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背景]
解启杨教授在《现代哲学》上发表论文《墨子政治哲学再探》。认为“臣萌通约”是尚同思想的逻辑发展,不具有契约思想元素。引发《墨者辩》网友关注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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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过程]

王淳:
看完了解启杨教授的论文《墨子政治哲学再探》。解教授对墨家和墨子的政治哲学的分析比较谨慎,甚至评价是较低的,认为墨家的制度框架的核心是君主集权。政治哲学的具体方案,他认为墨家和法家比较接近,当然动机大不相同。简单的说,墨家是好心办坏事,法家是坏心办坏事。

野狐岭,山狐鬼大爷:
强世俗组织如果缺社、神博奕确是走向君主集权。但田齐三者都不弱,可强集权了?农牧生产方式才可能君主集权,工商生产方式依托社的。博奕推演一下的事。

王淳:
解教授只关注传统的君臣关系,缺少社会结构(个人、小共同体与天下的多层结构)、经济形态(工商思维)以及天、鬼信仰的作用。
墨子的天下图景绝对不是法家的大一统,是天下万國、方圆有度、君臣民各有职分而利民为重,万國之上有公义在

野狐岭,山狐鬼大爷:
[强][强][强]支持,墨翟是商王室的后代,和陈完是虞王室的后代,都是东夷一脉的,怎么可能乱搞秦制?

墨者帮武 社工师 心理咨询师:
墨子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德能则上,无德能则下,这个官也包括君主。。因此肯定会有选举和弹劾君主的制度设计。所以墨家肯定不支持君主集权。我怀疑尚同篇不是墨子所作,而是所谓秦墨的观点。已经有法仪篇了,尚同真没必要。

墨者永在行:
开篇解说:生活在自然状态的人们,每个人有一个道理,而且都以自己的道理去反对他人的道理,导致天下混乱,影响了人们自我保全。——墨子认识到人性之恶,天下亏害若禽兽。
后面又说:由于墨子缺乏对政治中人性的认识,低估了权力对人性的侵蚀。
墨子明明说的很清楚了,始生人,若禽兽相害,细化到政治中的人性问题,就包括任人唯亲近美好,奢侈的衣食住行。
解是如何得出墨子缺乏人性认知的?
学院派批判墨子学说没有制度建设,我们研究的是学说,是思想,是墨子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前瞻,AI都知道:公平地说,先秦没有任何一家给出了制度性约束最高权力的完整方案。儒家讲"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革命是极端手段,不是制度。法家讲"法"高于君主,但韩非自己也被暴君杀掉了。墨子设想的"规谏"和"天罚",在当时的制度想象力里已经是走得远的了。 但问题终究是问题。墨子的国家起源学说如果真的要落地,缺的不是哲学论证,而是制度设计——一个能在天子失德时,不靠天罚、不靠革命,就能制度化地更换最高统治者的机制。这个缺口,墨子没有填上,整个先秦政治哲学也没有填上。

王淳:
在墨子的制度构想里,天子和三公、诸侯都是在小共同体为基础上的权力使用者,权力有限,有地方分权的社会结构发挥作用,纵向分权都在线。横向分权这块在当时不是最尖锐的问题,因此考虑的比较少。
墨子时代是这样。但战国后期不一样了,这种高度集中的君主权力已经很明显了,墨家当时没有提出特别有建树的主张。

孙枫桥:
现代去独裁成功一些的还是三权分立。但是这个三权分立在元首德国这里没有管用。在帝国主义化的特朗普总统这里好像也有点不靠谱。但是有比没有还是要强太多。古罗马时期三首集体制也没有运转多久就垮了。

墨者帮武 社工师 心理咨询师:
先看看墨家内部有没有选举和弹劾制度

王淳:
没有记录。那时候还是道德作用高于制度作用。尚同篇天子和三公都是选出,理论上是分权的,但没有细述。说明墨子当时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仔细研究,认为不是问题重点。

孙枫桥:
从此以后就没有哪个组织尝试过三长集中制。感觉如果三长代替一长应该更彻底避免独裁。绝对消除终极决策过程的个人暗箱,保证终极决策过程完全透明。

王淳:
解教授一个核心观点是,如何制约君主滥用职权,社会言路闭塞、缺乏开放性的演化空间,尚同篇的方案不能让人满意。重点就是对比了同时代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实践探索,有些相形见绌。罗马有贵族色彩的元老院、共和色彩的执政官、保民官,希腊有偏向于民众的公民大会、监察官(斯巴达称为埃伏尔),有偏向于贵族的执政官、元老会议,横向分权的实践探索走在前面。而华夏同时代缺乏代表普通民众的代议力量,更多的是贵族之间的商议、博弈。
但是有一点不同,古希腊、古罗马大量使用奴隶,所谓的公民其实也属于特权阶层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华夏的奴隶比例很低,社会阶层的结构不同。
从政治实践的角度说,尚同篇的方案是比较粗糙的,而且可能被利用来加强集权。如果把尚同篇的价值取向和其他墨家的主张综合起来,就是比较完整的政治哲学,但不是具体的落地方案。墨子再睿哲,也想象不出完全异质的制度细节,当时的主要问题与后世秦制的主要问题也差别很大,难以无的放矢。

