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贵州安顺公路上,一辆军用卡车抛锚堵路,少校军官正满头大汗钻在车底抢修。后方轿车里的国民党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刘伯龙走下车来,一句废话没有,拔枪便将敬礼解释的少校当场击毙,随后推车扬长而去。
靠特务发迹、曾在缅甸战场弃师逃命的他,以为在贵州握着两万重兵便能草菅人命。
他万万没想到,仅仅五个月后,一封来自重庆的七字密电,究竟什么样的密电让他兴高采烈地独自走进了鬼门关?
1949年6月,贵州通往安顺的公路上,正午的日头晒得柏油路面发软,脚踩上去能粘起一层黑灰。
这条公路修在崇山峻岭之间,路面本就狭窄,只勉强够两辆大车错身。正午时分,一辆隶属于贵州保安团的军用卡车在半坡上突然熄了火,引擎盖掀开着,往外冒着一阵阵黑烟。卡车斜横在路当央,把整条路堵了个严严实实。
负责押车的是一名保安团少校,三十出头的年纪。他顾不上擦脸上的汗水与机油,手里攥着一把大号扳手,钻在车底和引擎盖之间来回折腾。后面的军车和民车已经排起了长龙,喇叭声按得震天响,催促声、咒骂声混作一团。少校心里清楚,军情紧急,耽误了大官的行程是要吃挂落的,急得满嘴起泡,手上的动作恨不得快出残影。
就在这时,车队后方一阵骚动,一辆美式吉普车开道,紧跟着一辆黑色小轿车顺着路边空隙挤到了最前面。
车门推开,走下来一个身材不高、皮肤黝黑的将官。他穿着笔挺的将校呢军装,肩章上的将星在烈日下晃眼——来人正是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刘伯龙。
随行的副官和卫兵紧跟着下车,见路被堵死,正要上前喝问。刘伯龙却摆了摆手,阴沉着一张脸,大步朝那辆抛锚的卡车走了过去。
听到沉重的皮靴声逼近,正猫腰修车的少校下意识抬起头。一眼瞥见来人肩上的将星,少校吓得一个激灵,顾不得满手油污,连忙扔下扳手,挺直腰杆立正敬礼,张嘴便想解释:“报告长官,车子半路抛锚,卑职正在抢……”
话音未落,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刘伯龙压根没听他把话说完,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他右手顺势往腰间一探,拔出随身佩戴的手枪,抬手便对准了少校的胸口。
“砰!”
一声枪响炸裂在山谷间,惊得路边树梢上的山雀扑棱棱飞起一片。
少校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眼睛瞪得滚圆,敬礼的右手还僵在半空,身子便直挺挺地向后仰倒,重重摔在滚烫的柏油路面上。鲜血从他胸口汩汩涌出,顺着路面的裂纹很快洇开了一大片。
四周瞬间死一般的寂静。刚才还在按喇叭的司机们全吓傻了,一个个缩在驾驶室里不敢露头,路边修车的士兵更是脸色煞白,双腿打颤,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刘伯龙面无表情地把枪插回枪套,回头冲着身后的卫兵冷冷吐出四个字:“把车推开。”
十几个卫兵如梦初醒,战战兢兢地跑上前,喊着号子使出浑身力气,硬生生把那辆抛锚的卡车推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至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敢去碰地上那具尚有余温的尸体。
黑色轿车重新发动,碾过路面上的血迹,扬长而去。
烈日之下,那名保安团少校就这么横尸荒野,连个名字都没能留下来。直到车队彻底消失在山拐角,后面被堵的车辆才敢战战兢兢地绕开尸体往前开,没有一辆车敢停下来收尸。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当天下午就传遍了贵阳的军政两界。
