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eSin
最近这部纪录片《珠穆朗玛:云中彼岸》,好确实好,但又有一些如鲠在喉的东西,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把它说清楚。
《珠穆朗玛:云中彼岸》
导演金国威和伊丽莎白·柴·瓦沙瑞莉,你可能听过他们的名字。两人是《徒手攀岩》的导演,在极限运动纪录片这个领域,绝对是顶流了。
《徒手攀岩》
《珠穆朗玛:云中彼岸》这部影片前后做了大约七年。主角是滑雪登山家吉姆·莫里森和希拉莉·尼尔森,两人是伴侣,也是登山的搭档,原本打算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顶,再从一条极度困难的路线滑雪下来。
《珠穆朗玛:云中彼岸》
但2022年9月,尼尔森在马纳斯鲁峰遭遇雪崩遇难,刚巧摄影人员在现场拍下了全过程。她坠落将近1800米,遗体几天后才找到。莫里森事后第一个联系的人就是金国威,金国威是以朋友而非导演的身份,赶到尼泊尔帮着搜寻和处理善后,后来他们决定继续拍摄下去。
这不是影片相关的唯一一个事故。2024年,尼泊尔高山向导普尔·巴哈杜尔·古隆在海拔约8000米处架设路绳时遭遇小雪崩,坠落时被绳索拦住,股骨骨折,队伍为救他耗掉大量资源,加上天气转坏,当年放弃冲顶。
2025年他们再上,成功登顶,莫里森在山顶撒了尼尔森的骨灰。金国威这次同时以拍摄者和登山伙伴的身份,参与了最后的攀登,他一边扛着摄影机,一边承担同样的高海拔风险,当然最后完成滑降的是莫里森自己。
银幕之外,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故,以及令人沮丧的事情,包括莫里森的前妻和两个孩子十多年前曾死于飞机事故,向导古隆在2026年影片上映前在雪崩事故中遇难,而金国威和瓦沙瑞莉在2025年离婚。
瓦沙瑞莉、金国威
所有这些加起来,是影片让一些观众觉得不舒服的原因。既然摄制组已经真实记录了一次死亡,并且目睹一个家庭被毁掉,为什么最终仍呈现给观众一次宏大的胜利?是导演金国威不懂牺牲不懂代价吗?也许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懂,但他还是选择这样讲。
金国威1973年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曼卡托。父母是从中国移民过去的图书馆员,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工作。就像所有华人家庭一样,他家也很重视教育,重视纪律,他从小拉小提琴、练武术,父母指望他长大当医生或律师。从卡尔顿学院毕业后,他在一辆1989年的斯巴鲁里住了七年,在各个地方流浪、登山、滑雪,靠打零工过活。
金国威
他母亲说,中文有5000年历史,却没有一个词能形容儿子在做的事。金国威后来反复引用母亲这句话,别人也常把这说成一个华裔移民家庭的孩子反叛成功的故事。
不过他反叛的只是具体职业,至于通向职业巅峰的训练方式,他严格遵守所有规则和戒律。他对极限运动的技术细节极为苛刻,严格控制自己的身体,生活中不断设立目标,然后再把目标调高。这些习惯都是他的华人家庭教给他的。与其说他是一个彻底自由的人,倒不如说他更像一个把自律做到极致的流浪汉。
金国威作为极限纪录片的导演,有一个别人都不具备的优势,就是一般导演都到不了他能到的地方。他能加入登山者的绳队和大家一起前进,在氧气稀薄的地方他也可以稳稳地扛住机器,这种临场能力背后是几十年的攀登经历积累。
《徒手攀岩》里,亚历克斯·霍诺德之所以愿意让摄影机记录他攀爬酋长岩前那种高度孤立的状态,前提正是因为他和金国威一起爬过很多年山。他信任金国威。
但这也是金国威的局限性。他和拍摄对象的距离太近,他发自内心认同他们,因为他就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他的电影能打入登山者的内心,但他很少停下来问这种生活方式本身有没有问题。
他把自己和瓦沙瑞莉的电影形容为特洛伊木马,表面是登山,里面是友谊、目的、勇气这些更普遍的东西。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但它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极限运动之所以是极限运动,是因为它必然包含和普通人价值观冲突的陌生部分。把陌生的东西翻译成观众熟悉的情感结构,在大多数时候没问题,但不代表永远可以得到普通人的理解。
瓦沙瑞莉的加入有很特殊的意义,她不登山,大学时因为拍一部关于科索沃战争的电影进了纪录片行业,她说自己一直是极限圈的局外人。她和金国威2012年前后认识,先合作了《攀登梅鲁峰》,再是《徒手攀岩》。
《攀登梅鲁峰》
两人分工相当清楚。金国威带来从内部看冒险的视角,和几乎不可能拍到的画面,瓦沙瑞莉负责把这些素材讲成普通观众能理解的故事。