南方在野:
解老师文章里面有两段话,我想批评一下,原文是:『返观《墨子》文本,“尚同”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尚贤”,而非所谓的共识;其运行机制具有明显的封闭性,而非开放包容的动态过程。由此可见,以“共识”诠释“尚同”,虽有启发意义,但与文本原意存在相当的距离。』……『对一种学术思想的批判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墨子的时代,中国是农业文明的国度,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奠基于农业文明的社会土壤,难以产生近代以来的契约精神与民主制度,这一点不能忽视。另外,考察先秦乃至中国古代的典籍,也难以看到契约精神与民主制度的元素,墨子的思想虽然不同于先秦其他诸子,但不太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现实。考察《墨子》文本,经验主义充斥其中,换句话说,墨子思想是基于经验主义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回应。』
——我的批评是:
从《墨子》文本来看,尙同的正当性基础,究竟是尚贤,还是共识性“义”。恐怕还需要认真分析,而不是断言。仅从尙同三篇来看,开篇皆从“百人百义”的自然状态说起,初步引出“天下欲一同天下之义”。文中也反复强调“选天下之义”“总天下之义”“一乡之义”“一国之义”“天下之义”,这里墨子所强调的“义”,更接近我所说的共识,而不是解启扬所说的尚贤。尚贤与选贤,只是谋取共同“义”(即共识)的一个辅助性手段而已。
至于墨子所提倡的“共义”,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我认为需要进一步考察墨子文本。应该注意到墨子正是基于经验主义,提出了判断义与不义的经验主义方法论。也就是“三表法”,三表法的第一表就是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第二表就是原察于百姓耳目之实,第三表就是要施之于行政,观国家百姓之利。墨家三表法不但是经验的,实用的,也是开放的。至少在理论上,墨子所言共义,完全具有开放包容性,这种理论要求动态地谋取社会共识。至于具体的运行机制,虽然墨子局限于时代,还没有提出类似于现代宪政的分权机制。但也不能由此否定墨子学说在政治理论上的巨大贡献。
解先生还认为:墨子生活在先秦时期,是农耕文明时代啊,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专制社会,在那个社会环境中,墨子不可能有契约精神和思想。——这个这个断言我觉得是太过于武断了。还是应该深入这个墨子的文本啊,看看他是不是的确有谋求社会共识提倡通约与合同的思想,这个墨经里面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文本对吧。另外,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没有这个类似于推崇盟约的这一种社会实践?且不说公元前546年的弥兵之盟十四国坐下来以盟约形式约定休战,也不说出土文献温县盟书总计万余片,就是《左传》所记春秋盟誓,不同统计口径下也在196次到250余次之间。
解启杨先生最大的问题,在于三个断言。一是断言尙同的基础在于尚贤而非共识性追求,这忽视了墨子文本中的大量反例。二是断言墨子对“义”的追求不具有开放包容性,忽视了墨家三表法这样重大的方法论。三是断言墨子出生在先秦时代,就一定不可能具有契约精神,这也忽视了墨经文本中对“通约”“合同”的专门研究,也忽视了墨子时代和平盟约实践的确存在的事实。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谈墨子的政治学说的时候,要把他在政治理论上的贡献与实践操作的这一个运行机制啊,就是实践问题区分开。你不能因为他没有在实践中运行类似于西方的这个现代政治体制啊,先进的宪政的这种机制,你就由此否认他在理论上的贡献。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实践是需要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演进的。而理论,它是一个指导性的,是先行的。一个优秀的理论家,他绝对不是说仅仅局限于当时的主流社会的这个实践,他完全他的思想就被主流社会的实践所框住。一个优秀的理论家,他必然是与这个主流的社会实践有所不同。他的理论是具有前瞻性的,是对这个主流的社会实践进行批判啊,在社会生活中发现某一些蛛丝马迹,具有这一个前瞻性的蛛丝马迹,由此提出具有引领性的,具有超越时代性的某些理论,对吧?这就是优秀理论家的特点啊。优秀的理论家,不会被现实的社会生活所框定死的。

王淳:
其实商周或春秋时期,反而对盟誓非常看重,这里面有信仰的因素,也有习惯法的普遍观念环境,不是战国中后期乃至秦制下那种状态,而且墨家出身工商业,工商业对信用普遍看重

野狐岭,山狐鬼大爷:
王国内的诸酋邦又不是相联和紧密相关的,没契约谁敢去交易协作啊?我一贯坚持尚通约。基于通约而共同体升级。不然野地僻乡一大堆,开发余地那幺大。。。。。。贤?有激励可用么?