众人私下里议论纷纷,却个个噤若寒蝉。谁都明白,这一枪打死的不仅仅是一个倒霉的保安团少校,更是狠狠抽在了贵州省政府主席兼绥靖主任谷正伦的脸上——贵州保安团是谷正伦起家的老本,刘伯龙当众枪杀保安团军官,摆明了是不把这位贵州的“地头蛇”放在眼里。
可他们不知道,眼前这个草菅人命、不可一世的军长,不过半年之后,便会以一种同样惨烈、甚至更加不堪的方式,把自己送上绝路。
贵阳军政界私下传开了话,说这位刚上任的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是个在战场上杀红了眼、连死人堆都爬出来过的狠角色。
若真翻开国民党军史档案,这层“抗日悍将”的金漆瞬间便会剥落得干干净净。
刘伯龙是地道的贵州人,1899年生于龙里县一户普通农家。他自幼性子刚愎,1924年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在黄埔三期一众学员里,他的带兵本事算不上出众,真正让他发迹的,是毕业后钻进了黄埔同学会纪律股,随后又加入了特务组织复兴社与别动总队。
常年干的是暗中监视、抓捕审讯、清除异己的营生,这让刘伯龙养成了一套独有的行事做派:疑心极重、手段狠辣,看谁都像是心怀鬼胎的叛徒,解决问题最顺手的法子便是直接扣动扳机。
凭借着特务系统的资历与对蒋介石的百般顺从,刘伯龙一路平步青云,到抗战中期已坐上了陆军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二十八师师长的位置。
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奉命入缅对日作战,刘伯龙率新编第二十八师随军出征。那是他平生第一次真正踏上与强敌硬碰硬的正面战场,结果却演成了一场令全军耻笑的闹剧。
当年4月,日军攻势如潮,曼德勒会战打响。前线吃紧,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再三严令各部死守防线、相互策应。可刘伯龙一听见前线炮火连天,念头里想的根本不是如何御敌,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与家当。
战局刚一吃紧,这位中将师长竟然抛下整整一个师的官兵,带着几个贴身随从,抢先一步沿着滇缅公路仓皇逃回了国内。主帅一跑,新编第二十八师群龙无首,防线瞬间溃散,无数官兵葬身异国丛林。
消息传到远征军司令部,杜聿明与参谋团团长林蔚气得拍案大怒,接连发出措辞严厉的电报,直斥刘伯龙“临阵脱逃、军纪废弛”,按战时军法本该就地枪决。
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刘伯龙逃回重庆后,非但没掉脑袋,反倒凭着复兴社的旧关系四处打点,亲自跑到蒋介石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把溃败的责任全推给了友军和地形。蒋介石向来偏袒嫡系特务出身的将领,一番训斥之后竟网开一面,将他调往中央军校担任教育处长。名为降职思过,实则避过了风头,乌纱帽稳稳当当戴在头上。
正是这桩肮脏的旧账,彻底塑成了刘伯龙在乱世中的生存算盘:面对强敌和上峰,他贪生怕死、极尽钻营;可一旦手里握住了兵权,面对不如自己的下属和百姓,他便成了不折不扣的活阎王。
1946年,刘伯龙率部驻防云南沾益期间,纵容部下在当地抢掠扰民,激起民愤后竟下令开枪镇压,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沾益血案”,与云南省主席卢汉结下了解不开的死仇。
到了1949年初,国民党军队在三大战役中一败涂地,蒋介石急欲保住西南大后方,下令将贵州地方保安团整编为陆军第八十九军。在蒋介石看来,贵州地方派系盘根错节,正需要一个心狠手辣、只听中央号令的“本地煞星”去镇住场面。
