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代表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第六章民主化（中）|专制|世纪|工人阶级|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民主化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是两位的代表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一种理解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统一框架。特别是，这一框架强调为什么政治制度变革与在非民主政体背景下的政策让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6.6 民主化还是镇压?

到此为止，我们研究了当民众能挑战一个非民主体制的权力时，权贵在让步和民主化之间进行的权衡。然而，如在第二章所提到的那样，非民主为了阻止政治变革，经常用武力作为回应而不是做出任何类型的让步。这样的例子有很多。1989年9月，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权企图用军队来阻止民主化。这一策略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当时军队决定站在示威者这一边，结果只有秘密警察忠于政府。现在，我们将镇压引入前一节的模型，研究当镇压是一种选择的时候，民主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这一分析首先从假定如果权贵决定镇压民众，镇压总会成功开始。与这一假定一致，奥唐

纳尔和施密特(O'DonnellandSchmitter,1986)写道：

……没有一种过渡能纯粹地由反对者强加于一个保持着实施镇压的凝聚力、能力以及倾向的体制。(p.21)

然而，稍后我们在本章中会考虑镇压可能失败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革命可以在均衡中发生。

税前收入由(4.7)式给出，只是现在出现了由镇压产生的影响净收入的成本。特别是，行动者i的税后净收入为：

除了一点以外，这一博弈与图6.1描述的博弈完全相同。这一不同之处是现在权贵首先要在许诺再分配、镇压或创立民主之间做选择参见图6.2。如果他们使用镇压，镇压总会成功，博弈树是以支付(VP(O|k),

Vr(O|k))结束，其中字母O 代表“镇压”(oppression)(因为R已表示革命了)。使用镇压，权贵维持其权力，并能制定他们最偏好的税率：

如果权贵决定反对镇压的话，他们可能选择民主，博弈树的其余部分也就和图6.1一样。

这一分析与前一节的分析非常接近。首先，计算μ*的方法不变，所以如以前一样，如果μ≥μ*,权贵就能用让步维持其权力，如果μ<μ*,则不能。然而，不管μ的值是多少，权贵都拥有镇压的选择。为了理解在均衡中会发生什么,我们需要将权贵从镇压得到的支付和从民主或让步得到的支付进行比较。记住这一点，我们可以定义镇压成本的两个临界值k,κ,使得权贵在这些临界值的水平上，对他们的各种选择是无差异的。更明确地说，令k满足：

接下来，我们定义x的另一个临界值，使之满足：

或者，更明确地，

我们现在有以下结果：

命题6.2:在图6.2描述的博弈中，有一个唯一的子博弈均衡{σ,σD},它使得：

须要么使用镇压，要么实行民主化。当κ值相对更低时，镇压是具有吸引力的，所以，当革命足以补偿民众，且镇压对权贵的成本足够高时，民主就出现了。当民主的创立不足以避免革命时，镇压也会被使用。

当让步由于不可信而不起作用时，权贵必须实行民主化或镇压。在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AcemogluandRobison,2000b)中，我们指出，让步之所以不起作用，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提出了一个权贵的实力和镇压能力是私人信息的模型，其中。强大型的能够很容易地镇压革命，而弱小型的则不能。我们指出，在面对革命时，存在着这样的情形：没有进行镇压，相反却做出了收入再分配等让步的权贵可以被推断为是弱小型的。在这种情况下，让步实际上可以助长革命。因此，我们指出，让步因为可以向民众传达信息而不被采用，权贵必须进行镇压或实行民主化。

6.6.1比较静力学

现在，我们更详细地研究均衡的比较静力学。分析不平等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是很耐人寻味的。

在低水平的不平等之下，特别是在θ≤μ时，民主化不可能发生，因为革命威胁不具有约束力。因此，民主化需要社会的不平等充分严重(即θ>μ),达到让革命成为威胁的程度。直观地说，在高度平等的社会里，民众在资产分配的现状下生活得很好，他们从不想争夺权力，民主化也从未发生(除非如我们在本章稍后讨论的那样，权贵也许对民主有一种强烈的内在偏好，甚至超过了再分配所遭受的损失)。并且，不平等的程度必须充分高，使再分配的许诺不足以赶走革命的威胁；特别是，θ>θ*,其中：

