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1950年出生的老人,在一家银行的上海闸北支行开户,从2016年买到2023年,自营理财买了96笔,是那种客户经理见了会主动打招呼的老客户。

2019年起,支行的理财经理叶某专门对接她。两个人从理财聊到打新、债券、地产行情,越聊越熟。

2022年11月到2023年11月,她签了5份认购协议,金额300万、100万、100万、100万、500万,一共1100万。产品业绩比较基准8.1%到9.2%。

签约是在叶某的私人手机上完成的,用的是第三方财富App,她只在最后一步摁了个电子签名。5笔转账里,只有第一笔在柜面办,其余4笔在网点自助机具上操作。钱全部转进了外部项目公司的账户,一分没进这家银行。

2023年12月,产品停兑。期间她拿回结息兑付302950.35元,1100万本金没回来。2024年9月,公安机关对产品背后的平台以涉嫌非法集资立案侦查。

她把银行告了,要求赔1100万。

2026年11月2日公示的一审判决,案号(2025)沪0106民初26927号,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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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户到一审判决

法院不是看"在哪儿买的"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人在你网点里,穿的是你的工牌,凭什么不认?

法院看的不是这个。它先问一件事:这个员工卖东西,是不是在替银行办事。

《民法典》第170条说,执行单位工作任务的人,就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单位名义做的事,才对单位生效。

这份判决从四个方向去查:是不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有没有银行的授权;有没有以银行名义;钱最后归了谁。

第一个成立——转账在柜面或网点机具上完成,还有监控录像。

后三个全落空:银行内部制度里找不到授权;聊天记录和监管答复里,叶某从没说过"这是银行的产品";钱进了外部公司账户,银行一分没拿到。

四条只中一条,法院认定:这是员工私售,不是职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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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行为VS个人飞单

更扎心的是第二层

就算不算职务行为,客户还能走另一条路:她以为这是银行的产品,银行就得认。

法律上叫表见代理,《民法典》第172条。成立要有两个条件:有一个让人相信的外观,加上客户是善意的。

这份判决在"善意"上卡住了。

理由摆得很细:她有多年投资经验,同期还在买银行自营产品;聊天记录里出现过案外公司的名字;产品上没有银行标识;签约要在第三方App上完成;收益8.1%到9.2%,明显高于同期自营。

用法院的话说,她具备识别条件,却没去核实。按一个正常理性人的标准,不算"善意"。

到这一步,路基本堵死了。

最后法院还有一句:即便银行管理上有过错,也难说这个过错和她的损失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过错归过错,赔偿归赔偿。这两件事,法律上是分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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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断的三个层次

但换个事实,结果就反过来

同样是飞单,北京西城法院2024年3月发布的白皮书里有一个案子:客户经理推介非本行代销的私募基金,客户投了150万全亏,法院判银行赔20%。

理由是监管部门查明,这家银行两年多里多名员工违规卖非本行产品,内控有严重漏洞,客户正是基于对客户经理身份的信赖才买的。

上海金融法院还有一个案子:八旬老人在客户经理办公室、用客户经理的电脑完成购买,亏了99万余元,判银行赔39万余元。同一家银行经这个经理介绍买过的,有约20名客户,多是50岁到70岁。

差别在哪?在于银行的管理漏洞和你的损失之间,能不能搭上一座桥。

在柜台、用银行设备、买看起来跟自营没区别的东西——桥就搭上了。在私人手机上签、钱转给陌生公司、收益高得离谱——桥就断了。

说三句实在的

第一,别只盯着"我在银行买的"。看三样:钱进了谁的账户,字签在什么上面,收益高到什么程度。

第二,已经出事的,先收证据再说别的。认购协议、每一笔转账凭证、银行流水、聊天记录、App签约截图,一样都别少。同时向监管部门投诉——机构的处罚认定,往后打官司时往往是最硬的证据。

第三,签字前多花十分钟。产品编码在中国理财网查一下;收款户名看一眼;收益明显偏高的,先想风险。

《理财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第25条把"私自推介、销售未经本机构审批的理财产品"直接列为禁止行为,这部规章2021年6月27日施行,银行卖理财同样参照执行。

这类案子,赢在签字之前,不在法庭上。

免责声明:本文为一般性法律信息分享,不构成针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文中案例已作脱敏处理,具体案件请结合合同、流水与证据咨询专业人士。

陕西瑞森律师事务所 杨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