于是,早已臭名昭著的刘伯龙摇身一变,顶着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的头衔衣锦还乡。在刘伯龙眼里,眼前这支两万多人的部队,就是他在乱世里安身立命、甚至日后讨价还价的唯一本钱。谁敢挡他的道,谁就是他的死敌。
1949年3月,刘伯龙走马上任,正式接管陆军第八十九军。
站在贵阳军部的大院里,看着操场上稀稀拉拉、穿着各色杂牌军装的官兵,刘伯龙的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疙瘩。这支部队的底子,本是贵州黔西一带的保安团和地方武装,官兵多是本地乡绅子弟或临时抓来的壮丁。部队虽然挂着两万多人的正规军番号,可军官们大多听调不听宣,心里只认贵州省主席兼绥靖主任谷正伦,压根没把他这个空降而来的“中央军大员”放在眼里。
刘伯龙打定了主意:不杀几个人立威,这支队伍就永远攥不进自己手心。
上任不到半个月,屠刀便落在了自己最亲近的人头上。
刘伯龙身边有个姓李的副官,是贵州本地人,家里在地方上颇有几分体面。平日里,李副官负责替刘伯龙打理日常事务,与贵州省政府及地方士绅多有来往。在刘伯龙那双特务出身的眼睛里,这种来往便是“里通外合”的铁证。
一天深夜,李副官被一纸急令叫进了军长办公室。他刚跨进门槛,几名荷枪实弹的宪兵便从门后蹿出,不由分说将其按倒在地,反剪双手戴上了沉重的手铐。刘伯龙坐在太师椅上,冷冷地盯着他,只丢出一句:“你吃里扒外,暗通地方势力,留你不得。”
李副官当场吓破了胆,拼命磕头喊冤,可刘伯龙连半个字都懒得听。当晚,李副官便被拖到军营外的荒坡上秘密枪决,就地挖坑掩埋,连个信儿都没给家里送。
如果说杀副官还勉强扯了个“通敌”的由头,接下来发生的事,则彻底让全军上下明白了什么叫伴君如伴虎。
日记里不过记录了些军部的日常调度与个人牢骚,刘伯龙却如临大敌,认定这是在暗中搜集军事机密。沈秘书当即被关进禁闭室,严刑拷打三天三夜,逼他供出“幕后主使”。沈秘书被打得皮开肉绽,哭喊着自己只是随手记事,绝无二心。刘伯龙压根不信,在他看来,凡是让他起疑的人,宁可错杀,绝不放过。几天后,沈秘书被秘密处决,军部对外只冷冰冰地发了一张布告:“沈某畏罪自杀。”
紧接着,在整编地方武装的过程中,两名保安团出身的师长因为不肯交出兵权、对调防命令稍有迟疑,竟被刘伯龙以“违抗军令”为由,在军部大院内当众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接二连三的血案,把第八十九军变成了一座令人窒息的牢笼。军官们见了刘伯龙大气不敢出,走路都贴着墙根;士兵们更是噤若寒蝉,连私下交头接耳都要先回头看看有没有宪兵盯着。
一封封血泪控诉信雪片般飞进了贵州省政府。省主席谷正伦看着案头上摆着的死难者名单,气得脸色铁青,拍案而起。这些保安团军官大多是他多年经营的班底,刘伯龙如此肆无忌惮地屠戮,分明是在挖他的根基。
谷正伦当即起草了一封长电,直发南京,向蒋介石详细列举了刘伯龙在贵州滥杀无辜、破坏团结的种种罪状,恳请中央严惩。
最高统帅的公开偏袒,让谷正伦彻底寒了心,也让刘伯龙彻底失去了最后一点顾忌。得知谷正伦告状反被驳回,刘伯龙在军部大笑三声,愈发笃定整个贵州已经没有人敢碰自己一根汗毛。他并不知道,这份由蒋介石亲手纵容出来的狂妄,正一步步将他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时间刚滑进1949年10月,西南的空气里便已弥漫起一股末日将至的焦躁。
10月中旬,广州易手,国民政府仓皇迁往重庆。紧接着,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杨勇兵团奉命挺进西南,大军兵锋直指贵州门户。消息传到贵阳,城里瞬间炸了锅。达官显贵们忙着套购黄金、抢订机票,街头巷尾满是拖家带口逃难的军政眷属,物价一日三涨,金圆券贬得连糊墙纸都不如。