大白话说,金国威负责极限运动这部分,瓦沙瑞莉负责纪录片技术和对接观众情感这部分。
《徒手攀岩》能拿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因为两个人各自负责的部分都发挥到了极致。
它不仅展示了岩壁上霍诺德那具超越人类极限的身体,还让观众看到他和女友之间的紧张、他童年的内心疙瘩,还有他对死亡的冷淡态度。这些层次一般的攀登者不会想到去关心,它们更接近一个记者的职业直觉。
《徒手攀岩》
所以金国威的电影有一个很少被讨论的结构。它讲的是关于个人英雄的故事,但实际上需要另一个人在外部帮它成立。观众看到的实际上是攀登者加上一个外部观察者给出的解释。
《攀登梅鲁峰》到《徒手攀岩》,这样一套戏剧公式已经做得非常熟练。先设立一个几乎不可能的目标,交代人物为什么非做不可,让观众看到一重重的障碍,最后在一次高潮爆发里把积累的情绪释放掉。
《徒手攀岩》
这套办法对普及极限运动尤其有效,它把一种原本只有小圈子理解的生活,带到了主流的银幕上。但代价不容忽视,真实的冒险生活可没有这么清楚的开头和结尾。登山者的时间大多花在各种琐碎细节上,比如等天气、修路绳,还有和家里打电话,决定要不要撤。这些都被剪掉了,或者只留下最能推动情绪的那几分钟。观众记住的只是一部戏的结构,不是生活的结构。
到《珠穆朗玛:云中彼岸》,这套办法遇到了它迄今为止最难的一道题目。
《珠穆朗玛:云中彼岸》
真的有人死了,雪崩在几秒之内把尼尔森带走,镜头里只剩风声和呼叫。要不要留下这段画面,主创讨论了很久。他们咨询过创伤治疗师,决定把素材锁在很小的范围里,只让几名剪辑接触。瓦沙瑞莉解释说,不展示这一刻,山里的死亡容易被浪漫化。
可是这个理由无论多么真诚,它都会被质疑。
电影后半段回到了登顶、滑降,以及撒骨灰的叙事轨道上,情绪最终还是靠一次胜利释放掉。
对影片最主要的批评,多集中在电影淡化了莫里森的执念给身边人造成的代价,以及后半段退回到熟悉的体育励志路子上。
伦理上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收尾,莫里森想要这个结局,这个结局也最符合这类商业纪录片习惯的叙事,金国威不论作为登山者还是作为导演,都不会反对这个结尾。
当年还没登顶的时候,制作团队就按成功的结局做过暂定剪辑,出资方国家地理也几次同意延长周期,这些都说明成功结局在项目内部是默认的。
所以从情感和商业上看,金国威几乎没法选择其他结局的可能,这恰好反映出他作品里长期存在的缺陷。他总是给出一个预设的框架,让任何冒险看上去都值得,他没办法真的去拍一次彻底的失败或放弃,或者说一次毫无意义的死亡。
和这个相关的还有他和瓦沙瑞莉的私人部分。电影里有一段,她坐在家里的餐桌边问他,在这张桌子上吃过饭的人,有多少已经不在了。他愣了一下,说算起来要花点时间,名单很长。
金国威和瓦沙瑞莉去年离婚了,公开说法是,两人仍然是创作伙伴,共同抚养两个孩子,离婚的具体原因没有讲,我们也不好简单粗暴地把这归到登山的危险性。
瓦沙瑞莉在电影里承认,她的职业兴趣和个人责任直接冲突。她说过去曾天真地以为金国威不会死——不这么想的话,怎么和他结婚、生孩子?
瓦沙瑞莉
这就碰触到了金国威整个工作的核心矛盾。电影一直在讲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目标的绝对价值,但他本人的生活越来越不只属于他。他有孩子和合作者,有死去朋友的家属,还有许多把他的电影当成某种生活样板的观众。
他的电影不断赞美那些敢于追求不可能目标的人,却很少认真追问,他们的个人梦想究竟需要多少人共同承担代价?英雄主义也存在阴暗面,它顾及不到没有选择同行(或者被迫同行),却依然要承受后果的人。
另外,真正的极限冒险在动机上是反常规的。它不必然追求安稳、富足、家庭和睦,很多时候就是冲突的。登山史上那些最极端的先行者,很多在普通社会的标准下是失败的人,长期无业,婚姻破裂,死得很早。
他的电影很少关注这种反常,他把冒险译成毅力、勇气、克服创伤、追逐梦想这些主流价值。这是他拿奥斯卡,通过迪士尼的发行被大众接受的原因,也是他在艺术上的边界。
他让主流社会接纳了冒险者,却没有真正解释这些人为什么过不了普通日子。观众走出影院会觉得他们了不起,不会觉得他们奇怪。于是冒险的本质被有意无意修剪了。
对金国威本人来说,他从一个曾经的反叛者,变成成功励志故事的制造者,这条路或许也算不少堕落,也谈不上自我背叛。他只是把从家里学到的那套追求卓越的机制,搬到了一个真正热爱的领域,然后在这个领域里做到了最高。
最早是父母担心他的安全,后来妻子也担心,现在轮到他自己的孩子去理解,父亲为什么要去那些地方。电影没有就此展开,这大概才是金国威真正需要拍,却没拍的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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