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凤凰卫视,作者关珺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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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深圳APEC峰会落下帷幕。(图源:新华社)

文/关珺冉

编辑/漆菲

11月19日,深圳,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落下帷幕。来自亚太各经济体的领导人和代表陆续离开,持续数日的密集磋商暂告一段落。会议留下的,是一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深圳展望》(下称《深圳展望》),以及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形成的一系列成果文件。

这些文件记录了各方对亚太合作方向的重新确认,也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留给会后: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竞争加剧、全球供应链加速调整的背景下,如何让会议达成的共识转化为各方能够共同参与的实际行动?

本次会议期间,中国宣布提供2000万美元资助开展APEC务实合作,在深圳设立亚太共同体研究中心,并将在数字技术、数据跨境流动、清洁能源、中小企业发展等领域设立合作机构。同期举行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布《深圳倡议》,提出深化开放型区域经济、以技术创新驱动包容增长,并将供应链合作、人工智能应用、跨境支付等议题纳入区域合作议程。从政府间政策协调到工商界项目倡议,深圳APEC试图为亚太合作寻找更多务实抓手。

围绕此次会议提出的合作议题,以及亚太经济面临的现实挑战,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接受了《凤凰周刊》专访。在他看来,深圳APEC成果的意义不仅在于凝聚共识,更在于为各方提供了一个坐下来对接的平台。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亚太合作很难一蹴而就,也不能寄望于一次会议消除所有分歧。更现实的路径,是采取渐进式、项目化的合作方式,从各方仍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先行探索,将共识转化为具体项目,为区域一体化注入稳定而持久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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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合作从共识走向行动

《凤凰周刊》:此次APEC峰会通过《深圳展望》,并在贸易、联通、创新领域形成三项成果文件。如何评价这些成果的实际意义?它们能否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的动力?

魏建国:此次APEC会议取得的成果凝聚了各方共识。有了共识,大家就可以开始行动。可以说,这是一个起点。它的价值在于,为各方提供了一个能够坐下来对接的平台。我们可以采取渐进式、项目化的合作方式,代替过去非此即彼的对抗思维,为今后亚太一体化注入稳定而持久的动力。

《深圳展望》以及贸易、联通、创新三个领域的成果文件,正是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脱钩断链趋势上升、技术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形成的。因此,这些文件的推出是非常务实、接地气的举措,目的就是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从理念走向可落地的行动框架。

贸易方面,APEC给企业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明确传递出反对阵营化、坚持开放的信号;联通方面,重点是增强供应链韧性,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着力打通规则和标准等“软联通”方面的堵点;创新方面,则聚焦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和数字经济,把新质生产力转化为整个区域合作的共同赛道。

《凤凰周刊》:中国应如何推动《深圳展望》和《深圳倡议》中的合作共识转化为各经济体共同参与的务实项目?

魏建国:会议结束后,我们难以立即推动大而全、面面俱到的合作项目,但可以采用APEC一贯倡导的自愿参与、探路先行模式,先从小切口入手,再逐步扩大合作范围。

2000万美元资助应优先投入门槛较低、各方都能接受的项目,比如中小企业数字赋能、跨境技术试点等。各经济体根据自身需求和实际情况参与,不搞一刀切。

亚太共同体研究中心可以开展规则对接、案例评估,提供技术等方面的方案。中小企业合作平台则要发挥开放枢纽作用,推动各经济体主管部门之间的对接,带动行业协会、商会和龙头企业参与进来。我们可以从二维码支付、AR应用到供应链合作,把深圳APEC会议期间提出的合作方向转化为一个个具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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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四次会议现场。(图源:新华社)

《凤凰周刊》: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构想于2006年提出。这一次,《深圳展望》重申以市场驱动的方式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提出继续推进FTAAP相关议程。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你如何看待这一表态的意义?下一步应如何推动FTAAP议程取得进展?

魏建国:此次《深圳展望》重申以市场驱动的方式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继续推进FTAAP议程,并肯定FTAAP议程在提升各经济体参与高标准、综合性区域自贸安排能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通过相关声明,进一步明确了后续合作方向,包括政策研究、对话交流、能力建设、技术合作、探索推进路径以及利益相关方参与。这些成果为FTAAP议程的持续推进提供了进一步的政策指引。

当前全球保护主义抬头,区域经济合作面临复杂挑战。亚太地区自贸协定数量多,各经济体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各方诉求也比较复杂。现阶段最突出的堵点,已经转向规则差异、标准不一、监管不协调等软壁垒。FTAAP的推进,需要在不同规则和制度之间寻找共识。以湾区为载体,将合作重心转向规则、管理和标准的“软联通”,通过试点方式逐步推进,能够切实降低跨境交易成本。

《深圳展望》还提出,继续提升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在服务业领域的竞争力,认可数字服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欢迎《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2027—2030)》。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与FTAAP议程相衔接,也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拓展了新的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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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钱凯港的智能集卡采用全流程自动化与100%电气化运作,配合智慧码头系统和智能调度平台完成到港集装箱的装载与转运。(图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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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如何发挥作用?

