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弟56岁,去上海做心脏支架,以为装好就没事了没成想一周去世

我弟弟建军走的那天是去年农历腊月十九,离过年还有十一天。

他属马的,刚过完五十六岁生日。生日那天他在家族群里发了张自拍,蛋糕上插着六根蜡烛,他非说五根代表五十,一根代表六,加一块儿五十六。我回他:“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他发了个龇牙笑的表情。

那是他这辈子最后一张照片。

建军比我小四岁,从小就是个皮实货。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拉扯我俩,建军初中没念完就辍学了,说念不进去,要去学修车。跟着城南老孙头学了三年,出师后自己盘了个铺面,专修大货车。那会儿他才十九,手上全是机油印子,指甲缝里黑的洗不出来,可挣着钱了。头一个月挣了四百块,给我妈买了件羽绒服,给我买了双旅游鞋。我那双鞋穿了六年,底子磨穿了才扔。

后来他娶了媳妇,生了闺女,修车铺从小门脸换成大门脸,雇了四个伙计。日子好过了,肚子也跟着好过——一米七的个儿,最胖的时候一百八十五斤。我老说他:“你减减吧,你那心脏早晚让你吃出毛病来。”他拍拍肚皮:“哥,你甭咒我,我这叫壮实,不叫胖。”

前年春天他开始说胸口闷。干着活儿忽然就得蹲下歇会儿,冒虚汗。我让他去医院查,他去了,县医院给背了个浩特,说偶发早搏,没大事儿,开了点药。他吃了半年,药停了,说没事儿了。去年秋天又犯了,这回县医院说建议去大点儿的医院看看,血管可能有堵的地方。

他给我打电话,我问咋了。他说:“哥,大夫让我去上海看看,说可能要放支架。”我说去啊,赶紧去。他说:“上海贵吧?”我说贵也得去,你那修车铺一年挣多少你心里没数?他说那行,过了元旦就去。

元旦过了,他又拖了半个月,说活儿多,年前得赶工。拖到腊月十一,实在顶不住了——那天他弯腰捡个扳手,眼前一黑差点栽地上。我弟媳妇吓哭了,给我打电话,我连夜从石家庄坐高铁到他们县城,第二天一早拉着他奔了上海。

去的是上海一家挺有名的心血管专科医院。挂号排队等床,折腾了三天才住进去。住院那天建军还跟我开玩笑:“哥,这病房条件不错,比我当年住工棚强多了。”我说你闭嘴吧,老老实实听大夫的。

检查做了两天,造影出来,大夫把我和弟媳妇叫到办公室,指着屏幕说:“三支病变,主要血管堵了两支,一支堵了百分之九十,一支百分之七十五。得放支架,至少要放两个,可能三个。”

我弟媳妇腿都软了,我扶住她,问大夫:“风险大吗?”

大夫说:“手术本身是常规手术,一天做好几台。但病人体型偏胖,有高血压病史,术后恢复得注意。总体风险可控,但不能说百分之百没风险。”

签字的时候我手抖了一下。建军问我:“哥,咋样?”我说:“大夫说小手术,放俩支架就完事儿。”他松了口气:“我就说嘛,我这么壮实的人,能有啥事儿。”

手术安排在腊月十五上午。头天晚上他跟我说想吃红烧肉,护士不让吃,他撅着嘴喝了碗小米粥。我坐在床边陪他聊天,他说等出院了要减减肥,把修车铺交给徒弟打理,自己带弟媳妇去海南玩一趟。“哥,你去不去?我请客。”我说行,等你好了咱一块儿去。

他推进手术室的时候还冲我比了个大拇指。

手术做了将近三个小时。大夫端出来一个托盘给我看,里头泡着两个支架,说挺顺利,放了两个,血管都通开了,观察半小时就能回病房。我和弟媳妇在手术室门口抱头哭了一场——高兴的。我给我妈打电话:“妈,建军没事儿了,支架放好了。”我妈在电话那头念佛。

术后第一天挺好。建军醒过来跟我说:“哥,胸口不闷了,这玩意儿还真管用。”我说你消停待着吧。第二天就能下地走两步了,护士说恢复得不错。第三天把监护撤了,转普通病房。弟媳妇跟我说:“哥,你回去吧,这眼看着就好了,我盯着就行。”我买的是第四天的返程票。

第四天早上我去看他,他正跟临床病友吹牛:“我跟你们说,我那修车铺,大货车都能修,一年流水这个数——”他比了个手势,病友说:“老板啊?”他美滋滋的:“小本生意小本生意。”

