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队伍里,有这样一个人:他不穿军装,不扛枪,不会说流利的中国话,金发碧眼,是个从瑞士到贵州传教的外国人。可他跟着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翻高山、渡大河,走了五个省,历时五百六十多天,行程上万华里。
他叫薄复礼,本名阿尔弗雷德・勃沙特。很多年后人们回头看才发现:最先把这支队伍的真实样子写进书里、递到西方世界面前的,不是记者,不是学者,恰恰是这位当初和红军并不相识的传教士。
今天我们讲长征,讲的是红军战士的热血和信仰。而薄复礼这段经历,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看清:那支队伍对待外人、对待俘虏、对待不同国籍的人,是讲道义、讲原则的。这一点,比任何口号都更有说服力。
一、1934 年秋天,贵州路上的相遇
薄复礼,1897 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随父母在瑞士生活,后来受教会派遣,带着妻子到中国贵州的镇远、黄平、旧州一带传教。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片偏远的山路上,和一支过境的军队相遇。
1934年10月1日,他和妻子从旧州返回镇远,路上碰上了西征入黔的红六军团。当时红军伤病员多,药品奇缺,根据地也远在身后,队伍决定扣留薄复礼和另一位传教士海曼,希望通过教会方面送来药品和经费,作为释放的条件。
没过多久,他的妻子和海曼先后被释放。薄复礼却被留了下来,跟着队伍一起行动。
一开始,双方是陌生的,甚至是隔着防备的。他看不懂这支队伍到底要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走。可正是这段被迫同行的日子,让他一点点看清了这支队伍的真实模样:宿营怎么安排伤员,粮食怎么分,夜里怎么站岗,对老百姓说话是什么口气。这些细节,后来都进了他的书。
二、一盏油灯下,一张法文地图救活了一支军团
真正让薄复礼和红六军团结下缘分的,是一张地图。
红军打下旧州的教堂后,在里面找到一张法文标注的贵州省全图。这张图测绘得很细,山脉、河流、村镇、小路都标得清清楚楚。可当时军团长萧克手里用的,是一本中学生地理课本上印的二十厘米小地图,行军作战全靠它,视野窄,细节少。有了这张大图,却没人看得懂法文。
萧克听说薄复礼懂汉语、又懂法文,就把他请到军团司令部。在一盏煤油灯、一盏马灯的光线下,地图铺在方桌上,两个人配合着干:薄复礼按照萧克的指点,把法文地名一个个译成中文,标上重要的山脉、河流、村镇;萧克一边听、一边记,一直忙到深夜。
这张地图对红六军团在贵州的行军作战帮助很大。在没有航拍、没有电台导航的年代,一张看得懂的地图,就是队伍的眼睛。薄复礼帮的这一夜忙,红军记了他一辈子。
也是从这张地图开始,萧克和薄复礼成了朋友。行军路上,萧克给他讲队伍的主张、讲红军对待外国人的政策;他也把亲眼看到的一切记在心里。
三、五百六十多天,五个省,他看见一支怎样的队伍
留下来之后,薄复礼跟着红二、六军团走过贵州、湖南、湖北、四川、云南五省,一路翻山涉水,前后大约五百六十天,行程上万华里。
这不是一段轻松的旅途。雪山、急流、缺粮、疲劳、敌人的尾追,每一样都压在这支队伍身上。一个外国人,没有作战任务,没有组织归属,却照样跟着熬了过来。史料里记着:他生病的时候,红军给他配马,安排专人照顾。
队伍里有伤员,有掉队的,有饿着肚子赶路的,可红军没有把这个外国俘虏随意丢下,也没有拿他出气,而是按自己的规矩对待他:有吃的分他一份,有病给他治,到了该放人的时候,信守诺言放人。
正是这种实实在在的对待,让薄复礼从最初的戒备,变成了后来的记述者。他在书里写下的,不是被丑化的 "匪",也不是被神化的宣传符号,而是一群具体的人:怎么干活,怎么说话,怎么打仗,怎么对待老百姓。这些来自一个中立旁观者的记录,反而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分量。
四、云南富民:十块银元,一句信守的诺言
1936 年 4 月,部队转战到云南,逼近昆明,在富民一带驻扎。萧克亲自向薄复礼宣布了释放令。萧克对他讲: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
送别那天晚上,萧克、王震设宴送行,还送给他十块银元当路费。第二天清晨,薄复礼醒来发现,红军已经在夜里转移出发,他就此获得自由。后来他在昆明和妻子团聚。
