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封举报信,一南一北,说的却是同一件事:周末集体补课。
一封来自广东东莞虎门中学的高三学生。信里说,学校用“周末可以自愿留校自习”的制度,实际要求全体高三学生上课、考试,搞大小周,连续十二天高强度学习,中间几乎没有休息。寒潮一来,大面积感冒,很多同学请假回家;可十二天之后只放一天,一天一夜调不回来。信里还有一句很具体的话:大部分住校生,连一周回一次家补充生活用品都做不到。
另一封来自四川南充南部县建兴中学的高二学生。信里说,学校以“自愿”为名,实际要求高二学生周六周日到校集体上课,统一排课、点名管理,并不是学生自主自愿留校自习;还提到存在私自收费的问题。
两封信,隔着上千公里,说的却是同一个词。
自愿。
需要先说清楚:以上都是学生举报材料里的表述,目前尚未看到主管部门公布核查结论。这篇文章不替任何一方定性,只讨论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类事,年年喊禁,年年还有?
01 先看一个很少被提起的法律事实
很多人以为,周末补课是明确的违法行为,一查就罚。
不完全是。这里有一条很多人不知道的界线。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三条写得很清楚:学校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学生的学习时间,保障其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
教育部《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第十三条也有同样的表述: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生集体补课。
你注意那几个字: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学校。
这条禁令,写到义务教育为止。
高中不在里面。
这不是立法的疏忽。义务教育是强制教育,学生没有选择权,所以法律必须替他们守住休息;高中不是义务教育,学生理论上可以有自己的安排,所以法律没有划这条线。
可现实是,高中的孩子同样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头那句“保障其休息”,并没有加“义务教育阶段”的限定;只有“不得集体补课”那一条加了。
于是出现了一个很别扭的局面:
初二学生周末被集体补课,你可以直接指出违反了哪一条。
高二学生周末被集体补课,你只能去查这个省、这个市有没有专门的规范性文件。查到有,那是“违规”;查不到,或者当地文件留了“高三除外”的口子,那就只能谈“不合理”。
“不合理”和“违法”,中间隔着一条很宽的河。这条河上,站着千千万万的高中生。
02 于是“自愿”成了唯一能走的那条路
规则留了缝,人一定会往缝里走。走法只有一个:把“补课”改名叫“自愿”。
东莞那所学校,制度的名字就叫“周末留校自愿自习”。南充那边,举报材料说的也是“以自愿为名”。
为什么都叫自愿?因为“自愿”是合规的。文件禁止的是“组织集体补课”,没禁止“学生自己愿意留在学校学习”。前者是学校的动作,后者是学生的选择。名字一换,责任人就换了。
这才是这两个字真正的作用:它不是一个选择,它是一种归责方式。
你想想什么叫真正的自愿。
真正的自愿,前提是“可以不去”。而不去之后,什么都不会发生。
可这两封信描述的场景里,不去会怎么样?
全体高三都在,统一排课,点名管理。你不去,你就是那个缺口。老师会问你为什么不来,班主任会在群里点你的名,同学会用一种眼神看你。
这叫自愿吗?这在管理学上有个说法,叫“结构化选择”:形式上给你两个选项,实际上只有一个能选。
更麻烦的是,一旦你选了“去”,责任就落到你头上了。
出了事,学校可以说:是学生自愿来的,我们没有强制。
孩子感冒了、累病了、撑不住了,也可以被理解成:你自己愿意的。
这就是“自愿”最狠的地方——它把本该由组织者承担的责任,转移给了那个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人。
03 为什么屡禁不止:算三笔账就明白了
光骂学校没用。得看这件事对各方来说,账是怎么算的。
第一笔账,收益归谁,成本归谁。
多上一轮课、多考几次试,成绩可能真的会好一点;成绩好一点,升学率就好看一点;升学率好看,学校有面子,校长有政绩,地方教育部门有数据。
这些收益,都落在具体的人身上,看得见,算得清,年底能用。
成本呢?落在学生的身体上,落在家长的照顾上,落在一个抽象的单位——“学校”身上。它不会记在任何一个人的考核表里。
收益具体,成本抽象。这种局,只要没人拦,就一定会有人做。
第二笔账,谁先停,谁吃亏。
一所学校周末不补,隔壁学校补。三年后升学率一对比,家长立刻用脚投票,还会反过来投诉这所学校“不负责任”。
所以在这个系统里,第一个停下来的学校,是最吃亏的那个。
结果就是所有学校一起加码,所有人的周末都没了,而相对排名一点没变。
这就是剧场效应:前排的人站起来,后排的人不得不站得更高。最后所有人都站着看完了整场戏,谁也没比谁看得更清楚。
第三笔账,举报的成本,和忍受的成本。
这两个孩子写了很长的信,但你看他们的措辞:
“尊敬的各位领导”“恳请”“是我的希望和诉求”。
一个被剥夺了休息时间的未成年人,在维权的时候,用的是最谦卑的口气。
因为他们算过账:举报可能有用,也可能让自己在年级里被认出来;而忍受虽然难受,但至少安全。
只要忍受的成本低于举报的风险,这类事就会一直存在。
不是没人知道,是知道的人不敢说。
04 这笔账最后记在谁身上
不是记在文件上,是记在身体上。
那封信里最不该被跳过的一段,不是“十二天”,是后面这几句:
寒潮来了,大面积感冒,很多同学请假回家,正常的学习和生活都受影响。十二天之后只有一天假,一天一夜根本调不回来。住校生连一周回一次家补充生活用品都做不到,遇到突发情况也没法应对。
这些都不是抽象的“负担”。
感冒是具体的,发烧是具体的,没法回家拿换洗衣物是具体的,半夜难受找不到人是具体的。
我们在讨论“学习强度”的时候,很容易把这些当成附属细节。可对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这些就是全部的生活。
还有一句,我觉得应该被单独拎出来:
“高三年级也只是学生。”
这句话是那封信里最有分量的一句,比任何控诉都重。
因为它点出了一个事实:高三这个身份,在我们的教育话语里,已经被当成了一种特殊状态。围绕它有一整套战时语言——冲刺、决战、百日誓师、最后一搏、不惜一切代价。
在这套语言里,休息是可耻的,身体是可以透支的,生病是可以扛过去的。因为“这是高三”。
可身体不认这套语言。
它不知道你今年高三,也不知道你还有多少天。它只知道,你已经连续十二天没好好睡过了。
南充那封信里还有一句,也很准:让自习回归自习,而不是作为违规补课的借口。
这句话把“自愿”那层皮,撕得很干净。
自习是学生自己安排时间,补课是学校统一安排教学。两者长得像,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权利,后者是义务。把后者叫成前者,就是偷换。
把“自愿”写进制度里,却用点名和排课把它变成命令,这是最经不起追问的一种做法。真自愿,就得允许有人不来,并且不来不受任何影响。做不到这一点,就别用那两个字。
还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如果举报里提到的收费属实,那性质就变了。教育部《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第三十八条明确禁止学校及教职工以任何形式向学生及家长索取、收受财物,禁止以牟利为目的推销或指定购买教辅材料,禁止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校外有偿补课。这条线一旦踩上,就不是“办学行为不规范”,是违纪。
最后说一句。
这两封信,不是两个孩子一时冲动的抱怨。它们是两份极其克制的陈述,把时间、制度、身体反应都写清楚了。
写这样两封信,需要的不是勇气,是忍耐——他们忍了很久,才决定开口。
《老子》里有一句话:“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踮起脚跟想站得更高,反而站不稳;迈开大步想走得更快,反而走不远。
靠加时、加量、压缩休息去冲那几分,最后连站都站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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