中午我走的,他站病房门口送我:“哥,过两天我就出院了,年前回家,咱一块儿过年。”我说:“你好好儿的,别嘚瑟。”他说:“放心吧,装好就没事了。”

那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是第五天晚上接到电话的。弟媳妇在电话那头哭得说不出话,只听见“建军不行了”“你快来”。我买了最后一班高铁往上海赶,在车上我浑身发抖,旁边一个老太太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说我弟弟病了。

我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没了。

弟媳妇瘫在走廊椅子上,几个护士在劝。临床那个病友红着眼睛跟我说:“大哥,我们正聊着天呢,你弟弟说去上个厕所,在厕所里头喊了一声,我们过去看,人就倒地上了。大夫抢救了一个多小时……”

急性心梗。支架里头又堵了,血栓形成,来得太快,抢救室离病房就隔了两道门,愣是没救回来。

我蹲在病房厕所门口,看着地上的拖鞋——建军那双,我给他买的,他说穿着舒服。我捡起来攥在手里,那拖鞋还是温的。

后事是在上海办的。我妈从老家赶来,七十多岁的人了,在殡仪馆看见建军躺那儿,扑上去要拉他起来:“建军你起来,妈给你包了饺子,你起来吃啊。”我和几个亲戚拽着她,她拿头撞冰柜,撞得额头青紫。

闺女从北京赶回来,哭晕过去两回。她才二十六,刚谈了个对象,建军还跟我说等过年让小伙子来家里吃顿饭,他把把关。

回老家以后我去收拾建军的东西。修车铺关了门,伙计们把工具归置整齐,说等老板回来。我弟媳妇说铺子不开了,兑出去。我说再等等,等过了年再说。她说:“哥,不过年了,这个年过不去了。”

我在建军床头柜里翻出来一个笔记本,记的都是流水账——修车换件多少钱,进货多少钱,工人工资多少。最后几页写着“上海看病开销”:高铁票九百六,住宿八天两千一,医院押金三万,支架两个一万六,其他杂费若干。最后一行写着:“这回花了不少,得赶紧回去干活,年前还有三辆车等着大修。”

他没等到回去干活。

头七那天我去殡仪馆给他烧纸,碰见临床那个病友也来复查。他看见我,拉着我的手说:“大哥,你弟弟走得太冤了,他术前检查都好好的,大夫也说手术成功,谁能想到……”他叹了口气,“我回去就把烟戒了,这玩意儿真吓人。”

我点点头。我也想劝建军戒烟,劝了二十年,他戒了八回,最长戒了俩月。

后来我去医院复印病历,想弄明白到底咋回事。大夫跟我解释了半天,说支架术后急性血栓形成发生率很低,但落到谁头上就是百分之百。他说跟病人体型、术后活动量、用药依从性都有关系。我听得半懂不懂,就问了一句:“是不是我们哪里没做好?”

大夫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们家属已经做得很好了,送医很及时。这个并发症就是来得快,神仙难救。”

我把病历收好,没再闹。闹啥呢,人都没了。

腊月二十九那天我给我妈包了顿饺子。我妈坐桌边,一直往门口瞅,我问她看啥,她说:“我看建军来了没有,他爱吃韭菜馅的。”我说妈,建军不来了。我妈说:“哦。”然后低头吃了两个饺子,说:“这馅咸了,建军口重,他得来点醋。”

我躲进厨房哭了半天。

闺女过完年回北京上班了,走之前跟我说:“大伯,我爸那修车铺别兑了,等我攒两年钱,我回来开。”我说你一个姑娘家开修车铺?她说:“我爸的手艺不能绝了,我小时候他教过我换轮胎。”

我弟媳妇现在给人做保洁,一个月挣两千多。她说够花,建军留了点儿钱,闺女也给她打钱。就是晚上一个人睡不着,老觉得建军还在铺子里加班,一会儿就该推门进来了。

前几天我路过建军那个修车铺,新老板把招牌换了,改卖麻辣烫了。我站门口看了半天,以前建军就坐门口那个马扎上,叼着烟跟过路司机侃大山。他嗓门大,隔老远就能听见:“哥,进来坐!刚泡的茶!”

我在旁边小卖部买了瓶啤酒,坐马路牙子上喝了。喝完了把瓶子往垃圾桶里一扔,心里说:建军,下辈子别修车了,开茶馆吧,你那嗓门适合吆喝。

风刮过来,冷飕飕的,没人回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