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这个人,一辈子被贬来贬去,越贬越远,越远越馋。馋得没有道理,馋得让人想笑,又笑不出来——因为他馋的时候,往往正是日子最不好过的时候。
在黄州,他穷得把每月四千五百钱挂在屋梁上,用画叉挑着花。猪肉便宜,“价贱如泥土”,有钱人不肯吃,穷人又不会煮。他便自己动手,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微火慢慢煨着。有一回家里来客,他把肉下锅,调好味,便与客人下棋。一局终了,才恍然想起锅里的肉,急忙进厨房,揭锅一看,香气扑鼻,肉色红润,糯而不烂。他得意得很,写了一首《猪肉颂》,收在《苏文忠公全集》里,末了说“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话说得痞,说得憨,说得像一个蹲在灶前的乡下老汉,捧着碗,谁也不搭理。
但他也有不憨的时候。宋人孙奕《示儿编》里记了一桩事,说苏轼在常州,有一士大夫家烹河豚极妙,请他去做客。他入了席,埋头大啖,一句话不说。士大夫一家人全躲在屏风后头,挤得水泄不通,鸦雀无声,单等苏学士品题一句。他吃到最后,打了一个饱嗝,筷子停了停,忽然又伸出去,口中说道:“也值得一死。”这话传出去,便有了“拼死吃河豚”的民谚。张耒《明道杂志》里记的又是另一个场合,说他在资善堂跟人谈起河豚,讲的是“据其味,真是消得一死”。邵博《邵氏闻见录》里则作“直那一死”。说法不一,意思却是一个:明明知道那东西有毒,偏要用命去换一口鲜,换完了还嫌说得不够狠,非得把“死”字挂在嘴边上。馋到这个份上,已经不是馋了,是一种跟命运耍赖的脾气。
到了惠州,羊肉买不起,他便嘱咐屠户把没人要的羊脊骨留给他。这件事他写在《与子由弟书》里,收在《苏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原文说得仔细:惠州市井寥落,一天只杀一只羊,他不敢跟当官的争着买肉,便暗中叮嘱屠夫,把脊骨留给他。骨缝里还有一点碎肉,煮熟沥干,浸在酒里,点一点薄盐,小火烤到微焦。他终日在那里剔剔挑挑,从骨节筋络之间抠出星点肉屑来,信上说“如食蟹螯”。末了还补一句:这种吃法要是传出去,围在身边的几条狗恐怕都要不高兴了——“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我读到这里,总要放下书笑一阵。一个六十岁的贬官,在蛮荒之地啃羊骨头,啃出了蟹螯的滋味,啃出了狗的怨气,还郑重其事地写进给弟弟的信里。这种快活,是真快活,还是假快活,他自己恐怕也分不清。
再往南,到了儋州,连羊骨头都没了。当地人送他生蚝,他剖开,肉与浆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又取大的炙烤。吃完了,他写信给儿子苏过,说:你可千万别把海南有生蚝这件事说出去,怕北方那些士大夫知道了,一个个争着要求贬到海南来,分我这口吃的。这话记在明代陆树声的《清暑笔谈》里,原文只有一句:“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这是何等的玩笑。一个流放天涯的人,把绝境里的吃食藏起来,像小孩藏一块糖,还编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怕别人来抢。苦到了极处,幽默便自己长出来了,挡都挡不住。
他也有不跟吃较劲的时候。南宋朱弁《曲洧旧闻》里记着,东坡曾对刘贡父说,当年和弟弟备考制科,每天吃“三白饭”,鲜美得不再相信世间还有什么八珍。刘贡父问什么叫三白,他说: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刘贡父大笑,后来便拿这三样东西请他,算是回敬。苏轼吃了,不动声色,回头请刘贡父吃“毳饭”。客人到了,桌上空空如也,等了半天不见动静。刘贡父饿得忍不住催饭,苏轼慢悠悠地说: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不是“毳”是什么?两个老男人,拿一顿饭推来让去,玩的不过是几个字。但我知道,能把穷日子拆成字来玩的人,穷是穷不倒他的。
最让我心里一动的是另一桩事。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记,苏轼兄弟双双被贬岭南,在梧州、藤州之间相遇。道旁有人卖汤饼,兄弟俩便坐在路边吃。那东西粗恶得没法下咽,苏辙吃了几口,放下筷子叹气。苏轼却大口大口吃完了,看着弟弟,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老三啊,这种东西,你还想细嚼慢咽不成?说完大笑而起。一个近花甲的老人,在荒村野店里,对着一碗烂面条哈哈大笑。他笑什么呢?笑弟弟的认真,笑这碗饼的难吃,还是笑自己这一辈子颠来倒去,到头来连一碗好饼都吃不上?他没有说。他只是笑。秦少游后来听说了这件事,评了一句“饮酒但饮湿”——喝酒不过是为了润润嘴巴,吃东西不过是为了填填肚子,到了这一步,还跟一碗烂饼较什么劲呢。
那笑里没有悲壮,没有辛酸,就是一个人把一碗烂饼吃完了,抬起头来,笑了一笑。这一笑,比东坡肉香,比河豚鲜,比荔枝甜,比生蚝滑。一个人被命运摁在地上揉搓了一辈子,还能对着最粗劣的一顿饭笑出声来,这大概就是苏东坡最了不得的一道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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