《凤凰周刊》:与2001年上海APEC、2014年北京APEC相比,今年深圳APEC所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哪些根本性变化?

魏建国:对比前两次APEC,当前全球经贸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化从加速扩张转向“碎片化、阵营化”,开放遭遇了根本性逆风。

2001年上海APEC恰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夕,全球多边经贸体系高歌猛进,各国普遍信任贸易自由化,产业链全球分工是共识,亚太的方向是融入全球多边体系。2014年北京APEC时,全球经济处于复苏阶段,各方的共识是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和互联互通,合作是主流选项。

如今则不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小院高墙”和供应链脱钩思潮抬头,部分经济体将经贸工具武器化,人为设置贸易壁垒和投资审查壁垒,区域合作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亚太经贸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议题,地缘博弈深度嵌入经贸规则、技术标准和产业链布局之中,开放本身成为需要奋力捍卫的价值。

此外,增长动力也从传统要素驱动转向科技赛道竞争,创新治理成为核心议题。今天,科技领域既是巨大机遇,也是博弈最前沿的战场。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包容的创新合作框架,而不是封闭的技术小圈子。

《凤凰周刊》:当前国际经贸环境下,APEC如何凝聚亚太经济体的合作共识、稳定区域发展预期?未来,APEC还可以在哪些方面为亚太经济一体化注入新的动力?

魏建国:APEC完全有条件,也理应成为稳定亚太经济秩序的关键压舱石。APEC有其独特优势:它以协商共识、自主自愿为底色,不搞排他性阵营,接纳发展类型差异巨大的成员,契合亚太多元复杂的现实。作为一种非约束性的“软机制”,APEC更注重通过对话协商凝聚共识、推动合作,为不同经济体加强沟通、协调政策、拓展合作提供空间。

在大国关系和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APEC可以发挥共识孵化器、风险缓冲器、规则连接器的作用,推动各方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扩大合作,稳定亚太经济发展预期。

《凤凰周刊》:近年来,美国关税政策和企业投资布局调整正在影响亚太地区的产业分工,东盟等地区也在承接新的产业转移。这一轮供应链调整,对中国及整个亚太地区的产业格局会产生哪些影响?

魏建国:当前亚太供应链重组,本质上是外部关税施压、企业风险对冲、区域产业梯度转移叠加形成的结构性调整。很多企业布局东盟等地,更多是市场分流、产能备份,而非整体性替代。虽然东盟承接了不少生产环节,但依然高度依赖中国的零部件、设备和原材料供给。有些产品的供应链正在演变为“中国+东盟”的集群式分工网络。

短期来看,部分低端加工环节外迁,会带来局部竞争压力,但很难动摇中国在亚太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长远来看,这次重组反而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分工机遇:可以将部分低附加值环节向内外转移,集中资源发展高端制造、核心零部件、研发设计,以及绿色和数字服务,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升级为区域供应链的研发中心、配套枢纽和市场终端。中国要走的不是“脱实向虚”的路,而是“由大到强、由粗到精、由量到质”的升级之路。

《凤凰周刊》:中国企业出海正在从产品出海、产能出海,向品牌、技术、标准和产业链出海转变。中国企业的这种变化如何影响亚太产业链?

魏建国:中国企业出海模式的升级,正在重塑亚太产业链的分工逻辑,改变过去单向输出成品、代工产能的格局。品牌、技术、标准、产业链协同出海,意味着中国企业不再只是供货方,而是深度嵌入伙伴经济体的本地化研发、生产和服务体系,带动区域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推动亚太供应链从成本导向转向创新、韧性和价值共享导向。

当然,这一过程也存在差异诉求、技能缺口、规划适配等挑战,不可能一蹴而就。依托RCEP框架,不断完善互联互通、知识产权保护、资质互认等安排,就能够逐步跳出“梯度转移”的旧范式,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产业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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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出海正在从产品出海、产能出海,向品牌、技术、标准和产业链出海转变。(图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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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济的新增长空间

《凤凰周刊》:此次发布的《深圳展望》同样提及人工智能。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进入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和产业化方面有哪些优势?又应如何借助APEC平台与其他经济体开展合作?