然而，当不平等程度非常高的时候，k 和k的值也相对高，权贵宁愿镇压也不愿承受高水平的再分配。因此，民主化只有在不平等为中等程度时才发生。在此，理论上的重点是：民众偏好民主而不是非民主，是因为民主是更为再分配性的，而且这一偏好会随着不平等的加剧而越来越强烈。出于同样的原因，权贵偏好非民主，且不平等的程度越高，并预料在民主中会有更大量的对他们不利的再分配时，他们就越是如此。因此，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权贵会用他们的资源来积蓄力量、阻止革命，而不实行民主化。

命题6.2中的结果，尤其是推论6.1中的结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第一章和第三章讨论的民主化的一些比较模式。尽管所有的西欧国家在20世纪早期之前就都实行了民主化，但是，如巴拉圭、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等一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其专制政权用镇压避免民主化，几乎存续于整个20世纪。在一些非洲国家，例如，1980年前的津巴布韦(罗得西亚)和1994年前的南非，情况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模型中，这样的结果是可以解释的，因为在这些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使民主化对权贵的成本过高，令他们选择镇压。

在这些国家———例如，在中美洲国家镇压成本可能也相对低，因为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是印第安人，他们在种族上就不同于主要是西班牙人后代的权贵。类似地，在罗得西亚和南非，享有公民权的是白人，而被剥夺公民权、被镇压的是非洲黑人。在第二章的2.6.1节中，我们讨论了市民社会的组织对民主化的重要性。如果市民社会缺乏组织、力量微弱，那么,也许就难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形成对现有体制的威胁，而且任何这样的企图都更容易被镇压下去。不论是中美洲还是南非，其漫长的种族统治历史对解释市民社会的演变可能都是重要的。例如，在危地马拉，强迫劳动直到1945年还在实行，政府政策限制劳动力流动和劳动者组织集体的能力(Mc-Creery,1994)。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发布禁令，通过法律限制非洲黑人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在这两个国家，这些因素都促使市民社会支离破碎，使非民主体制得以存续。

当模型内容更加丰富的时候，镇压成本可能也受权贵持有财富的形式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在后面会说明，有一点也许很重要，那就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权贵主要是土地所有者。的确，民主在这些国家的创立也许都是与权贵资产的重要变化同时发生的。

命题6.2也指出了新加坡政治变革压力似乎很少的原因。例如，凯斯(Case,2002) 指出：

……“尽管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而且有迹象表明社会总的来说变得越来越具有参与性了，但社会力量没有积累任何强大的民主压力。”(p.81)

我们的分析表明，在新加坡之所以不存在民主压力，也许是因为不平等的程度低。图6.3表示了来自丹宁格和斯奎尔(Deiningerand Squire)数据库的新加坡不平等程度的数据。这一数据库由世界银行编制，因为新加坡自殖民地时期起，没有关于不平等的历史数据，所以只给出了从1973年开始的不平等程度的量度。数据表明，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不平等的程度始终都很低，而且没有表现出任何上升的趋势。图6.3也表示了来自布尔吉农和莫里森(Bourguignon and Morrisson,2002)关于中国台湾和韩国历史上不平等模式的数据，这是经历了推迟的民主化的另外两个亚洲国家和地区。情景与新加坡类似，只是在1950至1960年间实施土地改革时，不平等程度大幅度下降。

最后，爱普斯坦、贝茨、戈德斯通、克里斯腾森和奥哈罗兰(Epstein,Bates,Goldstone,KrisensenandO'Halloran,2004)以及帕帕伊奥努和西努鲁尼斯(PapaioannouandSiourounis,2004)的两篇经验研究论文为我们在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AcemogluandRobinson,2001)中首次提出的民主化和不平等之间的非单调关系找到了初步的依据。

