首次获得制度层面的优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门六进士”就发生了。

曾巩本人名列进士,弟弟们和女婿也都通过考试。汴京贡院外,那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榜单,就由此产生。关于“六人同时及第”的具体名次、顺序,史料没有详载,但“曾氏一门六进士”这一说法出现在多部地方志、族谱中,已经成为稳定的历史记忆。

所谓“震惊朝野”,在官方文书里不会直接写出来,但通过后来对曾家的评价和对“南丰先生”一门的高度推许,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政治文化圈对这一现象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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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与现实:欧阳修的“庇护”,能起多大作用?

一门六进士,故事太好,难免会招来质疑。

“是不是欧阳修照顾自己学生?”“是不是有‘关说’或者内部关照?”这类猜测,在当时就已经存在,后世不少文人也提过。

从公开资料来看,欧阳修与曾巩是师友关系,这一点无可否认。他在考后不久就对曾巩的文章给予高度评价,之后多次荐举他出任官职。但是,科举的具体考试流程,主考官固然有影响,却并非可以随意决定中第名单。

仁宗一朝的科举制度较为规范,试卷需经覆试、诏试等环节,最终录取要报经朝廷审批。要同时为六个人“谋取”进士,不仅需要主考官动手脚,还要上下多方配合,风险极高。而在现有史料中,并没有任何关于“曾氏舞弊”的记录。即便有后世野史风闻,也缺乏可靠证据。

更关键的是,曾布、曾肇后来在政坛上的表现,并非“碌碌无为混个名分”。曾布参与王安石变法,又在哲宗朝担任宰辅,对多项政策有实际建树;曾肇则以奏议见长,有文集传世。这说明曾氏兄弟的才学,并不是“靠关系硬塞”出来的。

如果从制度角度看,欧阳修的作用,主要在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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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长期的学术指导,把曾巩一门的写作、思考训练在一个比较扎实的水平上;

二是作为主考官,通过命题和阅卷标准,给真正擅长策论的士人一个公平展示的机会。

这和“护送学生上岸”是两回事。

一个更值得注意的事实是:1057年的科举并不是“古文派全面胜利”。欧阳修之后,科举又逐渐回到程式化的路径上。曾巩一门能够抓住这一次窗口期,某种意义上是人格与时代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多年积累的学问实力,也撞上了一个相对开放的考试环境。

从“科场传奇”到“文章千古事”

如果曾巩只是靠这一科“一门六进士”被记住,他今天不会被列入“唐宋八大家”。

考中进士之后,他的仕途并不算辉煌。曾任校书郎、御史台官员、地方知州,官阶终止于中层,并未位极人臣。和他的弟弟曾布相比,他在政治上的存在感要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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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他进入历史长线的,是他在文史方面的贡献。

曾巩一生撰文甚多,《元丰类稿》收录其文五百余篇,主要是史论、政论文、墓志、记序等。欧阳修、苏轼都高度评价他的史识与文章。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曾巩即参与史料整理与撰述,被视为“通鉴三家”之一。

在散文史上,他与欧阳修、苏洵、苏轼、王安石、曾布、柳宗元、韩愈并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后人称他为“南丰先生”。这一称号,首先源于他的籍贯,其次也表明,他的代表性在于文,不在于官。

回看他的一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反差:在科举场上的前三次失败,是在他最年轻、最有精力的时候;那次“六人同科进士”,发生在他已近不惑之年,家族也从繁华走到中落;而他最重要的文学、史学成就,反而是在中年以后、官职并不显赫的阶段完成的。

这样的轨迹,和我们今天习惯讲的“少年成名”“一路开挂”的成功故事完全不同。它更接近于一种慢慢磨出来的人生:经历科场挫败、家族变故,仍然不放弃手中的笔;在考试制度稍稍转向的时刻,抓住机会进入仕途;在官场与学术之间,选择用文字留下自己的判断和眼光。

“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常被用来形容他的一门六进士。但如果把视线从这次考试稍微拉远一点,就会看到另一层必然:在一个把读书、做官和写作绑在一起的时代,一个有学问、有毅力,也有良师和家庭支撑的读书人,最终会在某个节点被看见,只是被看见的方式未必是他最初设想的那一种。

曾巩或许没有预料到,自己在贡院外那次被围观的“科场奇迹”,几百年后会被比自己的文章更频繁地讲起;但对他来说,那不过是从一个制度门槛迈入另一个人生阶段的节点而已。

真正贯穿始终的,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写作和思考——这部分,比“一门六进士”更不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