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玉镯磕在灶台边沿,裂纹从那只缠枝莲的芯子里钻出来。

“阿姨,你过来一下。”63岁的陈伯在客厅喊我,嗓子有点哑。我擦了手,走过去,他指着茶几上那只青花瓷碗,碗底沉着三粒白色药片。“帮我把这个吃了。”他说,语气不像商量。我盯着那药,认得,是安眠药。他儿子上个月从上海寄回来的,说治失眠。我咽了口唾沫:“陈伯,这是您的药。”“我知道。”他笑了一下,嘴角扯得有点歪,“你吃了,我就告诉你存折在哪儿。”

我没吃。我把那只碗端起来,转身进了厨房,哗啦一声把药冲进下水道。然后我听见他在背后笑,是那种喉咙里漏气的咯咯声。“小周,”他说,“你伺候我三年了,连这点胆子都没长。”

三年零四个月。我记得清,因为第一天来的时候,他递给我一把钥匙,铜的,齿上磨得发亮,说是他老伴儿留下的。他老伴儿死了七年,钥匙一直挂在门后铁钉上,落满了灰。我没接,我说陈伯钥匙您自己收着吧,我就是个做家务的。他愣了一瞬,把钥匙收回裤兜里,再没拿出来过。

他儿子在南京定居,一年回来两回,一回清明一回春节。清明那回带了两条烟,拆都没拆就撂在鞋柜上,说爸你少抽点。春节那回带了个姑娘,那姑娘进门眼珠子滴溜溜转,看这看那,最后落在墙角那台老缝纫机上,说这玩意儿现在值钱了,能卖几千块。陈伯当时正在剥橘子,橘子皮拉成一条长长的螺旋,断了。他说:“那是我老伴儿嫁妆。”姑娘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我54岁来他家,那年我老伴儿刚走。乳腺癌,查出来就是晚期,前后四个月,花掉三十七万。闺女要卖房,儿子说再去借借,我跪在医院走廊里,把脑袋磕在塑料座椅上,咚咚响。后来陈伯的邻居王婶介绍我来,说老头儿一个人,能做饭能洗衣服,一个月给2200。我说行。

头半年我俩几乎不讲话。他耳背,听不太清。我说话声音小,他凑过来,皱着眉,说:“你说啥?”我就又重复一遍。后来我学聪明了,重要的事写在纸上,白纸黑字,他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读,读完了点头,说:“知道了。”那张纸他叠好,塞进衬衫口袋里,也不扔。我隔两天洗衣服,总能从兜里摸出两三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片。上面写的是:“菜没了”“水龙头滴漏”“你晚上少吃咸”。有一天我展开其中一张,背面他添了一行字,笔迹抖:“她写的字好看。”我看完,把那张纸揣进自己棉袄内兜里。

去年冬天,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那晚,我包了酸菜馅饺子。陈伯吃了一碗,第二碗的时候他说:“你这饺子包得像我老伴儿手艺。”我手上沾着面粉,把帘子端回厨房,背对着他,没接话。他吃完放下碗,碗底朝上,走了两步又回头:“小周,过了年你就55了吧?”我说57了。他哦了一声,转身进了屋。那天晚上我听见他屋里咳嗽,咳了很久,中间夹着翻身的声响。第二天早上他眼底下挂着青,没吃早饭,自己把桌上的半瓶白酒拿走了,倒进马桶。我看着他做这些,没说一句话。

真正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是三月初三那天。我蹲在地上择韭菜,他搬了把马扎坐我对面,忽然开口:“你儿子结婚还差多少钱?”我手里那棵韭菜拦腰掐断了,汁水沾了一手。“陈伯,您问这个干嘛。”他从兜里摸出个红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张存单,12949块,到期利息算上,说是这辈子攒的老本儿。“我闺女嫁出去就没管过我,儿子在上海买了楼,一个月给我打两千块钱生活费,说忙,不来。”他把存单推过来,“你拿走,把儿子婚礼办了。”我没接,我站起来,择好的韭菜一半掉回盆里,水溅出来,打湿了灶台边沿。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那张一米二的小床上翻烙饼。我听着隔壁屋里他的动静,晚上十点他起来上了趟厕所,十一点半喝水,夜里两点咳嗽,咳了大概五六声,又沉寂下去。我数着他翻身的声音,数到第七次,天快亮了。

第二天早上我挺严肃地坐在他对面,我说陈伯那钱您收好,我给儿子攒了五年了,他妈留下的两万八加上我攒的,够了。他看了我半天,说:“不够,结个婚还要给女方买三金,你拿什么买?”我说我闺女帮着凑。他哼了一声:“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自己还在厂里上夜班呢。”我没说话了,低头收拾碗筷。他忽然伸手按住我手腕,干枯的手指,温度却烫得吓人。“小周,我不是可怜你。”他说,“我是觉得,我这把老骨头,也就剩你这一个惦记的了。”

