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对“五四运动”

——《胡适杂忆》读书札记(二)

•范步遥(匪爷)•

纪念“五四运动”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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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运动”浮雕

唐德刚在书的第二章“‘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中说:

总之胡先生天生是个“教书料”。大学的讲堂和图书馆才是他最感到乐趣和最该去的地方,官僚衙门里本是没有他的份的。事实上早年的胡适之也是反对搞政治的。他认为他和陈独秀的基本区别也在此。陈独秀和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在胡适看来,都是“ZZ”的牺牲品。胡先生是F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运动的“夭折”,便是“五四运动”把它ZZ化了的结果。

无独有偶,匪爷也F对“五四运动”,亦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是“五四运动”把它ZZ化了的结果。

30年前,匪爷在《西江信息报》的"门外谈史"个人专栏上发表了《打不倒的"孔家店"》《启蒙者的启蒙》《"救亡"两个字好辛苦》三篇文章,形成一个小系列。三篇文章从蔡元培启蒙新文化运动起,讲到思想界领袖于“五四运动”之后分道扬镳收束,其中最后一篇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

2004年4月,匪爷将历年部分作品结集编印成《思想的碎片》,并写成《思想轨迹的盘点》作为代跋收入书中,以梳理思想演进的轨迹,分析历史因素带来的思想局限。代跋解脱了匪爷当年身处"D媒"时写"三篇文章"的角色束缚,专门辟出"反思五四"一节,深化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阐述。文中说:

"五四运动,是近百年间被人说了又说的话题。为了功利,五四已被世人反复轮J却俨然贞操永葆。时至今日,就连相当一批前驱学者,依然很麻木地很不懈地抄袭着教科书的C词L调,定位“五四'运动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方面将'五四'之前由蔡元培开启的以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为主将的以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毫无依据地归入'五四'范畴而无限溢美'五四',一方面又将‘五四'之后思想界的亲E潮流毫无依据地归罪新文化运动,而不去稍加认真地推敲其说法的真伪。"

"’五四运动’应该如何定义?1919年5月4日是民主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与反帝的爱国的救亡运动的分水岭。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是两个不同质的概念。直白地说,就是:’五四运动’是有反帝而无反封建,有爱国而无M主的一场民族救亡运动——需知,在专制主义社会形态之下,民族主义非但不包融M主,而且很与M主相排斥。民族主义根本不需要在前面加上'狭隘'二字就已经非常狭隘。毋庸讳言,正是1919年5月4日这一历史的定格,新文化运动戛然而止,于是,启蒙中断了,共和天折了,'孔家店'也复活了。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既成的事实。历史的演进不会顾及人们的情愿或者不情愿,相当残酷。历史不容批判,但历史的误读必须批判。'五四'运动结束了新文化时代,开启了爱国救亡时代,与爱国救亡时代共生的又是启蒙死亡的时代,共和归零的时代,封建主义顽强续命的时代,这不争的事实,连同历史的悲哀,在近百年的卷帙浩瀚的史论与政论中,却充斥了太多的虚伪解读。"

"历史没有假如,但解剖历史就有必要假如。假如没有巴黎和会'强权战胜公理'的宣判,假如没有中国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合流,假如没有新文化运动主将日后的分道扬镳——一句话,假如没有'五四'运动,我们不难想见,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就会继续从深层次展开,而不会中途天折;’德先生'和'赛先生'就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流思想利器,而不会让苏E恐怖乘虚而入;封建专制主义毒素赖以扎根的儒学土壤就会被渐次荡涤,而不会至今百菌丛生;人类PS价值就会成为国民普遍认同的共有财富,而不会被历代'母狼'无耻地妖魔化,令共和与宪政成为画饼。”

"以人类历史的演进轨迹为坐标,我们不难判读,'五四'运动对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贡献,其实是一个F值。”

需要指出的是,匪爷在论述中依然因袭了体制话语体系,将'封建'和'专制’这两个不同质的概念混为一谈。这是一个遗憾。

救亡与启蒙,是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上面匪爷对“五四运动”的反思,核心思想是救亡压倒启蒙,即:政治化的救亡运动导致了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夭折。这个观点,与胡适的观点异曲而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