军长办公室里,刘伯龙盯着墙上的西南防务地图,眼珠子里布满了血丝。
他在贵阳横行了半年,杀副官、毙秘书、枪决保安团少校与师长,自以为已经把第八十九军捏成了一块铁板。可真到了大军压境的关头,这支靠高压与恐惧维系的部队立刻露出了原形——士兵成建制地开小差逃跑,下级军官阳奉阴违,各团报上来的花名册每天都在缩水。
刘伯龙心里比谁都清楚,凭这支军心涣散的残兵败将,根本挡不住解放军的雷霆攻势。这位当年在缅甸战场抛下全师官兵独自逃命的中将,骨子里的求生本能再次占了上风:仗是打不赢了,眼下唯一要紧的,是带着部队找一条活路,顺便在乱局里捞足最后一把政治本钱。
他的算盘打得极为精明:往西撤退,退进滇黔交界的崇山峻岭,甚至直接拉进云南地界。只要手里还攥着第八十九军这块招牌,无论是向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要粮要饷,还是日后见风使舵另寻出路,他都有讨价还价的筹码。
11月初,解放军前锋部队已经逼近贵阳外围,枪炮声隐约可闻。刘伯龙不敢恋战,连夜下令弃守贵阳防线,率领第八十九军残部沿着黔滇公路向西面的大定、毕节、晴隆一带仓皇撤退。
撤退的队伍乱得像一窝被捅破的马蜂。士兵们丢盔弃甲,沿途抢掠百姓,军官们各自带着亲信车辆抢道逃命,刘伯龙坐在黑色轿车里,一路阴沉着脸,盘算着进入云南后的落脚点。
当车队狼狈不堪地行至黔西边境,距离云南地界不过百余里时,前锋侦察兵连滚带爬地送回了一封急报。
刘伯龙拆开一看,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原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早已下达死令,调集数万滇军主力重兵布防,把滇黔边境的所有关隘通道封得水泄不通。滇军前线指挥官更是直接放出了狠话:“第八十九军若敢踏入云南地界一步,滇军即刻开火,就地全歼!”
直到这一刻,刘伯龙才猛然想起三年前自己在云南沾益犯下的滔天血债。1946年他驻防沾益时,纵容部下屠杀无辜百姓、制造震惊西南的“沾益血案”,当时云南上下便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如今他落难想借道云南逃命,卢汉岂能容这头嗜血的恶狼入境?
西进云南的退路,被彻底堵死了。
回过头看,东面和北面是势如破竹、正在合围而来的解放军大军;往西,是虎视眈眈、磨刀霍霍的云南滇军;脚下踩着的,则是被他得罪了个遍、恨他入骨的贵州地方势力。
短短几天工夫,不可一世的第八十九军军长,成了一头被死死困在黔西荒山里的野兽。前有追兵,后无退路,粮弹将尽,军心已散。
走投无路的刘伯龙在临时驻地里来回踱步,眼底渐渐浮现出一股孤注一掷的疯狂——既然活路被堵死了,他便要在彻底崩盘之前,拉上整个贵州官场陪自己豪赌一把。
1949年11月13日,已经撤出贵阳、退往黔西的刘伯龙,突然带着一队心腹卫兵杀了个回马枪,重新闯进了乱作一团的贵阳城。
此时,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已将省政府班底撤往黔西晴隆,临行前,他特意登门拜请了67岁的黔军元老卢焘出山,担任“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以保城池在战火交替之际不遭涂炭。卢焘早年曾任黔军总司令,德高望重,更是当年一手提拔谷正伦的老上司与恩师。
刘伯龙一进城,便直接派兵包围了治安委员会,张口向卢焘强索二十万银元“军饷”。
卢焘明知对方来者不善,却丝毫不肯低头,当场拍案严词拒绝:“贵阳城里已是十室九空,老百姓连稀粥都喝不上,哪来的二十万银元供你挥霍?你身为国军军长,不思御敌,反倒回来敲诈父老,这笔钱一个子儿也没有!”
