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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赖

“马神甫事件”, 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这个叫马赖(中文名)的法国神甫,究竟是个什么人?

他到底是传教士,还是法国向外扩张的棋子?

从诺曼底乡村少年,到潜入广西深山的不速之客,他诡异一生的终点,定格在广西西林的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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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林教案遗址

今天,我们就来读懂这个人物。

马赖,本名奥古斯特・沙普德莱纳,1814 年 2 月 6 日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的一个普通农家。

少年时期,他进入教会神学院学习,成年后加入巴黎外方传教会。

这里要先说清楚:巴黎外方传教会,和普通教会不一样。

它的核心任务,就是向海外殖民地、未开放地区渗透传教,很多传教活动本身就和法国海外扩张战略绑定在一起。

在当时的法国,海外传教,是对外拓展影响力非常重要的一环。

1843 年,29 岁的马赖赴中国传教。

第二年,中法签订《黄埔条约》,条约划定了明确边界:法国传教士,只允许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活动,禁止私自进入内地传教。

条约是两国官方约定,内地属于禁入区域。

但马赖从一开始,就不打算遵守这条规矩。

他的目标,不是在五口口岸安稳传教,而是深入中国封闭的内陆山区,开辟新的传教据点。

1844 年,马赖抵达中国香港,之后辗转进入广州。

他没有留在通商口岸,而是悄悄往西南方向活动,先后在广东、贵州边境一带游走。

为了方便在少数民族地区活动,他学习了汉语,还专门学习壮语,熟悉西南山区的风土人情。

在贵州边境活动期间,他物色了两名心腹:白小满,还有后来一同被抓捕的女教徒曹桂英。

在贵州边境蛰伏几年,他看中了广西西林县。

西林地处桂、黔交界,群山连绵,交通闭塞,离省城桂林很远,官府力量薄弱,汉、壮、瑶各族杂居,是绝佳的秘密渗透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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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

咸丰三年(1853 年),39 岁的马赖,带着白小满、曹桂英,避开官府关卡,偷偷翻越省界,非法潜入广西西林白家寨、常井屯。

没有向西林县衙报备身份,没有官府发放的通行凭证,属于非法潜入。

扎根西林之后,马赖开始推行他的一套传教方式,也正是这些行为,一步步积累起滔天民怨。

他先用粮食、少量钱财、简单草药接济穷苦山民,用小恩小惠吸引底层百姓入教。

但他收教民没有底线,地痞、懒汉、甚至在周边劫掠的土匪,只要愿意受洗入教,他一概接纳,并且全力庇护。

只要教民和普通乡民发生田地、债务、口角纠纷,马赖不问是非,一律偏袒教民,向当地乡绅施压。

山里原本维持了几百年的乡土规矩、宗族秩序,被他硬生生撕开缺口。

普通乡民和教民起冲突,有理也无处说理。

祭祖、祭拜祖先,是当地各族百姓根深蒂固的传统。

马赖把祭祖当成偶像崇拜,严令教徒必须拆掉祖先牌位,不许上坟祭祖。

很多家庭因此父子反目、宗族分裂。

乡民白三受洗之后,在马赖逼迫下要拆除祖宗牌位,遭到全族反对,想要退教又被马赖严厉打压。

他还强行干预民间婚嫁,推行教内通婚:教徒子女只能和教徒成亲,非教徒想要嫁娶教民,必须先受洗入教。

不少本来情投意合的年轻人,被他强行拆散,村寨矛盾越来越多。

当地地方志记载,马赖还暗中包庇土匪,盗匪作案之后躲进他的传教据点,官府很难抓捕;同时,他利用神父的特殊身份,胁迫、奸污女教徒,恶行一桩桩被乡民记下。

咸丰五年(1855 年)夏天,大批乡民联名向西林知县黄德明告状,控诉马赖的种种恶行。

黄德明不想激化矛盾,没有直接抓人,而是规劝马赖离开西林,返回通商口岸。

马赖表面答应,暂时退回到贵州,心里却没有放弃西林这个据点。

仅仅几个月之后,咸丰五年冬天,马赖再次带着心腹偷偷折返西林,继续在各村串联、发展教徒,行事更加肆无忌惮。

这时,西林知县已经换成张鸣凤。

张鸣凤传唤马赖,拿出《黄埔条约》条文,明确告知他属于非法入境,勒令立刻离开广西。

马赖自恃背后有法国教会、法国政府撑腰,态度傲慢强硬,拒不服从驱离命令,还鼓动教徒变本加厉,寻衅滋事。

矛盾彻底爆发。

咸丰六年正月十九(1856 年 2 月 24 日),张鸣凤派遣衙役,抓捕马赖、白小满、曹桂英以及 25 名核心教徒。

县衙公开审讯,受害乡民纷纷到场举证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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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九(1856 年 2 月 29 日),张鸣凤判处马赖、白小满、曹桂英死刑,这就是著名的西林教案,也称马神甫事件。

时年马赖 42 岁。

马赖死在广西深山,消息传回法国,立刻被拿破仑三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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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

当时法国正急于扩大在华特权,寻找开战借口。

法国官方刻意抹去马赖非法潜入、在地方欺压百姓的全部事实,把他包装成为信仰殉道的圣徒,打着 “保护圣教” 的旗号,联合英国。

同期英国制造了亚罗号事件,两国一拍即合,1857 年英法联军出兵,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我们必须搞清楚:不是马赖被杀,英法才想打仗。

英法早就想进一步打开大清的内地市场,攫取更多特权,马赖之死,只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开战借口。就算没有西林教案,列强早晚也会制造别的事端。

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正式允许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主持正义的张鸣凤,被革职。

当年的列强,对软弱无力的大清,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