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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苏轼临死前,给自己写下的总结。没提什么诗词歌赋,全是被贬的这三个地名。字里行间,透着一股被生活反复毒打后的疲惫。

后人总爱叫他“豁达的苏东坡”,觉得他天天吃吃喝喝,写写诗,多潇洒。但你要是真翻开他那几年的日记,看看他在海南儋州过的是什么日子,你大概就笑不出来了。

那时候的海南,不是现在的度假胜地,那是真正的蛮荒瘴疠之地。被流放到那儿,等同于判了死缓。

而在那片连个像样房子都没有的岛上,陪着这个六十多岁老头走完人生最后一段的,除了他的小儿子,还有一条名叫“乌嘴”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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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汴京,连皇帝都是他的粉丝;在儋州,连封信都没人敢回

苏轼风光的时候,是什么排面?那是名满天下的苏学士。在汴京城里,他写的词,第二天就能传唱大江南北;连太后和皇帝,都得看他几眼面子。那时候,他家里天天高朋满座,谁要是能蹭上一顿苏府的饭,都能吹上半年。

但后来呢?乌台诗案一出,一路贬。从黄州,到惠州,最后直接扔到了海南岛。

那些人呢?当年称兄道弟的朋友,大多跑没影了。原因很简单:谁敢跟你沾边啊?大宋朝的规矩,跟流放犯通信,那可是要连坐受罚的。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大家只能装作不认识。连他亲弟弟苏辙,也因为受他牵连,被贬到了雷州。

这就是真实的人性。你站在高处,满眼都是笑脸;你掉进泥潭,连个愿意递绳子的人都没有。

就在儋州那个破破烂烂的桄榔林屋子里,苏轼穷得叮当响,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天,当地人给他送来了一条小狗。这狗长得黑不溜秋,嘴是黑色的,苏轼就随口给它起名叫“乌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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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叫乌嘴的狗,陪他游过了琼州海峡

关于乌嘴,苏轼自己写过一首诗,记录了一个极其生动的画面。

苏轼后来获赦,离开海南,坐船渡琼州海峡。那时候,乌嘴已经是条大狗了。这狗极其凶猛,平时见着生人就狂吠。结果渡海那天,乌嘴看着主人上了船,急了。它没等船靠岸,直接从岸上一个猛子扎进海里,硬是跟着主人的船,一路游过了海峡。

当浑身湿透的乌嘴爬上船时,岸边看着的人都惊呆了。

在儋州那三年,苏轼穷得连墨都买不起,只能自己烧松枝做墨。土著人送来的生蚝、芋头,就是他们的一日三餐。那些曾经跟他唱和的达官贵人不见了,只有这只叫乌嘴的猛犬,天天趴在他的破门槛上,帮他看着那几间漏风的茅草屋。

你风光的时候,别人对你笑,是因为你手里的权力,你口袋里的钱。你落魄的时候,一条狗还愿意跟着你,是因为你曾经分给过它半块饼,摸过它的头。

在乌嘴眼里,没有什么是大文豪,没有什么犯官。这人就是每天给它找食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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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没见上他最后一面,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关于苏轼的死,被后人美化得特别厉害。很多文章写,苏轼在常州病逝时,弟弟苏辙日夜兼程赶来,两人执手相看泪眼,完成了历史性的告别。

但这其实是后人一厢情愿的浪漫。

真实的历史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盛夏,常州热得像蒸笼。苏轼从海南一路北上,中了暑毒,拉肚子拉到虚脱。他躺在病床上,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当时,他身边只有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和几个好友。维琳方丈在他耳边大喊,让他想着西方极乐世界。苏轼艰难地挤出四个字:“着力不得。”(用不上力啊)。

至于弟弟苏辙,等他匆匆赶到常州时,苏轼已经死了十几天了。两人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你看,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哪怕是骨肉至亲,也隔着千山万水,赶不及见上一面。而在那些难熬的暗夜里,能守在你床边的,只有你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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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底有多苦?

我们现在读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觉得这老头真乐观,真洒脱。可是,如果你知道他当时穷得要把每个月的工资分成三十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拿叉子挑一份下来花(这叫“房梁挂钱”);如果你知道他在海南连个棺材都买不起,临死前还在嘱咐儿子要把自己葬在哪……你还能轻松地念出那句诗吗?

苏轼留给我们的,不只是那些豪放的词。

在儋州的海边,椰子树下,夕阳西下的时候,一个六十多岁、瘦骨嶙峋的老头,牵着一条黑色的黄狗,在沙滩上慢慢地走。海风吹着他花白的头发,他回头看了一眼中原的方向,然后继续往前走。

他曾经拥有过整个大宋的文坛,而此刻,他只拥有这条叫乌嘴的狗。

狗不懂什么叫“平生功业”,它只知道,主人去哪,它就去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