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并非固守历史和传统,而是在传统与当下的对话中不断开启新的意义空间。在技术重塑知识生产的时代,它所提供的整体性理解力、谦逊姿态与跨学科连接智慧,正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哲学素养。诠释学指引我们的不是未来“是什么”,而是如何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尚未到来的可能。
原文 :《诠释学如何成为未来之学》
作者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研究员 王宏健
图片 |网络
据当时在场者回忆,伽达默尔在2002年去世前的最后一次生日聚会上曾说,诠释学是未来。这句话意味深长。诠释学以理解为根本问题,尤其关注历史、传统及其对理解的构成性作用。正因如此,诠释学似乎总是从过去出发,探讨意义如何传承。然而,这位20世纪最重要的诠释学家为什么会认为诠释学恰恰是未来?诠释学如何能够成为一种“未来之学”?
诠释学并非仅仅属于过去
值得注意的是,诠释学固然以传统和历史为出发点,但理解并非对既有意义的被动接受,而是在当下的问题处境中重新理解传统,发掘其中尚未充分展开的意义可能性,并由此开启新的理解与行动空间。在诠释学的视野下,过去并非一个已经封闭定型的世界,而是始终能够向当下提出新问题,并参与塑造我们对未来的期待与筹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诠释学不仅关乎我们从何而来,也关乎我们将走向何处。
诠释学本身不仅具有面向未来的内在维度,未来时代也同样需要诠释学的精神。在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知识的获取乃至知识的生产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降低信息获取和知识创造的门槛,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分工以及专家的重要性也将发生改变。未来未必更需要大量掌握特定领域信息的人,而是更加需要那些能够在复杂知识之间建立联系、把握整体意义、提出根本问题的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基础问题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而诠释学所关注的正是这种面向整体意义的理解能力。因此,它并非仅仅属于过去的学问,而可能成为未来世界中一种更加基础的哲学智慧。
诠释学的基本精神看似简单,却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因为每个人都处于特定的历史传统、语言环境和生活经验之中,每一种理解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前见(Vorurteil)。这意味着,人不可能站在一个绝对中立的位置上理解世界,我们的理解始终具有有限性。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自身的可错性,也必须承认他者的理解可能具有优先性。换句话说,真正的理解首先要求一种谦逊的态度:承认自己并非拥有最终答案,并始终保持向他者学习、修正自身的可能性。
诠释学必须进入具体经验之中
然而,诠释学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陷入相对主义。承认不同视角的存在,绝不等同于否认实事或真理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我们都处于有限的视域之中,不同的视角才能在对话和交融中相互补充,并共同指向那个尚未完全显现却始终牵引着我们的“一”。这个“一”并非某种已被占有的固定答案,而是在不断理解和解释过程中逐渐显现的真理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朝向未来的创新才成为可能。如果真理已经被完全掌握,那么未来便只剩下对既有知识的重复;相反,正因为我们的理解始终有限,世界始终向我们开放,我们才拥有不断更新自身前见、重新理解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可能性。
当然,诠释学的这一基本精神并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原则层面,它必须进入具体经验之中,这正是伽达默尔所强调的“应用”(Anwendung)。理解从来不是对某种普遍规则的机械运用,而是在具体处境中重新激活意义,并根据实际情境作出判断。真正的难点并不在于知晓诠释学的原则,而在于在复杂的经验世界中实践这一原则,这也是掌握诠释学智慧的真正难点。
在此,诠释学并非一种可以简单学习的理论方法或技术系统,而是一种需要长期训练的实践智慧。它要求我们不断面对具体问题,在经验中修正理解,并在判断中形成分寸感。伽达默尔始终为诠释学的普遍性辩护,所谓“普遍性”并不是说诠释学能够提供一套适用于一切领域的固定方法,而是说,理解作为基本经验存在于所有人的生活实践,并能够与不同领域的经验相结合。