税收的成本也影响均衡的形式以及民主化是否会出现。当C(·),特别是C(·) 低的时候，t可能会更高，在民主中就会有更多的再分配。尽管这一点使民主对民众更有吸引力，但多少有些矛盾的是，这一点也许也减小了民主在均衡中出现的可能性。这是因为，随着权贵所能许诺的税率的上升，权贵不用实行民主化就能阻止革命。

最后，思考一下(6.7)式在命题6.2中所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当民主威胁实行非常亲民的政策时，镇压对权贵是有吸引力的。然而，如果政策不完全是多数主义的，(6.7)式不可能成立；因此，当μ<μ*时，由于民主不会避免革命，权贵将被迫实行镇压。

6.7 一个动态的民主化模型

现在，我们提出一个无期限的民主化模型，主要是因为它能让我们以一种更令人满意的方式，建造关于未来政策承诺问题的模型。民众之所以要求民主和政治制度的结构性变革，是因为这种变革影响着政治权力在未来的分配。因此，我们正考虑的问题本来就是动态的和跨期的。在前面的静态模型中，为了对这一问题建立模型，我们不得不使用了一个十分随意的假定：在权贵在开始时已选择其政策后，他们也许还能再度最优化。我们现在要说明，与利用这一粗略的假定所得到的结果大致相同的结果可以自然而然地从重复博弈的时间结构导出。

阶段博弈的分时是相似的。在每一时期，权贵可以决定是否实行民主和是否镇压。如果民主建立，中位选民个穷人——制定税率。我们假定一旦民主建立，就不可能逆转，所以社会总是保持民主。与以前一样，我们假定如果选择了镇压，就不能发动革命，阶段博弈在这一时期结束，行动者得到了镇压的支付。

我们在开始时描述的是这个博弈的马尔可夫完美均衡，其中，参与者的行动限于采取仅仅是博弈当前状态的函数的马尔可夫策略。尽管在这一背景下，把注意力放在马尔可夫均衡上是很自然的，但是为了下一节的完整性，我们放弃对马尔可夫策略的限定，讨论非马尔可夫子博弈完美均衡。与在第五章一样，我们说明这一点并不会改变一般结果的性质。

在状态(N,μ²) 下，权贵掌握权力，而且没有任何革命威胁；因此，在任一马尔可夫完美均衡中，有φ=w=0 和zN=t=0。这明确说明当权贵掌权而且民众还不能威胁他们时，权贵不进行镇压，并制定他们偏好的税率——零税率。因此，民众和权贵(i=p或r)的价值由下式给出：

现在，(6.12)式表明当没有革命威胁的时候，行动者i在非民主中得到的支付等于今天的支付yi加上贴现为现值的预期后续支付(这就是为什么乘以β的原因)。今天的支付为yi,因为税率被定为零，而且人人都消费他们的收入。后续支付由两项构成；第二项(1—q)Vi(N,μ)是μ在明天出现的概率乘以在μ¹状态下的支付Vi(N,μ¹)。在这种情况下，明天与今天是一样的，这就是同一价值“递归”的原因。第一项，qV(N,μ) 是μ在明天出现的概率乘以μ"状态下的支付Vi(N,μ")。这一价值是不同的，因为现在对体制有潜在的威胁。为了理解它如何发生，我们需要理解Vi(N,μ⁴)是什么样子。

我们首先集中考察权贵对再分配和民主化作出的权衡，然后再将镇压纳入分析。当权贵选择再分配策略时，民众的收益为

权贵以税率tN对所有的收入征税，向民众进行再分配。因此，民众的收入来自自己的工作收入y²和净转移支付zN(y-y²)-C(tN)y。如果在下一个时期，我们仍处于状态μ+1=μH,再分配继续进行。但是，如果状态转换到μ+1=μ¹,再分配就会停止，民众得到VD(N,μ)。这表现了我们直观的想法，权贵不能承诺未来的再分配，除非未来也具有有效的革命威胁。

