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有 280 种水鸟、510 余种陆鸟途经休整。在这条通道上,一张绵延千米的粘网,山脊、梯田、河道边上,捕鸟网阵成片铺开,就架在距离派出所仅仅 500 米的山头上。电子诱鸟器循环播放鸟鸣,候鸟一头撞上细线,越挣扎缠得越紧。捕鸟人收网、催肥、闷杀、冷冻,餐馆换个名字叫 “小鸡”,6 元一只烧烤、88 元一份红烧上桌。30 年间,黄胸鹀种群锐减九成,从随处可见沦为极危物种。老少一同上山捕猎,一条血色产业链,拦在了候鸟越冬的路上。
很多人心里会冒出三个疑问:第一,村民知道自己捕获的是保护动物吗?如果不知道,是否能处罚? 第二,如果知道,为何屡禁不止? 第三,普通食客在菜单上看到 “小鸡” 点了吃,会不会也成为违法犯罪的一环?
习俗可以解释观念,却不能成为对抗法律红线的挡箭牌。
村民知道自己捕获的是保护动物吗?这些地方几乎都能看到“保护候鸟、禁止捕猎”的标语,参与捕猎的村民大部分也知道这是违法勾当。可知道归知道,捕鸟、吃鸟的风气依然盛行,只是更隐蔽、更谨慎。
但村民不一定知道自己捕获的是哪一种保护动物。如果村民不知道抓到的是保护动物,能不能免责? 网上很多人持这个观点:山里人分不清鸟类品种,叫不出黄胸鹀、红胁绣眼的名字,主观上没有故意,不该重罚。这个说法,是大家最容易踩进去的法律误区。 我先讲清楚法律上的 “明知”,不等于要求捕鸟人像鸟类专家一样,精准说出鸟的名字、知道保护等级。法律认定的核心是:你清楚自己捕捉的,是野外自然生长的野生鸟类,不是自家养殖家禽。只要使用粘网、诱鸟器这类国家明确禁用的捕猎工具,在禁猎期、候鸟通道这个禁猎区域捕猎,就满足非法狩猎的基础条件。 如果捕获到黄胸鹀这类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鸟类,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物种鉴定报告是核心证据,不以捕猎者的认知水平作为入罪门槛。 当然,不知情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如果确实文化水平有限、没有牟利目的、只是少量捕捉自用,并且主动配合调查、上交工具,不知情可以作为从轻考量的情节,但不等于直接免责。反过来,专门收购、囤货、稳定供货餐馆,形成买卖链条,主观牟利意图明确,司法处理上会从严把握。
法律保护物种本身,不要求每一个捕猎者提前看懂鸟类名录。
明明知道捕鸟违法,为什么打击过后,依旧反复死灰复燃? 很多网友不解,都上门清查、收缴网具了,为什么管不住?这里不是单一的 “人不懂法” 问题,是多层现实叠加在一起。
第一层,认知惯性。在部分村寨,捕鸟、食鸟、斗鸟延续很多年,在不少村民的认知里,这和上山采野菜、下河捞小鱼没有区别,是秋冬时令里的一道家常菜。孩子跟着长辈上山收鸟,这套行为从小耳濡目染,观念的养成,远比一张普法标语来得顽固。就像记者拍到的那个扎心画面:一面墙贴满孩子的奖状,楼上灶膛里还在焚烧鸟毛,同一片屋檐下,对错早已被日常习惯模糊。
第二层,季节性隐蔽作案。候鸟过境窗口期很短,集中在每年10月到12月。盗猎大多选凌晨、傍晚行动,粘网丝线极细,山林范围广阔,巡查很难做到全天候无死角。执法是阶段性清查,人一走,网就重新架设。第三层,稳定的利益链条托底。4.5 元一只收购,转手卖给餐馆,差价就是利润。只要还有食客愿意买单、还有稳定销路,就会有人愿意冒险。打击的压力,甚至会倒逼盗猎转移目标,黄胸鹀抓得少了,盗猎者就转向其他 “三有” 候鸟。
还有一点,捕猎工具获取门槛低,网、诱鸟器可以轻松买到,降低了盗猎的启动成本。 也要客观看待:不是执法没有作为,当地已经建立 “林长 + 警长” 机制,设置 200 到 2000 元的举报奖励。但专项清查是事后处置,看得见的网好收,藏在人心里的侥幸、藏在地下的供需,很难一次性清除。
收网抓人是治标,切断需求、扭转认知,才是治本。
食客点菜单上化名 “小鸡” 的候鸟,会不会构成犯罪?
刑法打击的链条,重点是猎捕、收购、运输、出售这几个环节。如果你主动向店家预定野味,明确知道这是山上捕来的野生候鸟,仍然出钱购买食用,这就属于以食用为目的收购陆生野生动物,达到情节标准,一样要承担刑事责任。餐馆改名换菜名,本质上是规避检查的伪装,它洗白不了整条野味交易的违法属性。店家就是靠着这种文字伪装,把风险拆分、转嫁给食客。所以整治不能只盯着山上架网的人,餐饮端、市场端的排查监管,同样关键。
菜名上的一个假名,掩盖不了候鸟来自山林陷阱的事实。
通报里写 “涉案人员、餐饮店全部查处”,这里也要做一个程序提醒:查处不等于定罪判刑。查处包含行政处罚、立案侦查,最终是否构成犯罪、判处什么刑罚,要等物种鉴定、完整证据固定之后,由司法机关作出判决。通报是执法动作,不是最终的司法结论。
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比起候鸟迁徙季集中开展的拉网清查,你觉得,怎样才能更早拦住山脊上新架起来的捕鸟网? 候鸟年年如期南飞,迁飞的路很长。我们期待的,不只是一次新闻曝光、一轮集中整治,而是有一天,这条候鸟通道之上,不再有粘网、不再有诱鸟器,万千飞鸟可以安心落脚,平安奔赴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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