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的录像厅,我旁边的少妇靠过来,轻声问:弟弟,这个好看吗
我叫周建民,1964年生,江苏盐城人。那年我二十七,在县里的农机修配厂当钳工。媳妇叫秀兰,比我小一岁,女儿小禾两岁。我们住在厂后面一排平房里,窗台窄,晾衣绳从灶间牵到门框上。
我不爱惹事,也不怕把话说开。手头紧的时候,我会把买菜钱记在烟盒纸上,连两毛钱都算。可真碰上有理的事,我也不肯装聋。
那年秋天,厂里发了张电影票,我没舍得浪费。散班后,我揣着票去了文化馆后巷的录像厅。票上印着“七点场”,我进去时,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我坐在第四排靠过道的位置。那天放的是港片,名字我没记住。记住的是旁边那个女人,穿着浅蓝衬衫,头发用黑夹子别着。她转过脸,压低声音问我:
“弟弟,这个好看吗?”
我以为她问的是电影,便说:“还行,打得挺热闹。”
她盯着银幕上的人影,没笑。
“我不是问这个。我想看一遍,记住里面那几句台词。”
她叫孙桂芬,三十一岁,在县招待所做临时服务员。丈夫在外地做运输,儿子小满四岁,平时寄在她娘家。她那晚没买到前排票,才坐到我旁边。
录像厅里热得很,前面有人嗑瓜子。她把手里折成小方块的纸递给我,叫我帮忙看上头的字。
那是几句台词,写得歪歪扭扭。
“我丈夫没空陪我看电影。”她说,“我学会几句,回去跟儿子逗着玩。”
我把纸还给她。
“那你坐好,别让人踩着。”
她点点头。电影放完,外头下着小雨。她没带伞,我把自己的旧伞递过去。她说隔天还我。我说不急,厂里天天要用,也不差这一晚。
后来她真把伞送回来了,还带了一小把炒花生。就这么认识了。
起初相处得还算舒服。她来文化馆看电影,碰上我,就把小满的事说两句。我也不多问。她说孩子最近不爱吃饭,我就从厂里食堂带了个咸鸭蛋给她。她没收,硬塞给我两张电影票。
“拿着吧,食堂的我不敢欠你。”
我收下了。两张票值一块二,她把账算得明白,我也觉得自在。
有次她坐在录像厅门口,替我把工装袖口开了的线头剪掉。她手快,剪完还把线绕在手指上,没让它掉进排水沟。
“你这袖子再扯两下,就该露胳膊了。”她说。
我笑了笑:“厂里发的,穿烂了才给换。”
她没接话,拿铅笔在票背面写下电影名字,问我哪天还来。那时她没有躲我,我也没把这事想得复杂。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上班,坐着看场电影,讲两句话,很平常。
这点平常,没维持太久。
有个星期天,她来厂门口等我,手里提着一袋米。袋口开了一道,米粒掉在她鞋面上。她说儿子要从外婆家回来,丈夫还没寄生活费。招待所这月只结了一半工资,问我能不能借她三十块。
我正准备给家里买煤球。秀兰把钱用一张纸包好,放在厨房搪瓷碗下面。我想了想,还是借了二十。
“先拿着。”我说,“剩下的我得留家里。”
她把钱接过去,嘴角动了动。
“你是个实在人。”
那晚我回家,秀兰看见我口袋里少了钱,没发火,只问了一句:“借给谁了?”
我说是桂芬,孩子要回来。
她把搪瓷碗往里推了推。
“人家急,你帮一把。可咱家也不是仓库,别把底儿掏空。”
我应了。心里有点不舒坦,倒不是嫌秀兰管钱。我自己也计较那二十块,毕竟得拿几天加班费补回来。
十天后,桂芬把钱还了,还多塞给我两颗水果糖。她没说漂亮话,只说招待所结了工资。我拿了钱,心里松了些。她要我把糖给小禾,我也没推辞。
事情本来可以到这里。偏偏那个月,她晚上打电话来,说招待所临时排了夜班,小满没人带。电话那头有水声,像是她正洗碗。
“建民,能不能让小满在你家坐一会儿?我下班就接。”
秀兰听见了,拿过电话说:“送来吧,别让孩子在路上乱跑。”
小满来了,抱着一只掉了耳朵的布兔子。他在我们家吃了半碗饭,坐在门槛上玩小铁皮车。桂芬九点多才到,进门先把围巾摘下来,额头上全是汗。
“麻烦你们了,招待所那边临时加桌,走不开。”
秀兰给她装了点热水,没多问。她接过小满,轻轻拍了拍孩子的背。那晚我觉得桂芬确实难,她一个人忙得团团转,还要把孩子接回去。
可从那以后,临时的事多了起来。
有一回,桂芬把小满送来时,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她把钥匙放在门框顶上,转头就去赶班车。说等她回来取。我提醒她别忘了,她隔着院墙回我:
“记着呢,建民。”
我下班回来,钥匙还在。秀兰拿竹凳垫脚,把钥匙取下来,挂到了墙钉上。
“这也不是寄存处。”她说。
我没吭声。第二天桂芬来拿钥匙,说昨晚班车误了,直接去了招待所宿舍。她看见钥匙挂在那儿,笑了笑。
“你们家规矩细。”
我听着不太舒服,但想想她白天上班,晚上还惦记孩子,也没把一句玩笑当回事。可她往后就更顺手了。她会把孩子的雨衣挂在我家门口,说下次接他时带走;会把一包没吃完的馒头放进我们家的竹篮,说第二天小满来时接着吃。
有天我推自行车进院,车把勾住了雨衣,差点把车带倒。雨衣袖口沾了黑油。桂芬看见后,没怪我,只蹲下来拍了拍。
“算了,衣服旧了。”
我说:“你以后别老挂门口,碍事。”
她抬头看我,手还捏着湿袖子。
“就放一会儿。你至于吗?”
