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环境网)

转自:中国环境网

COP31期间,160多项国际气候议题谈判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同步展开。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多年,中国代表团成员王田今年的角色有点“不太一样”。

“今年,我主要参与透明度议题谈判,担任发展中国家专家咨询小组(CGE)议题的主持人。”王田告诉记者,国际气候谈判每个议题通常设两位主持人,一位来自发达国家,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主持人在议题推进中相对中立,承担协调员职责。“这个议题下的每场会议,我和来自挪威的合作者一同坐在台上,听取缔约方代表的发言,最终在秘书处的支持下敲定议题成果。”

以CGE议题谈判支持发展中国家透明度履约

透明度议题是气候谈判中技术性较强的领域,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一套报告与审评机制,追踪和核实各国是否真正履行了其气候承诺,并在缔约方之间建立信任。

这套机制表面上谈的是“如何交作业、如何查作业”,实质上涉及的是规则对谁更严格、对谁更宽松,以及发展中国家能否获得足够支持来落实履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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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开会中的王田(左二)。

王田告诉记者,CGE是由各国家集团提名的20余位技术专家组成。专家每年定期开会,讨论如何给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透明度履约提供技术支持,比如通过办研讨会、发布报告,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履约。而CGE议题谈判将对咨询小组当年的工作进行评价,并对次年的工作进行指导。

王田告诉记者,谈判进程主要分为三轮。第一轮谈判供各方充分表达意见,协调员根据各方意见汇总形成一版案文;随后请各方就案文进行评价——是否充分反映了己方意见、有哪些内容不妥或不想纳入;在此基础上再改一轮,基本形成最终版本,提交缔约方通过。

然而,议程安排相当紧张。前期收集意见阶段,作为协调员,王田需要在形成案文草案后,找到会上发言的缔约方代表,逐一确认案文是否反映了他们的关切。

“就我观察,谈判的焦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如何反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巴黎协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王田介绍。

据了解,1994年《公约》生效,这份基础性国际条约并未给各国设定量化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它主要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并承担更严格、更频繁的报告义务,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而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建立了“增强透明度框架”,要求所有国家定期提交两年期透明度报告,内容涵盖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国家自主贡献的落实进展、适应情况以及提供或获得的资金技术支持等,并接受技术专家审评。

“在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希望充分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则更想强调透明度履约规则的通用性。因此在案文磋商中会出现一些分歧,比如如何体现《巴黎协定》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灵活性,以及如何与《公约》下的透明度报告义务衔接等。”王田说。

其次是如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透明度履约支持。发达国家原则上愿意支持,但在具体事项上仍存保留意见。例如,发展中国家呼吁为其提供更多资金和技术支持,包括举办更多面对面、聚焦实际问题的研讨会,发达国家对此往往表态消极。

此外,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各自不同的关切。如何反映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平衡,是一些议题下普遍会遇到的问题。以透明度议题为例,能力严重不足的国家往往要求获得更多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但如果过多强调对这些国家的特殊支持,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集团也并不公平。因此,如何既照顾不同国家集团的特殊性,又“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都需要谨慎处理。

在协调中贡献中国智慧、引领多边进程

各方利益错综复杂,在议题谈判中,主持人的作用更加凸显。

“关于主持人的选择,《公约》秘书处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地理区域、性别的平衡,以及对议题是否存在特别核心的关切。通常要保证两位协调员是平衡的——要么两位立场都相对中立,要么两位立场差距非常大。如果两人立场都偏向一方,谈判就可能陷入僵局。”王田告诉记者。

秘书处负责相关议题的人员经验丰富,通过多年观察,他们很清楚谁在场上有经验,且其个人能力和国家地位足以把控谈判局面。透明度议题技术性较强,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应技术能力,我国在这一领域能力较强,因此秘书处比较信任中方的技术能力和立场,愿意让中方来协调。

议题谈判过程中,最后一次会议尤为关键。这场会议只持续约一个小时,没有多余时间,如果达不成共识,谈判将面临破裂。因此,基本上在最后一次会前,协调员需要找那些意见较大的缔约方先聊一聊,把案文给他们看,获得认可后再上会。

即便如此,仍可能出现突发情况。

“这次的突发情况是,在案文要通过的最后10分钟,关于如何为能力特别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各方意见出现了分歧。”王田回忆道。这种时候,协调员在场上必须做各方工作:一方面要劝说他们顾全大局,不要为了集团利益导致整个议题无法达成共识;另一方面要仔细倾听他们实际想要什么,为其提供搭桥方案。

“这样行不行?能不能落定?”在各方都不让步的情况下,王田需要临场判断各方的真正需求,精准摸到各方“脉门”,当即“一段”照顾到各方关切的案文。这既需要对议题有足够的了解,也需要充分掌握各个集团的立场。

“有时候在谈判场上,缔约方的谈判代表并不一定会袒露真正的底线,但你要明白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王田说,协调员需要与各方谈判代表保持相对密切的沟通,取得他们的信任,让他们感受到你愿意反映其关切、尊重其立场。

过去,代表中国或集团谈判,王田只需维护好国家利益和集团利益。谈及协调员的角色体验,她表示,跟此前的谈判感觉很不一样。

“作为一个国家或集团,要提出反对相对容易。但我主持的这个议题发展中国家格外重视,他们迫切希望未来CGE继续为其透明度履约提供指导——如果最终谈崩、没有任何结论,对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是有损害的。”在这种情况下,协调员不能简单地表达“我不同意”,而要想办法弥合分歧,最终让成果落地。

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正是中国积极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的角色。

“过去作为谈判代表,我会积极参与议题讨论,维护国家和集团利益;但担任协调员之后,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三者’中引领者作用之重。”在王田看来,帮助缔约方找到折中的解决方案,也是中方引领多边进程、贡献中国智慧的体现。

在谨慎乐观中走向共识

谈及今年的谈判形势,王田思忖片刻后用了“谨慎乐观”这个词。

“今年谈判本身不太需要出很大的成果,更多是让多边进程继续往前走,做好承上启下。”她对记者表示,第二轮全球盘点近日已经宣布启动,明年应该就会正式启动议程。本次会议也在为此做铺垫,同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有较大的关切问题需要处理,包括资金问题、适应问题、公正转型问题等,把这些处理好,才能更好地确保进程向前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会议的“双主席”设置是史无前例的。土耳其作为主席国,主抓东道国事务、会场安排、领导人活动等内容;澳大利亚作为谈判主席国,在气候谈判场上一向非常活跃。整体而言,这个搭配有其合理性:澳大利亚更熟悉谈判进程,土耳其则更多希望发挥自身的区域影响力或领导力,推动政治层面的共识。对主席国而言,最终找到反映各方诉求的平衡点并不容易。

对我国而言,与各个集团,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协调与对话同样重要。很多时候不仅要抓好自身的核心利益,也要帮助发展中国家争取集团利益。比如,我们不是给自己要资金,更多的是要呼吁发达国家向整体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这是一种更大格局上的担当。

“各方诉求红线往往相距较远,每次谈判都会有人不满意,这很正常。而共识在于,最终能达到一个并非各方完全满意、但都能接受的结果就已经是成功了:你有不满意的地方,但你也拿到了其他满意的结果。”王田表示,这是一个不断走向共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