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是福建闽侯人,早年就读保定军校,后赴日本炮兵学校和陆军大学深造。军事理论、炮兵技术、日军情况,他都十分熟悉。抗战时期,他曾在国民政府军事系统任职,也担任过第四战区参谋长,在国民党军界属于少有的专业型将领。

有意思的是,吴石并非一开始就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他长期身处高层,见过太多军政内幕,也看见过权力如何被私人关系左右。抗战后期,豫湘桂战役爆发,日军大举推进,前线多次请求增援,却迟迟得不到有效支持。战争造成的混乱和民众流离,使吴石对那套只顾争权、忽视民生的做法越来越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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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对身边人说:“这样的军队,怎么打得赢仗?”这句话未必是正式记录,却很能反映他当时的心境。

抗战胜利后,吴石随军接收上海,又看到一些官员借接收之机谋取私利。回到南京后,嫡系升迁、非嫡系受压的现象依旧没有改变。军事上的失败,在他看来并不只是指挥问题,背后还有制度腐败和用人失当。

1947年前后,吴石通过何遂、吴仲禧等人逐步接触中共方面。他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关注共产党关于持久战和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于一个身居国民党高位的军人而言,这不是普通的思想转变,而是对个人前途的重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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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前,吴石利用自己的职务和人脉,帮助吴仲禧接近徐州方面的军事系统。吴仲禧取得的兵力部署、指挥关系和作战动向,经整理后送出,为解放军判断徐州地区的敌情提供了参考。吴石没有亲自出现在战场上,却在看不见的地方影响了战局。

1949年初,渡江作战在即,吴石接触到的情报更加重要。国民党军沿江部署、各地守备力量以及部分部队番号,都通过秘密渠道传递出去。那类材料往往细到团级单位,价值不在文字多少,而在于能否让指挥员提前知道对手手里究竟有多少兵。

南京局势急转直下时,国民党方面准备把大量档案运往台湾。吴石以调运和保管为由,将一批文件先送到福州。后来蒋介石多次催促转运,他又借军运紧张、船只不足等理由拖延。福州解放前,他安排亲信王强留下,把未能运走的重要材料交给解放军。泉州、厦门等地的接管工作,因此获得了有用的敌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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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夏,吴石被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次长。按常理说,他完全可以留在大陆,但他判断台湾仍掌握着大量军事机密,便决定冒险赴台。吴仲禧曾劝他不要再去,吴石回答:“还能做事,就不能只顾自己。”这次选择,也使他从一名提供情报的人,变成了真正深入核心的潜伏者。

赴台前,吴石把家属作了安排,部分子女留在大陆,妻子和两个女儿随他前往台湾。组织上给他使用的代号是“密使一号”。到达台湾后,他凭借旧日资历和国民党内部关系,继续担任重要职务,同时把台湾、金门、舟山等地的防务情况传出。

1949年12月,朱谌之受命赴台接取情报。她在吴石家中取得的材料,涉及守军布置、武器配备、舰艇和飞机停泊位置等内容。相关情报经香港转送华东方面后,其中一部分上报中央。毛泽东阅看后认为材料价值很高,要求对吴石和朱谌之的工作予以肯定。“给吴石记上一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达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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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很快逼近。1950年初,台湾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供出了部分人员和线索。吴石得知朱谌之可能暴露,曾设法为她办理通行手续,帮助她转移。可在严密搜查下,朱谌之于1950年2月被捕,吴石留下的通行证存根也成为追查他的关键证据。

1950年3月1日,吴石被捕。随后,妻子王碧奎、陈宝仓、聂曦等人也受到牵连。审讯中,吴石遭受严重刑讯,却没有供出更多同志。蒋介石下令从严处理,所谓审判实际上早已失去正常意义。

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和朱谌之在台北被处决,吴石时年57岁。周恩来后来得知消息,十分痛惜,并要求查明案件经过。有关方面经过多年核查,逐步确认吴石在隐蔽战线所作出的贡献。1973年,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相关情况,吴石的烈士身份问题由此得到重新审视。1994年,吴石夫妇的骨灰被家属接回大陆,安葬于北京福田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