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天,卢沟桥的枪声传到延安窑洞里的时候,毛主席正在写《论持久战》的提纲。他面对的是一个摆在桌面上的事实:
日本的钢产量是五百八十万吨,中国是四万吨,差了一百四十五倍,日本的石油产量是一百六十九万吨,中国是一万三千一百吨,差了一百二十九倍,日本一年能造一千五百八十架飞机、七百四十四门大口径火炮、三百三十辆坦克,中国这三样东西的产量都是零。把这些数字排在一起,任何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太强了。
但如果悲壮仅仅来自“对手太强”,那么战争就只是一道强弱悬殊的算术题。真正让这场战争悲壮到骨头里的,是这道算术题底下还压着好几层东西,每一层都在把代价往上抬。
先看最表层的那一层。1937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是六十亿美元,中国是十三点六亿,日本是中国的四倍多。这个比例放在纸面上并不算骇人听闻,四倍而已。但工业总产值是一个平均数,它掩盖了结构上的断裂。
日本能造航母、造重炮、造零式战斗机,中国的兵工厂只能生产步枪、轻机枪和少量小口径火炮,大口径火炮、坦克、飞机、汽车,一样都造不了。战争打的是消耗,消耗品里最要命的那一类,恰恰是中国造不出来的那一类。
一门野炮打坏了,中国的兵工厂修不了,只能等从国外运零件,一架飞机摔了,就少一架,补不上。日本那边,三菱和川崎的车间还在转,新的飞机和坦克从流水线上下来,直接装船运到中国战场。
这种差距不是靠勇气能填平的,它意味着中国军队在每一场战斗里,都必须用血肉去换对方用钢铁堆出来的火力优势。
更具体的对比在师的编制上。日军一个常设师团两万一千九百多人,中国一个师一万零九百多人,人数差了一倍。轻机枪日军一个师五百四十一挺,中国两百七十四挺,重机枪日军一百零四挺,中国五十四挺,野山炮日军六十四门,中国九门。
一个中国精锐师的全部重火力,抵不上日军一个师团的零头。淞沪会战打到最激烈的时候,中国军队一个师填上去,一天就打残了,再填一个师,再打残,兵员损失的速度快到后方的补充根本跟不上的地步。
这不是指挥的问题,是火力密度的问题。日军的炮兵和航空兵可以在中国军队的步枪射程之外把阵地犁一遍,然后坦克掩护步兵上来收尾。中国士兵手里的步枪和手榴弹,够不着那些在几千米外开炮的人。
火力差距是看得见的,还有一层看不见的东西,在日军的编制表里。日军一个师团不是单纯的步兵堆,它下辖步兵、炮兵、骑兵、工兵和辎重部队,炮兵、骑兵、工兵这些直接作战力量的数量几乎占了师团编成内联队数量的一半。
这意味着日军一个师团可以自己完成火力准备、步兵突击、工兵破障和后勤保障,不需要等上面的命令,也不需要向友邻乞求支援。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是日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两场大规模战役,日军两次都赢了,赢的不是人数,是协同。
观测气球升上去,标定中国军队的阵地位置,飞机和舰炮先轰,野战重炮跟着延伸射击,坦克掩护步兵推进,炮兵再往中国军队的纵深打拦阻火力,切断增援。
这套流程日军的师团长在战场上可以独立运转,而中国军队那边,步兵和炮兵之间的协同训练几乎没有做过,淞沪战场上的回忆里写得很直白:“步兵与炮兵、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从来没做过”。
一个各兵种捏不到一起的军队,面对一个各兵种已经拧成一股绳的军队,人数上的差距反而成了次要的。
但仅仅把账算到“日本太强”和“中国太弱”上,还不足以解释悲壮的程度。真正让代价成倍放大的,是中国自己身上那些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裂开的口子。
1937年的中国名义上是统一的,实际上南京国民政府的号令范围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康、陕西、新疆的统治者各有各的算盘,国共两党在1937年之前还处在生死搏斗的状态里。
一个连政令和军令都统一不起来的国家,有限的财力、军力没法集中使用,内耗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在吃掉本钱。
这种分裂在战场上的表现,比任何武器装备的差距都更致命。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地方势力各据山头,“无命令,友军虽败不救,遇退则各恐退却落后”。一支部队被围了,旁边的部队按兵不动,因为动了可能损耗自己的实力,一条防线被突破了,相邻的部队第一反应不是堵口子,是赶紧往后撤,怕自己落在后面吃亏。
这种“无协同精神”不是个别现象,是结构性的。更麻烦的是指挥链条。蒋介石的习惯是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致使部队长官纵有指挥长才,也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
前线的师长团长接到的命令细到一团一营的位置,他们不需要判断,只需要等电话。电话线一断,或者命令晚到半天,部队就停在原地,不知道该往哪走。日军那边,师团长在战场上可以根据当面情况自己下决心,中国这边,一个师动不动要等重庆的电报。
这些因素叠在一起,最后落到的是一组数字上。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三千五百万人,按照1937年的币值计算,直接经济损失一千亿美元,间接损失五千亿美元。三千五百万人是什么概念,当时中国的人口大约四亿多,每十几个人里就有一个死伤。
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加在一起六千亿美元,而1937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只有十三点六亿美元。这笔账不是一年两年能还上的,它意味着整整一代人的积蓄、房屋、耕牛、粮食和生命,被一场战争从地面上刮走了。
如果日本只是“强”,如果中国只是“弱”,伤亡数字或许不会累积到这个量级。正是因为在“强”和“弱”之间还横着火力密度的绝对差距、兵种协同的体系性落后、国家整合的失败、军队内部的派系消耗和指挥系统的僵化,才使得中国在每一场战斗里付出的代价,都远远超出了单纯用“以弱对强”所能解释的范围。
回到1937年夏天那个摆在桌面上的问题。日本的钢产量是一百四十五倍,石油是一百二十九倍,飞机坦克大炮中国的产量是零。这些数字决定了战争的前期一定是中国在挨打,一定是城市在丢失,一定是士兵在用身体去挡坦克。
但悲壮之所以是悲壮,不在于挨打本身,在于挨打的同时还在往前顶,顶住的同时还在被自己身上的裂口往下拽。淞沪战场上一天打残一个师,残掉的师后面还有新的师填上去,台儿庄的巷战打到肉搏,双方在断墙后面用刺刀和牙齿解决问题,敌后根据地没有枪没有弹,从敌人手里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枪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弹药是从战场上捡回来的。
三千五百万伤亡的数字底下,是一个在钢产量只有对手百分之一的国家,在内部还没有拧成一股绳的状态下,硬扛了十四年。日本太强,这是一个事实。但悲壮不来自承认对手强,悲壮来自承认对手强之后,那些填进去的人没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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