这里要实事求是地说一句:薄复礼没有跟着红军走完后面的路,更没有走到陕北。他到云南就结束了随行。红二、六军团继续北上,最终完成会师。所以准确地讲,他是长征一段征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而不是走完全程的人。可即便只是这一段,已经足够让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书。
放他走的时候,王震叮嘱过他:面对新闻界,要记住,双方是朋友。这句话,薄复礼后来做到了。
五、回到英国,他写出了西方第一本长征亲历记
1936年10月,薄复礼夫妻一同回到英国曼彻斯特。回国之后,他四处演讲,把自己在中国贵州、湖南、湖北、四川、云南一路看到的红军讲给当地人听。1936年11月,他的书稿《神灵之手》在英国伦敦出版。
这是西方最早记述红军长征的书籍,时间上早于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年,很巧的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也在伦敦出版。在那之前,西方世界对红军的了解,多是道听途说和标签化的猜测;薄复礼这本亲历记,第一次把一支被误解的队伍,用亲眼所见的细节摆到了读者面前。
一个曾经被扣留的外国人,没有借机抹黑,也没有刻意美化,而是如实记录自己看到的东西。这份客观,本身就是对长征的一种致敬。
六、半个世纪之后,一封信又找到了他
离开中国之后,薄复礼的故事没有断掉。1939 年,他又受教会派遣,回到贵州盘县传教,一直到1951年接到教会通知,才再度离开贵州,回到英国,晚年定居曼彻斯特。
而萧克将军始终记着这位当年帮着翻译地图的外国朋友。1985年11月,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拜访薄复礼,转达了萧克的问候;中国外交人员也通过外交途径重新找到了他。
1986年5月27日,萧克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登门拜访薄复礼,转交一封亲笔信。信里写道: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五十年前你帮我翻译地图的事久难忘怀;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萧克还送给他一本建军六十周年的大型画册,让他看看当年那支红军如今的样子。
后来,萧克安排秘书翻译《神灵之手》,并亲自作序,中文版书名定为《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五十年前的一盏油灯、一张地图,五十年后变成了一本两国人都能读懂的书。
七、这段经历真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薄复礼的故事,常被当成一段传奇来讲。可往深里看,它说明的道理很朴素:一支队伍能不能赢得尊重,不靠把话说得多漂亮,而靠怎么做事。
长征路上,红军缺枪、缺粮、缺药,处境凶险。即便如此,对待一个没有作战能力的外国传教士,队伍依然守着自己的原则:照顾生病,兑现诺言,分食同行,最后按政策释放,还给路费。这不是软弱,是道义。
也正是这种道义,让一个中立的旁观者愿意把所见所闻写下来,让西方世界第一次听到长征真实的声音。信仰的力量,不只在冲锋陷阵的时候看得出来,也在怎么对待 "自己人以外的人" 的时候看得出来。
今天我们重提这段历史,不是要给薄复礼多高的地位,而是想说明:长征之所以伟大,不只在于走了多远、打了多少仗,更在于这支队伍在最艰难的时候,仍然守住了公道、信义与边界。这种精神,跨过国界,跨过时间,依然立得住。
结尾
一盏油灯,一张地图,一万公里山路,五百六十多天同行。一个外国人,用他的眼睛见证了一支队伍的样子;一支队伍,用它的做法赢得了一个外人的记录。
长征的故事,从来不是只讲给自己人听的。能让陌生的旁观者也愿意写下真相,这样的队伍,走到哪里都站得住。
参考文献:
1.人民网・党史频道:《向西方报道中国红军长征第一人薄复礼》
2.人民网・党史频道:《他第一个将长征介绍到西方》
3.人民网・党史频道:《奇遇长征——一个外国传教士随行红军 18 个月见闻》
4,中国新闻网:《历史角落:寻找长征中的英国传教士》
5.中共中央统战部:《从三个案例看长征中的统战实践》
6.中共云南党史网:《随同红军长征的外国传教士》
【作者】
谷新光:红色文化学者、作家、诗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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