这些表达式是成立的，因为在本章中，我们假定民主一旦建立就会巩固，没有任何政变发生。

民主化会阻止革命吗?答案不是显而易见的。也许状态μ=μH下的革命对民众太有吸引力了，就连民主化也不足以阻止它。显然，民主化阻止革命的条件是VP(D)≥VP(R,μH),正是我们在6.5节[即(6.7)式]中得出的条件。

当μ<μ*时，让步是不起作用的，所以权贵被迫实行民主化或进行镇压。

当μ≥μ*时，他们可以通过暂时的再分配阻止革命，对权贵来说，在另一种选择是民主化的时候，再分配总是更可取的(因为在民主化的情况下，再分配不是暂时性的，而是持久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权贵制定的税率(我们用表示)将恰好使民众对革命和接受在非民主中的让步无差异也就是说，满足等式V²(N,μ,zN=t)=VP(R,μ)。

为了决定均衡行动，我们需要将权贵从使用再分配保持权力的支付、从民主得到的支付和镇压的成本进行比较。在不失一般性的情况下，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这样的情形，即权贵一直采取的是镇压的策略，而不是时而镇压、时而采用再分配的更为复杂的策略(由于“一次性偏离”原理，这也不具有一般性，我们在下一章会更详细讨论这一原理，也可参见：FudenbergandTirole,1991,pp.108—110)。通过标准的论证，这些价值满足贝尔曼方程：

它们考虑了仅在革命威胁有效的状态下———也就是当μ=μ⁴时发生的镇压成本。

结合对△的定义，可以同时解这两个贝尔曼方程，得到权贵和民众从镇压获得的支付：

在我们前面分析的情况下，在参数空间的不同部分构成均衡的策略很容易构造出来。因此，我们有(如在命题6.1和命题6.2中一样，我们的陈述没有界定全部策略集合):

直观地说，当不平等的程度加剧时，民主是更具有再分配性质的(也就是说，t更高),从而对富有的权贵成本更高，他们因此就更愿意进行镇压。

也如上节中的静态模型所说明的一样，民主作为一个均衡结果仅出现于不平等程度居中的社会。在非常平等或非常不平等的社会，民主不会作为一种均衡现象出现。在非常平等的社会，被剥夺公民权的民众几乎没有动力角逐权力，权贵不必做出让步，也不必实行民主化。在非常不平等的社会，权贵不能用再分配保持权力；然而，由于在这样的社会，民主对权贵极其不利，所以他们进行镇压而不是不得已地放弃权力。因此，民主往往出现于不平等程度居中的社会。在这里，不平等高到了足以出现对政治现状的挑战，但还不足以使镇压对权贵具有吸引力的程度。因此，推论6.2背后的直觉直接适用于这个模型。

我们在下一节会说明即使不限于马尔可夫完美均衡，也会得到类似的结果：当μ≥μ**,其中μ**<μ*———因此，在更大的参数范围下，革命可以用暂时的再分配阻止。但是，如果μ<μ**,权贵不能用让步避免革命。

也许自相矛盾的是，一个高数值的q会使公民权扩展的可能性更小。高数值的q对应于民众容易组织起来，所以他们常常形成革命威胁的经济。或者，如果μ远远小于1,那么即使是在这一状态下，权贵也必须对民众进行再分配。在这种情况下，μ¹的低数值也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朴素的直觉也许是，公民权扩展的可能性更大。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因为随着革命威胁的频繁出现，未来的再分配变得可信了。当民众有权力监督向他们做出的许诺时，权贵进行制度变革，扩大民众未来政治权力的必要性就降低了。