那句话不重,我却觉得像是我小题大做。我有点想顶回去,最后还是把自行车推到墙边。心里记了一下。回屋后,我拿肥皂把车把擦了两遍,没跟秀兰说。
后来她找我借钱的次数又多了。先是十二块,说给小满买药。过几天是八块,说没赶上单位发饭票。她不在每次都开口借,有时候只是说一句“身上没零钱”,等我自己掏。
第一次,我递了两块钱。第二回,我只说:“你去招待所问问,工资该发了吧。”
她站在厂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皱票。
“你不是有钱吗?”
我说:“我有家要养。”
她脸色变了,没再追着要。可第二天,她把钱还给我时,特意当着秀兰的面多放了五毛。
“连利息一道还。省得有人心里不痛快。”
秀兰听见了,手里的菜刀停了一下。
“我不管你们借不借钱,别当我面挤兑人。”
她说完又切菜。刀背碰着菜板,嗒嗒两声。我站在门口,嘴里发干。桂芬也没顶嘴,拎起篮子就走。她看着不高兴,可我知道她心里也堵。她丈夫在外面跑车,常常两个月不回家,寄的钱不固定。她自己挣得少,又不好意思回娘家总开口。
过了几天,她提着一只新塑料袋来,袋子是绿底红花的。她放在我们屋里,里面装着小满的衣服、奶瓶,还有几本识字卡。
“招待所最近忙。小满放你们这儿两晚,行吧?”
秀兰正给小禾梳头,梳子停在半空。
“你先问问小满他爸。”
桂芬皱起眉头,把袋子往墙边放。
“他爸在外地,电话都打不通。我总不能把孩子扔在招待所吧?”
我看着那袋衣服,心里先是发紧,后又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小满确实没地方去。可两晚一过,可能还有下一次。我们家不宽敞,秀兰晚上还要照顾小禾,白天得去副食店排队。
我没马上答应。
桂芬伸手拍了拍小满的头。
“他不闹,睡着就好。”
小满抱紧布兔子,低头看鞋尖。我看见他袖口有一道没洗净的酱油印。那一刻,我不想让孩子难堪,便说:“今晚上先住,明天你来接。”
桂芬连连点头。
“我晓得你们好。你们肯帮,我记着。”
小满第二天没接走。她说招待所又加了班,等到晚上才来。小满就在我家睡了一夜又一夜。我把自己的小桌搬到墙边,给他腾出一块铺席子的位置。秀兰没说什么,只是把小禾的衣服挂到了另一根绳上。
到第三天,我去招待所门口找桂芬。她正端着一盆脏布巾往后院走。我拦住她,问什么时候接小满。
她把盆放下,抹了把额头。
“我真走不开。周末吧。”
“你说好第二天。”
“那也没办法啊。你们家不是有大人吗?”
我听见这话,胸口堵了一下。她说得像我们答应了一件该做的事。我差点脱口而出,最后只说:“我下班还得接小禾。”
她低头拧布巾。
“我也不想这样。一个女人带孩子,哪有那么容易?”
这句我接不上。她确实不容易。我没有继续逼她,只说这周末必须接走。她点了点头,像是听进去了。
周末她来了,却不是一个人。她带着招待所里一个姓陆的同事,手上拎了两瓶汽水。进门就把汽水放在桌上,说多亏我们照应小满。她当着那同事的面说:
“建民家宽敞,秀兰又能干。孩子在这儿,省我多少心。”
那间屋子连床都挨着桌。她说“宽敞”时,我看见秀兰把小禾的木鞋往床底推了推。桂芬像没看见,拉着小满要走,又说下周碰上夜班,想再放半天。
我不愿当着外人撕破脸。只是把两瓶汽水推回去一瓶。
“孩子今天带走。下回要帮忙,提前问。”
她的同事在门口等着。桂芬脸上挂着笑,声音却低了下来。
“你怎么变得这么见外?”