刘伯龙被当众顶了回来,脸上挂不住,阴沉着脸拂袖而去。第二天,也就是11月14日,刘伯龙派特务上门,谎称“有军政要事相商,请老长官移步一叙”。卢焘念及大局,坦然随行,却被特务直接押到了贵阳西郊二桥转弯塘的荒僻处。连一句辩解的机会都没给,特务拔枪连射,67岁的黔军元老当场饮弹身亡。
当晚,卢焘遇害的急电便送到了退驻黔西晴隆县的谷正伦手中。
油灯下,一向城府极深、在刘伯龙面前屡屡隐忍退让的谷正伦,盯着电报上的字迹,手抖得连茶杯都端不稳。恩师白发苍苍、一生清廉,临危受命替自己留守危城,竟惨死在刘伯龙这个疯子手里。谷正伦在屋里枯坐了整整半宿,眼底布满血丝,终于提笔铺纸,给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发出了一封绝密急电。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自以为拔除了眼中钉的刘伯龙,在黔西驻地里打出了两张自认绝妙的牌。
面对解放军大军压境与滇军封锁退路的死局,刘伯龙一边秘密派出代表潜回贵阳,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递出“起义投诚”的橄榄枝,开口便索要保留第八十九军番号、维持原编制并留任军长的优厚条件;另一边,他竟然直接给晴隆的谷正伦发去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以“战时军政必须统一指挥”为由,公然逼迫谷正伦把贵州省政府主席兼绥靖主任的大印交出来!
在刘伯龙的算盘里,只要吞并了谷正伦的省政府与保安部队,自己手里便多了几万筹码,无论日后是向解放军讨价还价,还是另寻出路,都能稳坐钓鱼台。
两天后,晴隆县政府机要室的电台“滴滴答答”响个不停,译电员终于译出了蒋介石从重庆发回的绝密回电。
谷正伦究竟靠着蒋介石这七个字,设下了一个怎样的连环死局,让多疑成性、从不轻信任何人的刘伯龙,竟在几天后遣散大部队、兴高采烈地独自走进了鬼门关?
蒋介石发回的那份绝密电报,纸面上赫然写着七个字:“着吾兄权宜处置”。
短短七个字,没有提半句军法审判,也没有半点约束,却等同于最高统帅亲手递过来的一把尚方宝剑——在1949年西南崩盘的乱局里,“权宜处置”四个字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只要能除掉心腹大患,怎么干、何时干,中央一概默许,事后绝不追究。
三人都十分清楚,硬拼是绝对行不通的。刘伯龙手下第八十九军虽然士气低落,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真要调兵开战,晴隆这点保安团根本不够塞牙缝;更何况,刘伯龙此时已经派人与解放军暗中接洽,一旦逼急了眼,他直接率部倒戈,谷正伦连逃往云南的路都会被彻底堵死。
唯一的法子,就是攻心——顺着刘伯龙贪得无厌的胃口,请君入瓮。
摸准了刘伯龙急于吞并贵州军政大权、好拿着全省家当去向解放军讨价还价的心理,谷正伦定下了一条极其狠辣的诱杀计。
11月18日一早,参谋长张法乾亲自摇通了刘伯龙驻地的军用电话。电话接通后,张法乾声音低沉,满嘴哀叹,先是把西南战局痛陈了一番,紧接着话锋一转,诚恳地说道:“刘军长,谷主席如今年事已高,近来又受了惊吓,旧病复发,连床都下不了。眼下大军压境,贵州这副重担,老主席实在挑不动了。昨晚他召集我们商议,决定顺应军长的意思,把贵州省政府主席兼绥靖主任的印信,今天一并移交给军长,请军长速来晴隆接印主持大局!”