魏建国:人工智能一定会成为亚太新一轮增长的核心引擎。亚太经济体发展阶段差异较大,人工智能既能为发达经济体赋能高端研究和数字服务,也能帮助发展中经济体以较低成本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跨越式发展。

《深圳展望》肯定APEC在推动数字及新兴技术领域讨论方面的努力,包括《APEC人工智能倡议(2026—2030)》,并提出坚持以人为本、负责任地推动数字及新兴技术在各经济领域的应用。

中国的独特优势集中在应用场景落地、工业人工智能和完整产业链上。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在工业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智慧供应链等领域实践丰富,具备从算力硬件、模型开发到行业解决方案的全链条供给能力,海量本土化应用案例也能够满足多样化、低成本的落地需求。

依托APEC平台,可以共建包容的人工智能对话框架,探索兼顾安全与开放的治理途径;共享工业人工智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熟方案,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弥合数字鸿沟;推动算力基础设施、行业标准和人才培训网络协同,让人工智能发展红利在亚太地区普惠共享,服务亚太共同体建设。

《凤凰周刊》:传统亚太经贸合作主要聚焦货物贸易和制造业投资。未来,数字服务、跨境支付、教育、医疗等领域能否成为新的增长点?中国应如何扩大服务业开放,提升区域服务贸易竞争力?

魏建国:数字服务、跨境支付、跨境教育、医疗健康等现代服务业,有望成为亚太经贸合作中极具潜力的新增长点。长期以来,亚太合作主要集中在货物贸易和制造业投资,服务领域则存在准入限制、资质不互认、监管规则差异等壁垒。伴随区域产业链升级、居民消费提质,远程医疗、线上教育、供应链数字服务、跨境金融服务需求不断释放,服务业合作将补齐亚太一体化的短板,形成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双轮驱动的格局。

中国要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核心是依托制度型开放稳步推进:用好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等开放试点,持续优化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动跨境专业服务资质互认,健全跨境支付、数据跨境流动的审慎监管体系;培育本土数字服务、健康、教育服务主体,面向亚太构建本地化服务网络;借助APEC服务业合作框架,与各方协商对接服务贸易规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打造亚太服务贸易可共享的规则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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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20日,货轮停靠在深圳蛇口集装箱码头进行装卸作业。(图源:新华社)

《凤凰周刊》:美国在亚太的经济与安全布局,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的政策调整,都在影响区域合作。中国应如何与不同立场的亚太经济体建立更加稳定的合作关系?

魏建国:对于不同立场的亚太经济体,中国应坚持求同存异、分类施策:与东盟等伙伴深耕产业链、基础设施、数字服务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巩固共同利益基本盘;对日韩等经济体,立足绿色转型、先进制造等契合点保持经贸对话,区分经济合作和安全议题;始终依托APEC倡导开放区域主义,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不强求选边站队,以持续的制度型开放和互利项目,构建多元、富有韧性的伙伴网络。

《凤凰周刊》:展望未来五年,亚太经济合作如何推动本届APEC形成的共识落地?中国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又能为亚太共同体建设提供哪些实践经验?

魏建国:把深圳APEC形成的共识落地,关键在于机制、项目、平台同步推进。

在机制层面,不断完善APEC供应链韧性对话机制、人工智能合作工作组和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合作机制;在项目层面,重点推进算力与风电、光伏能源一体化示范项目、中小企业数字化试点项目、跨境专业服务资质互认试点;在平台层面,依托前海、河套、粤港澳大湾区,打造APEC制度型开放实践平台,为各方提供规则对接的试验场。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制”下的超大型湾区,背靠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链,并拥有香港的国际金融、法律及专业服务优势,以及澳门的特色平台功能。

无论是推动区域内部产业协同,还是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大湾区都具有制度型开放的示范意义。深化各湾区交流互动,探索一套在城市群协同、跨境要素流通等方面可参考、可落地的方案,将为亚太共同体建设提供微观实践样本,也能为缩小各经济体之间的发展鸿沟贡献思路。

展望未来五年的亚太格局,核心判断是:亚太正处在新旧规则交替、增长动力切换的窗口期。最大的机遇在于以包容的制度型开放凝聚区域共识,在新赛道上共建共享亚太新的增长循环。(实习生赖芳对本文亦有贡献)

排版/许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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