作为一种连接性的智慧
在现代知识高度分化的时代,学科不断细化带来了专业知识的繁荣,同时也造成了不同领域之间的隔阂。诠释学或许能够成为一种连接性的智慧:它不是取消学科差异,而是在差异之间建立理解和沟通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诠释学不仅是一门关于理解的哲学,也可能成为未来知识世界中的一座桥梁。
首先是在哲学内部,诠释学承担着沟通不同思想传统的重要使命。过去四十余年来,中国诠释学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中国思想与西方诠释学的相遇和对话展开,这一议题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问题已不再停留于简单地介绍、借鉴或比较西方诠释学,也不仅仅是提出“中国诠释学”的口号,而是真正进入一种创造性的哲学对话。
真正的对话意味着,每一种传统都既是学习者,又是贡献者。西方诠释学关于历史性、语言性和理解结构的思考,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经典和中国哲学的理解;而中国思想关于生成、关系、整体性以及实践智慧的丰富经验,也可以为诠释学的发展开辟新的理论空间。未来的中国诠释学,不应满足于建构一种具有地域色彩的诠释学,而应努力提出新问题、新概念和新方法,使跨文化对话真正成为哲学创新的源泉。
其次是在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这一问题关乎哲学在未来时代的意义与作用。诠释学的发展始终具有开放性与跨学科的特征:它最初主要服务于宗教经典、法律文本和古典文献的解释,随后逐步发展为关于理解本身的哲学思考,并深刻影响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进入当代,诠释学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资源又进一步延伸至自然科学、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在新的知识形态与技术条件下不断拓展其思想空间。正因为理解构成了人类经验的基本结构,诠释学才始终能够与不同学科相遇,并在回应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获得生命力。
这种应用并不是将诠释学简单地“推广”到其他学科,而是在与具体经验的相互作用中不断丰富其自身。每一次新的应用都会促使诠释学反思自身的概念与方法,而诠释学的发展又能够为不同学科提供理解其对象的新视角,从而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也正是在这一不断开放、不断生成的过程中,诠释学才始终保持着面向未来的活力,并真正成为一门“未来之学”。
诠释学的时间经验
所谓“未来之学”,还关乎我们如何理解时间。在诠释学的视野中,未来并非预先给定、等待我们去把握的现成之物,而是始终保持着开放性和可能性。当然,它并非否认预测、规划和计算的意义,而是拒绝将未来简化为当下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实际上可以区分两种未来:一种是已经进入当下期待、规划和计算视域的未来(“已来的”未来),另一种则是尚未被当下理解所穷尽,因而仍保持开放的未来(“未来的”未来)。对于后者,我们无法作出确定的预测,而只能通过预感(Ahnung),对尚未充分显现的可能性保持敏感与开放。当然,预感并非凭空产生,它仍然植根于我们对传统、历史和既有经验的理解。正是在这种尚未确定却又并非毫无根据的开放性中,预感使未来的可能性进入我们的视野。
诠释学所开启的正是这样一种时间经验:一方面,它回到传统,在回忆与重新理解中揭示自身;另一方面,它又始终面向未来,在前见不断受到检验和修正的过程中开启新的可能性。正如孙周兴先生所说,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线性时间,而是一种“圆性时间”:过去、现在与未来并非彼此隔绝、依次展开,而是在理解活动中相互关联、彼此规定。在某种程度上,伽达默尔所说的“诠释学是未来”,其深意也正在于此。诠释学并不承诺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却始终能够指引我们“如何”迎向未来。归根到底,诠释学的姿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回忆着的预感”:回忆并非对过去的机械重复,而是在面向未来的重新理解中发掘传统尚未展开的可能性;预感也不是脱离历史的臆测和神秘直觉,而是植根于传统与经验的敞开姿态。正因如此,回忆才可能开启未来,而传统也不会凝固为僵死的过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哲学诠释学的希腊阐释及其跨文化意义研究”(25BZX050)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26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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