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以国家工商总局的退休干部、毛主席秘书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为会长组成“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最早源于1984年4月18日北京一零一中学、师大女附中、育才学校55、56届老校友的聚会；在那次聚会上，大家一致要求用个有形的组织把大家联系起来，故成立了“新华儿女联谊会”。
此后，联谊活动范围越扩越大，到90年代初、相互联谊的校友已扩大到当年的延安“保小”“抗小”“延中”“自然科学院补习班”，晋冀鲁豫的“行知”、晋察冀的“光明”、“荣臻”以及进京前后建立的“育才”“八一”“育英”“华北”等中小学校友，后又加入进来“延安保育院”“洛杉矶托儿所”“苏联国际儿童院”“华东干部子弟学校”，中南“一小”“二小”等校友。
这个组织最后确定了“延安儿女”的特定概念：即以父辈在延安生活、工作过的后代，和在延安出生、学习、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并确定以“北京延安儿女校友联谊会”这个名称。2001年，在新世纪第一次理事扩大会上又将名称“北京延安儿女校友联谊会”中“校友”二字删去。
在2014年2月的延安儿女联谊会团拜会上，胡木英呼吁红二代支持反腐，“不打横炮、不帮倒忙”；社会上有人对此解读为上层授意，胡木英在3月1日接受《齐鲁晚报》的记者解释说，自己了解国家动向的唯一途径就是《人民日报》，那次发言只是把大家平时的议论意见综合起来而已。
“团拜会始于延安，是毛主席倡导的。毛主席为了杜绝下属向领导送礼拜年影响工作，就在年前把同志们召集在礼堂，人手一碗清茶，进行团拜。延安儿女联谊会的团拜会，是从1984年开始的，我们已经坚持了30年。每年农历的年初，我们延安儿女聚到一起，没有宴席，没有礼品，只有一碗清茶，不讲究排场，简单朴素。”
“我说‘不打横炮、不帮倒忙’，确实是针对社会上和红二代个别人的言行说的。现在有些人拿‘文革’说事，这是在有意无意地帮倒忙。对此，我有一句话，叫认清形势。”
而后，面对记者，胡木英解释了什么是“认清形势”。她说：社会上的贪腐现象，已经到了不得不整治的地步。总是有人说，对公务员队伍太狠心了。我听到以后很生气，说这话的人怎么不觉得他们做得太过分了呢？这些贪官是30多年积累下来的，并非突然出现的。一开始只是偷偷摸摸跑官行贿，后来越来越公开了……这种风气持续蔓延，延安精神就会渐渐消亡，而党最核心、最得民心的东西，也会逐渐消失。
当时，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很多人不理解你们，是吗？”胡木英的回答是：有些年轻人是不太理解。在一次大会上，联谊会副会长张亚南曾写了一首政治言志诗《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结果遭到一群年轻人的嘲笑；2013年春节，一次团拜会上，张亚南为老一辈鼓与呼的讲话，被人形容为“神经病”……（但）作为延安儿女，我们再不说，那就真的没什么人说了。
面对记者提出的另一个问题，“红二代会有很多特殊待遇”，胡木英的回答是：“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延安儿女从小就被送到寄宿制学校，从来没有机关大车接送，回家都是坐学校的班车。从中学到大学，再到文革时下乡劳动，我都是跟同龄人一样。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我还记得刚到天津郊区劳动时，床上都是跳蚤，打都打不完。”
3月1日，胡木英面对《齐鲁晚报》的记者讲述了他们心目中的延安精神。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共产主义信仰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第二，父辈与老百姓深厚的天然感情。他们从老百姓中走出来，学了本事，长了知识，然后再走向老百姓，一切都在为人民服务，所做所为都离不开他们。第三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做事要规规矩矩，做人要诚诚实实，表达最真实的想法，不要遮遮掩掩。”
“（宣传延安精神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和支持，完全是延安儿女的自愿行为，一切活动都要自筹自支。（拍摄《延安儿女的故事》）资金、场地、人员联系、影像拍摄和制作，处处都很困难，还特别繁琐。我们不断找企业‘化缘’，但前提是，我们不与任何商业利益粘连。”
《齐鲁晚报》的记者当时还提出一个问题：“大家都说您曾经是国家工商总局的大领导？”胡木英的回答是：我最后就是以一个处长的身份从国家工商总局退休的。有不少人说我是局长，可能大家以为“红二代”肯定是高官，其实不然。在延安儿女中，大多是普通公务员或者科技教育文化界业务人员等。虽然我们中间也有高官、富豪，但那是少数人。这样的人在联谊会也呆不长，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还有很多“红二代”是以普通工人的身份退休的。
“社会上有些人说我们保卫延安精神、红色江山是为了继承父辈‘江山’，继承特权，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就太不懂我们了。只要看看我们的学习、工作，了解我们退休后的情况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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