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北京中关村的宿舍里,桌上的菜已经凉透了。邓稼先回家比平时晚,坐下以后话很少。妻子许鹿希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他说,我要调动工作了。去哪里,不能说;去干什么,不能说;以后能不能通信,他说,不能。
那一年他三十四岁,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做研究员,手里排着一串题目,都是能出论文、能出国开会、能在刊物上署名的活儿。这一走,论文不能发,报告不能做,名字不能见报,连老朋友的来信都只能搁着不回。所里的同事只知道他调走了,调去哪个单位、做什么工作,谁也问不出来。
八年前的1950年8月29日,他刚在美国普渡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氘核的光致蜕变》,那年他二十六岁,同学叫他娃娃博士。拿到学位的第九天,他登上了回国的轮船。有人问带了什么回来,他说,给父亲带了几双尼龙袜子,还带了一脑袋原子核的知识。那几年回国的留学生一批接一批,他是走得最早的那一批里的一个。
1953年,他和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许德珩的女儿,在北京医学院教解剖学,课表排得满。婚后头五年,是他们一辈子住在一个屋檐下最长的五年,两个人骑一辆自行车上下班,先后有了一女一儿。她后来在解剖学教研室教了一辈子书,学生记得她上课从不带讲稿。
临走那几天,这个平时最不爱照相的人,主动提出去照相馆。他和许鹿希坐在中间,四岁的女儿站在边上,两岁的儿子抱在腿上。一家四口穿的都是平常衣服,没有特意打扮。摄影师让他笑一笑,他笑得很拘谨,肩膀是僵的。
交给他任务的是钱三强。话没有绕弯子,只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问他愿不愿意去。邓稼先没有问待遇,没有问去多久,也没有问这活儿有多少人干,当场点了头。回家他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是,这件事做好了,这辈子就活得值,为它死了也值。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去了戈壁滩。1958年的实情是,他留在北京,进了二机部九局新设的九所,职务是理论部主任。九局是那年新设的,九所是它下面的理论设计部门,任务只有一条:把原子弹的原理算清楚。办公地点在城里,条件近乎空白:没有资料,没有计算机,没有一个能直接用的模型,手下是一批刚从北大、清华毕业、连该读哪本书都不知道的年轻人。那批人后来大多成了核武器研制的骨干,有人一辈子没换过单位。
他做的头一件事不是算题,是编教材。状态方程、流体力学、中子输运,这三门课在当时的中国找不到一本现成能用的书。他把人分成几摊,自己讲一门,讲完就让人上手推公式,推错了就重来。有人回忆,那几年九所最像一所学校,他是既当先生又当班主任的那一个。
算一个关键数据,用的是手摇计算机和算盘。同一组数,一批人白天算,一批人夜里算,算完对着核,对不上就从头再来。手摇计算机一台几个人轮着用,算盘打久了手指头是肿的,计算纸一摞一摞编号堆在墙根。为了核准一个结果,前后算了九遍,耗掉将近一年,九次都对上了,才敢往设计书上写。
1962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摆上桌面,需要签字。签下去,这颗弹的每一组数据就算定了,将来出了偏差,责任在签字的人身上。邓稼先签了。他的侄子许进后来回忆,姑父说过,每回签完字,都有一小段时间浑身发凉。签完那天,他一个人到院子里站了一会儿。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点,罗布泊的戈壁滩上腾起蘑菇云。邓稼先在现场,站在离爆心不远的地方。从1958年那个晚上点头,到这一刻,中间隔了六年,六年间他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
北京这边,许鹿希是从广播里知道消息的。那天她照常上课,照常接孩子,晚上才从收音机里听到那条公报。那天北京街头有人放鞭炮,她给孩子洗完脚,才坐下来把公报又听了一遍。举国欢腾的时候,她不知道丈夫在不在罗布泊,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担心。这样的日子,她已经过了六年,往后还有二十二年。
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同一段路,美国走了七年四个月,苏联四年,法国八年六个月。速度背后是一遍遍推倒重来,理论方案推翻一次,所有人的计算纸就得重新铺一遍,于敏带着一帮年轻人反复核算,跟他碰了又碰。
三十多次核试验,他亲临现场十五次。基地的人叫他福将,因为他主持的重大决策没有一次失手。这个称呼的背面是另一件事:每次起爆之前,技术负责人要在方案上签字,签完字,等于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1979年,一次空投试验出了岔子,降落伞没有打开,弹体直接砸进戈壁。防化兵进去找,找了半天没有找全。邓稼先坐不住,拉开车门要往里闯,基地司令员拦他,说老邓你不能去。他把人吼回车上,自己一个人走进去,把该看的看完、该记的记下。回来以后,尿液的放射性超标,那份检查报告,许鹿希是几个月以后才看到的。
1985年7月31日,他向张爱萍汇报工作。张爱萍看他气色不对,当场安排住院。检查结果出来,直肠癌。手术做了,白细胞太低,后续治疗接不上,只能在病房里靠营养液撑着。
1986年5月,杨振宁到病房看他。两个从崇德中学、西南联大到普渡大学一路同行的老同学,坐在床边聊了很久。1964年那声巨响传出去的时候,杨振宁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消息,后来他回忆,当时最想知道的就是老友在不在里面。杨振宁问,国家给了你多少奖金。许鹿希在旁边答,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元。杨振宁以为听错了,又问了一遍。1985年国家给原子弹研制的奖金总额一万元,按贡献分三元、五元、十元几档往下发,他拿的是最高一档。
1986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头版刊出“两弹元勋邓稼先”,同一天《人民日报》也刊了这篇报道。这是1958年以后,他的名字第一次公开出现在报纸上,中间隔了二十八年。那天在301医院的病房里,护士把报纸上的字念给他听,他已经很难坐起来了。
从名字见报到人走,中间只有三十五天。7月29日,邓稼先去世,六十二岁。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叮嘱身边的人,不要让国家在核领域被人落得太远。
他走后,许鹿希花了二十多年,一位一位去走访和邓稼先共事过的人,把那些她不知道的二十八年,一段一段问回来,最后写成《邓稼先传》。书里印着1958年那张全家福,四个人都在照片上,神情都很平常。
参考文献: 许鹿希、葛康同《邓稼先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 杨振宁《曙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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