那天之后事情就开始不一样。他不再叫我去取药,自己搬着凳子到阳台晒太阳,午饭时候喊我一声,我端过去他就吃。有回我给我姑娘打电话说这事,她在那头沉默了几秒,说:“妈,你别让人占了便宜。”我说人家63了,能占我什么便宜。姑娘说不是钱的事,你看他儿子知道不。我挂电话之前想起陈伯他儿子那张脸,白净、客气、眼珠子生分得没一点热气。

五月二十号那天,他儿子突然回来了,没打电话,门锁密码换了他进不来,站在门口按门铃。我开门的时候他手里提着一箱牛奶,冲我笑了一下:“周阿姨,我爸呢?”我说在午睡。他哦了一声,把牛奶放门口,说那不打扰了,又补了一句:“周阿姨,您今年多大来着?”我说57。他说:“57,还年轻呢,我爸这人糊涂,您多担待。”我目送他进电梯,电梯门合上那一刻,他掏出手机在打电话。我隔着门缝没听到他说什么,但晚上陈伯就把他房门钥匙换了一把新的,铜的,塞到我手里。我没接。他攥着那把钥匙,在沙发上坐了一整晚,电视开着,雪花点,也没插台。

六月一号,我收拾他床头柜的时候,摸到一个铁皮饼干盒,旧上海牌,上面褪色褪得看不清图样。我打开,里面是他老伴儿的黑白照片、一张1987年买电视的发票,还有一张写了一半的信。信纸黄了,字是钢笔写的,开头是“秀兰”,他老伴儿的名字。信只有三行:“秀兰,我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你要是还在,别怨我。小周是个好人,我想跟她搭伙过日子,不是为了有人做饭洗衣,我这把年纪了,图个说话的人。”我拿着那张信纸站了很久,窗户外面蝉叫得震天响,晒进来的一束光正好落在那张照片上。我把信纸叠好,放回原处,然后拿了那张写了他的字的小纸条,就是那张“她写的字好看”的那张,打开铁皮盒子,一并放进去了。

后来我跟他提了个条件。我说佰美,搭伙过可以,我有三个条件:一、你儿子他不同意我就走;二、我不改嫁,户口本不动;三、我女儿要是有意见,我不勉强她。陈伯一个一个听完了,点头,说:“就按你说的。”然后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铜钥匙,放到我手心里,我攥住了。

我们搭伙第四十一天,他儿子回来了,这回没打电话,带着小区保安和物业经理,站在门口。我开的门,他儿子把一份文件拍在鞋柜上,是医院诊断证明——脑萎缩,早期,上面有陈伯的签字。他儿子说:“周阿姨,我爸现在糊涂了,签的字不作数,我送他去养老院。”我回过头看陈伯,他坐在沙发上,努着嘴,半天憋出一句:“我没签过那玩意儿。”但他儿子的手机里有一张照片,白纸黑字,上面确实有签名。我认得他笔迹——那字抖得厉害,但笔画是他的。

我没说话。我去阳台,把晾着的他两件衬衫收了,叠好,放进他常用那只行李箱里。然后我从内兜掏出那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展开,递到他儿子眼前。上面那行字——“她写的字好看”——是他亲笔写的。他儿子看了一眼,愣了半晌,照片里那张纸是灯光下拍的,是床头柜边角弯弯有折痕的。他忽然不说话了,把那文件攥成一团,转身走了。门在他身后带上的时候,陈伯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人比我还矮半头。他伸出两只手,握住我的胳膊,说:“该走的不是他,是他怕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指尖在发抖。

我没哭,我也没点头。我把那只铁皮盒子拿出来,取出那张没写完的信纸,从裤兜里摸出一支旧钢笔,递给他。他接过笔,眯着眼,在信纸最后一行补充了几个字:“我已决定,余生有她。”然后他把信纸叠好,放回铁皮盒子里去,盖好盖子,递给我。“你替我收着。”他说,“等哪天我不行了,你把它烧了,烧给我老伴儿看。”

我接过来那一刻,窗台上那只玉镯磕在灶台边沿的裂纹在灯下闪了一下。那不存在的响声,我听见了。

钱是会算清的,账是会还完的,只有人心算不清。七十九天之后我才知道,临走那天他让保安拦人放了我走,他儿子转走的那张存单上,12949块,他早在搭伙第十五天就提前取走了,在、城、东、家、具、城、给、我、买、了、一、张、新、床、垫。

你信不信,有时候一个人假装糊涂,是为了让别人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