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有一种论调在网络上流传得很广,这种论调说:“动物最重要的是生存和繁殖,延伸到人身上就是钱和性。钱代表生存资源,性代表繁殖机会,钱和性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原始驱动力。”说这话的人往往带着一种“看透了”的得意,仿佛参破了什么了不得的天机,对于这种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这是一种“庸俗论”,只看到了人和动物一样的“本能”。但这种论调显然看到的不是本质,而是底线。生存和繁衍,是任何生物得以存续的最低条件,不是推动文明向前的最高动力。把底线当成本质,把条件当成原因,这不是深刻,这是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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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能克制本能,是人能超越“兽性”。动物饿了就吃,饱了就睡,为了食物和领地厮杀,全凭本能驱动。如果“钱和性驱动一切”成立,人类社会就无非是“更复杂的丛林”,跟草原上的狮群没有本质区别。可问题恰恰在于:狮群不会立法保护羚羊的迁徙通道,不会因为“不应该”而放过眼前的猎物,而人类会。人类立法确立了许多“不应该”,不应该抢别人的食物,不应该占有别人的劳动,不应该为了自己的欲望牺牲他人的生存……,这些条条框框没有一条是从“钱和性”里推导出来的,每一条都是在对抗钱和性的逻辑。

“钱、性驱动论”最经不起推敲的地方,是它解释不了人类历史上那些真正称得上“向前发展”的转折。废除奴隶制,用“钱和性”怎么解释?奴隶制在经济上对奴隶主是极其“合理”的制度,占有劳动力和人身,性资源也在支配之内。废奴运动的主力,恰恰是那些并不会从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的人。妇女解放,用“钱和性”怎么解释?它触动的正是以性别支配为核心的资源分配秩序。八小时工作制,用“钱和性”又怎么解释?它直接限制了资本无限榨取剩余劳动的自由。这些进步的每一步,都不是“钱和性”在推动,而是人在反抗“钱和性”所塑造的旧秩序。如果说“钱、性驱动力”有什么“原始”之处,那它至多解释了旧秩序为什么顽固,却解释不了新秩序为什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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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根本的层面看,人确实首先是动物,受生物法则支配。但人同时富有理性,能够追问意义。动物所有的活动,吃喝、交配、繁殖、迁徙,都拘泥于本能本身,不会去追问“这有什么意义”。人不一样。司马迁受宫刑而著《史记》,李时珍三十年尝百草成《本草纲目》,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驱动他们的不是“生存资源”和“繁殖机会”的算计,而是对一种超越个体肉身存续的意义的执着。马克思说得更彻底: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人的一切还原为钱和性,等于把“社会关系的总和”还原为生物学上的刺激—反应,这在方法论上就已经放弃了理解人类社会的资格。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这个论调在学理上有多粗糙,而是它在实践上为什么服务。当一个人相信“说到底都是钱和性”,他接下来最容易得出的结论就是:道德是包装,规则是工具,克制是愚蠢,放纵是“清醒”。如果顺从这种“人性”,就不需要道德教育,不需要法律制度,不需要扶贫济困,因为“管好自己就行”。文明从来不是在顺从本能中诞生的,文明是在克制本能的历史中积累起来的。动物不会克制,人会;动物不会分享,人会;动物不会为了素不相识的同类牺牲自己,人会。这些“会”,才是那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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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和动物一样追求生存和繁衍吗?一样,这是事实,不必否认,也不该回避。但“一样”只说明了人从哪里来,说明不了人往哪里去。把共有的本能当作唯一的解释,等于用起点否定了全部路程。推动人类向前走的,不应该是对钱和性的顺从,而是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说:有些东西,比生存更值得活;有些事,比繁衍更值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