电话那头的刘伯龙听罢,先是一愣,随即心花怒放,差点当场笑出声来。
贪婪与狂妄瞬间压倒了特务出身的本能多疑。刘伯龙连多余的戒心都没起,生怕夜长梦多、谷正伦半途反悔,当即满口答应下来。
他顾不上大部队行动迟缓,只点齐了十几个身手矫健、枪不离身的贴身卫兵,坐上那辆黑色小轿车,车轮卷起一路黄尘,兴高采烈地直奔晴隆县城而去。
一路上,刘伯龙靠在后座上闭目养神,盘算着接过省主席和绥靖主任两颗大印后,该如何收编谷正伦的保安团,又该如何抬高身价与解放军谈判。他怎么也想不到,远在几十里外的晴隆县政府大院里,几百双充满仇恨的眼睛,早已顺着黑洞洞的枪管,死死瞄准了他的必经之路。
1949年11月18日下午,晴隆县城笼罩在一片冬日的阴冷之中。
这些人里,有不少是半年前在黔安公路被枪杀的少校的同袍,也有曾被刘伯龙任意欺凌的老兵。此刻,他们屏住呼吸,手指紧扣扳机,枪口死死盯着大礼堂前那片空旷的青石板院子。
下午两点刚过,一阵急促的汽车马达声打破了县城的寂静。刘伯龙的黑色小轿车带着两辆随行吉普车,扬起一路尘土停在了县政府门前。
客厅里炭火烧得正旺,谷正伦披着一件厚呢大衣,半靠在太师椅上,脸色蜡黄,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见刘伯龙进来,谷正伦挣扎着要起身,嘴里连连咳嗽着寒暄:“伯龙兄一路辛苦,老朽身体不济,未能远迎,还望海涵。”
刘伯龙看着谷正伦这副衰弱不堪的架势,心里最后一点疑虑也烟消云散。他虚情假意地客套了几句,目光却直勾勾地盯着桌案上那两个用黄绸布包裹着的印匣。
谷正伦心领神会,强忍着心头翻涌的杀师之痛,冲张法乾使了个眼色。张法乾立刻捧起早己拟好的移交委任状铺在桌上,谷正伦颤巍巍地拿起毛笔签上名字,又当着刘伯龙的面,亲手揭开印匣,将“贵州省政府印”与“贵州绥靖公署印”两颗大印重重地盖在了纸面上。
红彤彤的印泥在纸上格外刺眼。
刘伯龙双手接过这份沉甸甸的委任状,反复端详了两遍,嘴角再也抑制不住地向上扬起。从这一刻起,贵州的军政大权名正言顺地落进了他的口袋。
一句“刘主席”,喊得刘伯龙浑身通泰。他意气风发地将委任状折好揣进胸口,大步迈出了会客厅。走廊上的十几名贴身卫兵见军长满面红光地走出来,立刻围拢上来护在左右。
军帽脱手的瞬间,空气仿佛凝固了半秒。
这一次他再也没有扣动扳机的机会了。
“打!”
随着廊柱后一声厉喝,晴隆县政府大礼堂四周的屋顶、墙头和门窗后,两百多支冲锋枪与步枪同时喷出了火舌。密集的子弹如同暴雨般倾泻而下,瞬间封死了空旷的青石板院子。
刘伯龙的手指刚刚触到枪柄,胸前与腹部便接连中了数弹。巨大的冲击力将他整个人掀翻在地,重重摔在冰冷的石板上。他睁大双眼,死死盯着灰蒙蒙的天空,喉咙里发出几声含混的“嗬嗬”声,鲜血顺着嘴角大口涌出,瞬间浸透了胸前那件笔挺的将校呢军装,也将他刚刚揣进怀里的那张“贵州省主席委任状”染成了一片刺目的猩红。
紧随其后的十几名贴身卫兵甚至没来得及拔出配枪,便在交叉火网中接连倒地,眨眼间悉数毙命。
从1949年6月黔安公路上那声冷血的枪响算起,不过短短五个月零三天,这位昔日不可一世、视人命如草芥的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便以同样猝不及防、乱枪穿身的方式,走完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消息传出,整个贵州军政界无不拍手称快。
刘伯龙一死,驻扎在黔西的第八十九军瞬间群龙无首。这支本就靠高压与恐惧勉强拼凑起来的部队彻底土崩瓦解,各师、团长官见势不妙纷纷各自逃散,大部官兵随后在黔西放下武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而除掉了心腹大患的谷正伦,当晚便以刘伯龙“擅杀元老、克扣军饷、图谋不轨、抗命伏诛”为由,向重庆的国民政府发报报备。随后,这位贵州省主席也深知大势已去,匆忙收拾细软离开晴隆,取道昆明飞往香港,结束了他在贵州的统治。
纵观刘伯龙的一生,自恃黄埔出身与特务背景,在强敌面前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在弱者与同僚面前却残忍嗜杀、肆无忌惮。他以为手里的枪杆子能压服一切,能替他铺就通往权力的坦途,却不知每杀一个无辜之人,便是在为自己多掘一寸坟墓。乱世之中,依仗暴戾草菅人命者,终究难逃天道轮回、众叛亲离的覆灭终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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