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石家庄一大姐花31万买入一块地皮,28年后,市值把她惊呆了
我叫马秀珍,今年七十四岁,河北石家庄人,退休前在市百货公司做会计。要说这辈子做过最吓人、也最划算的一件事,就是1989年,我一咬牙掏出三十一万,在石家庄东边买下了一块地皮。二十八年后,这块地的估值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拿着那张纸的手是抖的,不是激动,是不敢信。这事儿我们家后来成了亲戚圈里的传奇,谁家孩子不听劝、存钱不会存,长辈都要把我的事拿出来说一遍。可说实话,当年那一笔,我压根儿不是什么眼光独到,就是被逼到墙角的一次赌。
先把年代感交代清楚,不然现在的年轻人没法理解三十一万在1989年是什么概念。那一年,我们百货公司普通职工月工资一百二三十块,猪肉两块多一斤,万元户是要上报纸的。三十一万,够在石家庄最好的地段买七八套房子还有富余。我这三十一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半是我公公留下的遗产,老爷子早年做皮货生意,攒下的家底;另一半是我们两口子十几年省出来的,加上我姐姐、姐夫凑的一份。这么跟您说吧,那年头万元户都稀罕,我们家这一下拿出三十一万,石家庄市里都数得上号。
那为什么买地不买房?这里头的缘由说出来有点哭笑不得。1989年,石家庄根本没有像样的商品房市场,大家住的都是单位分房,买房这个概念压根没成型。我手里攥着这么大一笔钱,愁得整宿睡不着:存银行?利息是有限数,而且那年头政治经济形势多变,人心惶惶;放出去吃利息?谁敢;买金子?黑市不敢碰。正好我姐夫的一个朋友,在东郊谈固村边上有一块乡镇企业的闲置地,五亩多,因为厂子黄了要出手,开价三十一万,能办手续,乡里给盖章的那种集体建设用地转用手续——这手续有多金贵,我后来才知道,赶上了那个年代的尾巴,再过两年就是想办也办不成的事了。我姐夫说,珍啊,房子会旧,地跑不了,砸手里也是砸在这块地上,跑不出石家庄。
我跟我老伴商量了三天,最后是他拍的板,他说了一句话,我记到今天:钱放着会毛,地不会说话,但地长着城市的方向。这话听着文绉绉,其实是他跟我下棋时的一句浑话,可我就是被这句浑话说动了。1989年腊月,我们全家凑的三十一万交割清楚,地契和手续锁进了信用社的保管箱。签字那天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回家的路上还在盘算,这钱要是折成肉包子,够我们全家吃几辈子,我居然换了一块长草的空地。
买了地之后的日子,怎么说呢,头十年,这块地就是我们的心病。九十年代初,那片还是庄稼地加坟头,野草长到膝盖高,我们每年要花钱雇人清两遍草,不然乡亲们有意见。有人出价二十万回买,我老伴说卖不卖?我心里动摇,可我姐姐一句话定乾坤:赔本的买卖都做了,还差这一口气?就没卖。九十年代末,谈固村那边开始盖村民楼,我们这块地边上修了条土路,通了公交车,我隐约觉得风向变了,可依然没人来问。2000年前后,家里为了这块地吵过好几回:孩子上学要钱,老房子漏水要修,账上明明趴着一块值不了几个钱的地,日子过得紧巴巴。我老伴那句名言又出现了:再等等,地长着城市的方向。我啐他,城市的方向往西往北,谁往你这块坟头地来?
结果城市偏偏就往东来了。2005年之后,石家庄的城市规划一路向东,高新区、联邦物流园、一批批住宅小区,像春雨后的蘑菇一样从东边冒出来。先是2008年,一家开发商来问价,开价已经到了八位数;2010年,周边的路修成了双向八车道,地铁的消息也传出来了,来问价的人开始排队,从开发商的中介到想搞仓储的、想盖酒店的,电话打到我儿子单位去。我那年六十岁,第一次意识到,当年那块让我整宿睡不着的坟头地,可能真的成了东西。
真正的账面震动在2017年。那一年,因为土地政策变化和片区整体开发,我们这块地被纳入了改造范围,走评估、谈判、置换加补偿的流程。评估机构的人上门那天,我特意让我儿子陪着,怕自己心脏受不了。评估报告出来,加上补偿方案的测算,这块五亩多的地,最终的处置价值折合下来超过了四千万。四千万,各位,我坐在自家客厅的旧沙发上,盯着那张纸看了得有十分钟,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1989年的三十一万,二十八年,一百二十多倍。评估师小伙子看我半天不说话,还小心地问,阿姨,您这个数是预估,实际成交会有浮动,您别期望太高。我说小伙子,我不是嫌多,我是算不过来账。
后头来谈的具体条款、置换的商铺和最后的落袋数字,家里要求不能对外细说,我也不细说了,就说一个让我最感慨的细节:签最终协议那天,是我老伴陪我去,老爷子到那儿,找了个角落坐下,掏出手机,翻出1989年腊月那天在我家门口拍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我抱着刚会站的儿子,身后是灰扑扑的院墙。他说,珍,那天你说这钱折成肉包子够吃几辈子,你看,真的应验了,不过不是包子,是这块地替我们娘几个包了二十八年。我眼泪当场就下来了。
如今回过头看,这笔账里有运气,这个我不回避:运气在我们刚好赶上那个手续能办的尾巴,运气在石家庄的城市方向真往东走了。但也有一些东西,我觉得不全是运气:一是我老伴那句“地长着城市的方向”,当年是浑话,事后想想,城市要长大,摊大饼是一定的,方向可以赌,但“城市会长大”这个方向,是不用赌的;二是我姐姐那句“赔本的买卖都做了,还差这一口气”,九八年最缺钱的时候没贱卖,这一口气管了大用;三是我们全家对这笔资产的态度,二十八年间,多少人劝变现、多少人打主意,我们家开了几十次家庭会议,每次都是一句原则:这是老人给子孙攒的底,不到万不得已,不动。这个东西,今天叫长期主义,当年我们叫“忍”。
钱最后怎么处理的,也交代一句,免得大家以为我们家从此过上了纸醉金迷的日子:一部分置换成了底商,租金维持全家的开销;一部分给儿子和闺女各置了住处;最大的一笔,我们老两口做主捐给了老家县里的中学,盖了一座图书馆,落成那天学校让我们老两口去剪彩,牌子上没写名字,只在馆里留了一块小铜牌,写着“1989—2017”。馆长问这两个年份什么意思,我说,是一个大姐花钱买地,和这块地把她惊呆的年份。
要问这二十八年我最想对年轻人说什么,就三句:第一,穷的时候别信什么妙招,攒钱、干活、留底牌,是最笨也最硬的路;第二,手里有了资产,拼的不是眼光是定力,绝大多数人不是看不准,是拿不住;第三,天上掉下来的横财,要用手里的秤称一称来路和去处,称明白了,财才是福气。我今年七十四了,还是住在老房子里,缝纫机还在阳台上摆着,偶尔踩两针。四千万也好,三十一万也好,在我这儿就是个数字,真正让我睡得着觉的,是当年那个腊月,我们全家围在桌边数钱的时候,一分一分,都是干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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