墨者永在行:
[强]尚同的基础基于尚贤这种观点,我也是不认同的。
解关于包容性这点。也是不准确的。《亲士》讲的明白: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兼道就是包容各种不同。
秦教授前几天给我发了一段文字。说的非常好。秦彦士:『墨子说"助己视听者远,则所闻者众”。依靠众人的眼睛去观察,依靠众人的耳朵去听闻,才能做到“所闻者众"。只凭个人主观判断,会出现偏听偏信;集合众人视听,才能辨善恶是非。我们必须学会倾听多方声音,吸纳不同意见,打破个人认知局限,才能集思广益。成大事者都是善于海纳百川的人,反之拒绝他人建议刚愎自用的只能自毁前程。』

王淳:
还有一点,吴根友的文章提到了,解教授不置可否的,就是墨家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分封万國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这一点墨家没有专门主题文章论述,但从法仪篇的國无大小皆天之邑的观念,还有非攻篇对于维持天下万國的主体性的强调,都是例证。

野狐岭,山狐鬼大爷:
和王淳兄讲到一起了,[呲牙][呲牙][呲牙][呲牙][呲牙]俩共同体层级者。

南方在野:
《尙同上》: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尙同中》: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为天下博大,山林远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设以为万诸侯国君,使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
《尙同下》: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天下,是以选择其次立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

王淳:
后世的人包括解教授是把这个结构理解为大一统的郡县制,所以认为墨家是法家的同路人。自由派对秦制乃至类似的极权结构非常敏感,是可以理解的。时移势易,人普遍都是以当下理解历史。

南方在野:
我再补充一下我的意见。
1.尙同可理解为崇尚合同,提倡合意(共识)。(“合同”一词原本出自《墨子》,带有强调合意之义,虽然不完全等他于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合同”或“契约”,但比较接近。若稍加注释说明,并无不妥)。其基础是层层提取“义”的共识,并尙同一义为政,此乃目的。“尚贤”乃是谋求和执行共识的手段。崇尚共识和尚贤,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排他关系,而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尚贤”在墨子政治学说中的构成性作用。但如果解先生要说“尚贤”是唯一基础,那确实忽视了“一同天下之义”在文本中的目的性地位。
2.说墨子的“义”在理论上可以被经验修正、不是纯粹独断的,这是站得住的。虽然在考古学上它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政治程序意义上的民主协商。但三表法“至少在理论上”为动态共识留下了空间。作为对墨子政治哲学的恰当评价,应该明确其在此一理论上的贡献。而不是以政治实践上的不足否认其理论上的成就。
3.说先秦社会实践完全不包含契约性元素,不符合文本记录。先秦盟誓的契约属性有实证支撑。《墨子·明鬼》所载“王里国与中里徼”案,正是通过“盟齐之神社”的歃血盟誓解决纠纷;《周礼》“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也表明盟誓广泛存在于诉讼与日常实践中,其“载书”具有双方订立契约的形式与诚信约束功能。而春秋战国时期,大规模的和平盟约实践也已经出现,并非天方夜谭。在先秦的政治现实中,多主体之间以约定方式协调关系、约束行为、谋求和平,是一种反复出现且被认真对待的实践形式。《经上》“君臣萌,通约也”是一个明确的文本存在,而且已有研究将其诂释为“君与民共以法为约”的“法约”、“民以君为约”的“君约”、“君以民为约”的“民约”三重互系性制约。解启扬本人也注意到《经上》“君,臣民通约也”,并承认墨子的国家起源思想“与近代西方的民约论思想有较为相似的一面”。这说明他以“时代在先秦”为由整体排除契约精神的可能性,至少与他自己引用的文本存在张力。当然,“通约”与“盟誓”所体现的契约性,是否足以支撑“墨子具有近代契约精神”?这一点上在历史考据学上应该谨慎,在诠释学上则可以属于继承和发扬。
4.应该将“理论贡献”与“实践运行机制”区分开。一个理论家不必已经在现实中运行了一套制度,才能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规范性构想。一个优秀的理论家,其理论贡献决不能完全被实践运行机制所框死。《墨经》的“通约”恰恰可能是在概念层面先行于制度实践的思考。谈论一个思想家的理论贡献应基于文本考证,而不宜以实践中的运行机制为由就否定其理论贡献的可能性。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墨子已经提出了现代民主法治理论。墨子政治理论贡献的限度和可能性要回归文本学和诠释学。不论是文本学还是诠释学,都不由制度实践直接决定。

[参考文献]
解启扬:墨子政治哲学再探
https://mp.weixin.qq.com/s/GTheZQ75zsbprrUFYZausA
吴根友 丁铭 : “共同善”视角下墨子“尚同”思想新解
https://mp.weixin.qq.com/s/5KRuW6fB1JLWf3gNv87ilw
刘永在:墨学的“尙同”思想
https://mp.weixin.qq.com/s/yxfZ7xyVxZNWjMeyvXCtyg
南方在野:墨家尚同,世界上最早的“公民立宪”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8431.html
顾如:《尙同下》解析
https://mp.weixin.qq.com/s/CPYjMw1cqfiQi6VFiLIt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