我没回她。那晚秀兰把汽水放在窗台上,一瓶给小禾喝,一瓶没开。她只说:“你自己想清楚,能帮多少算多少。”
我一直觉得自己想得够清楚。小满是孩子,没错;桂芬不容易,也没错。可我也开始怕她把我家的门,当成随时能推开的门。
偏偏最受不了的事,还是来了。
那天厂里发了当月工资,我拿了七十八块。秀兰让我留四十块交煤钱,再留十块给小禾买鞋。余下的钱,我折好塞进工作服内袋。晚上我回家,发现那只绿底红花的塑料袋又放在屋里。
小满坐在桌边画画,桂芬不在。桌上压着一张纸,写着她的名字,还写着二十块。我把纸拿起来,才看见下面是秀兰收煤票的钱。二十块少了。
我问小满:“谁拿了钱?”
他不敢抬头,画笔在纸上戳出一个洞。
门外传来脚步声。桂芬进来,手里拿着两张夜班饭票。她一看见我手里的纸,立刻明白了。
“我拿了二十。过两天还你。”
“你进屋拿的?”
“我急用。钥匙在门框上,你家又没人。”
“你问过我吗?”
她把饭票放到桌上,声音也硬起来。
“我还会赖你这二十块?”
秀兰从里屋出来,站在门口,没看她,只看我。
我手里那张纸被汗浸软了。我心里先闪过一个念头:她可能真有急事。第二个念头跟着就来了:她已经不觉得这件事需要问我了。
我把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放回搪瓷碗下。
“二十块你拿走。小满也带回去。”
桂芬脸红了。
“我有说不还吗?”
“我没说你不还。”
“你就是嫌我麻烦。”
我看着她。她的衣袖上沾着一点洗洁精泡沫,手指缝里还红着。她说的也不是全没道理。她晚上上班,孩子没人照看,丈夫又不着家。可这些难处,不能替她把手伸进别人家的碗底。
“桂芬,你过得难,我晓得。可你不能把我家的门,钥匙,钱,都当成你自己的。”
她嘴唇抿紧了。
“我只是借一下。”
“借钱要开口。孩子也要先问。你不问,我就不答应。”
小满把画纸折了起来,躲到她身后。我没往孩子那边看,也没冲桂芬发火。秀兰走过去,替小满把外套拉链拉好。桂芬把剩下的几件衣服塞进袋子,手有点抖。
我心里也难受。那二十块我在意,门框上的钥匙我也在意。更让我心烦的是,明明已经不舒服了,我还一直想着别让她难堪,结果把话拖到现在才说。
桂芬把袋子提起来,低声说:“我不是故意让你们过不去。”
我点头。
“我知道。”
她站在门口没走,像是还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句:“我也不容易。”
“这话我信。”我说,“可咱们还是得有个界线。”
秀兰把小满送到门外,没有挽留,也没冷脸。桂芬领着孩子走了。门关上的时候,小满回头看了一眼。我冲他摆了摆手。
那天夜里我没睡好。第二天,我跟秀兰商量,把门框上的钥匙收进抽屉。我们也不再让小满留宿。不是把孩子往外推,而是先把话说在前面。桂芬如果真遇上急事,我们可以帮她问招待所的同事,也可以送她去娘家。可她不能再把我们当成随时能用的地方。
隔了两天,桂芬来厂门口还钱。她把二十块放在我手心里,纸币叠得很整齐。
“那天我话说冲了。”她说。
我把钱收下。
“我也拖到最后才说。”
她问我以后还能不能让小满来坐坐。我说可以,白天来,提前讲一声。她点点头,没有再提夜里留下的事。
小满那阵子还会在文化馆门口等她。有回我路过,看见他拿着几张识字卡,正把“山”字写成了三道横线。桂芬蹲在旁边教他。她看见我,只抬了抬手。
我没走过去,也没绕开。
晚上回家,秀兰把一双新布鞋放在小禾床边。鞋底有一道蓝线,是她自己缝的。我把鞋挪正,又把门闩插上。洗完澡,我用布擦了擦工作服上的铁屑。
小禾趴在床上,指着墙上的挂历问:“爸,明天星期几?”
“星期三。”
她把手里的铅笔放好,又问我,周末能不能去文化馆看电影。
我说:“成。先把鞋穿上,别踩到地上的钉子。”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我拿起那只蓝线布鞋,替她把鞋带穿过最后一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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