这一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9世纪，德国在建立福利国家的同时只承认一个极其受限制的民主，而英国和法国更加无条件地实行了民主化。反对当时体系的社会动荡在德国与在英国、法国一样强烈。然而，从当时体制下工人阶级的力量来看，这三个国家有显著的不同。在英国和法国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工会的重要性很小；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却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左翼政党，而且工人运动的声势浩大(尽管由于投票上的限制，不被允许有效地参加选举)。例如，诺兰(Nolan,1986,p.354) 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力量有这样的说法：“尽管英国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国建立了第一个重大的社会党联盟，但是德国却在19世纪晚期产生了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善的工人运动。”一种完全基于工人阶级力量的民主化理论会预测德国公民权的扩展要早于英国和法国。与此相反，命题6.构造了将民主化作为一种政治权力转移的理论——却预测德国权贵在用许诺未来再分配解决社会动荡方面，应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实际证据相一致的。英国和法国实行了民主化，然后扩大了向穷人的再分配，德国实行了再分配却没有改变其非民主体制。似乎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再分配措施被视为对来自工人阶级的潜在革命威胁的反应。例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8,p.64)写道：“(德国)福利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要通过及时的社会改革避免革命并使工人阶级顺从国家的权威。”

此外，对高、低两种威胁状态的区别强调体制变化发生于非常时期，也许是经济危机或萧条时期。这也是与我们在第三章讨论的证据一致的(另见Acemoglu,Johnson,Robinson,andYared,2004)。尽管我们在本书中用简化形式的参数μ来描述这些想法，因此革命的成本直接波动，但在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Acemoglu and Robinson,2001)中，我们说明的是如何从镇压成本不变，但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的模型——如标准的经济周期模型—得出相同的结果。在那一个模型中，生产率的变化改变革命(和政变)的机会成本，这一点有相同的影响。

6.8子博弈完美均衡

在上一节中，我们描述了G(β) 的子博弈完美均衡的一个子集。在这一节中，我们会在不限于马尔可夫策略的情况下分析关于民主化的基本动态模型。更具体地说，我们寻找子博弈完美均衡。一般来说，这一博弈有许多子博弈完美均衡，由各种具有历史依赖性的策略支持。我们的分析与第五章的分析是对应的。我们对弄懂惩罚策略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得μ状态下的再分配可信感兴趣。因此，我们寻找对权贵最优的可能均衡，它将是在更大的参数值集合下阻止民主化的均衡。所以，我们间接地对非民主中向民众进行的可信再分配的最大可能数量感兴趣。为了简化，我们抽象掉对镇压的使用，这可以很容易地添加进来。如在第五章5.7节中一样，本节的分析集中说明存在着μ的一个临界水平，μ**<μ*,使得当μ≥μ**时，出现没有民主化的再分配，阻止革命。相反，当μ<μ**,μ₂=μ时，均衡会包含民主化。

与在第五章中的分析完全相同，我们研究权贵在何种情况下能在状态

下以某一税率t¹>0 进行再分配，从而甚至在μ<μ*的情况下避免从非民主向民主的过渡。在第五章，我们知道对这种再分配的限制是：对权贵而言，它必须是激励兼容的——也就是说，它必须使得权贵按向量(t,t)从再分配得到的支付——由价值V(N,μF,[,t]) 给出——一定要大于来自偏离的支付Va(N,μ)。

我们在第五章研究的博弈和这一博弈之间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只要(6.7)式成立，当非民主体制瓦解时，将会有向民主的过渡。因此，支付Va(N,μ) 在这里考虑了这一事实：当权贵在状态μ下违背诺言时，他们在状态pH 下的“惩罚”是民主化而不是如前所述的革命。这是因为对于民众来说，在权贵实施了民主化之后，威胁要发动革命不是一个子博弈完美策略，因为他们从民主中得到的支付大于从革命中得到的支付。因此，如果权贵实行民主化，就会阻止革命。这意味着权贵的价值Va(N,μ) 由下面的递归式给出：

其中，V(D)与在(6.14)式中一样。

如前所述，只有以使得Vr(N,μ, [亡，t])≥Va(N,μ) 的税率向量[亡，t] 进行的再分配才是可信的。此外，显而易见的是，在第五章(5.38)式中导致VP(N,μ,[t,t]) 的偏离仍然适用。所以，对于权贵来说，激励兼容性的约束只是由于Va(N,μ) 的变化才与以前不同。

如同在第五章中一样，对权贵最优的均衡需要考虑使税收随着时间平滑化的动机。然而，为了简化讨论，也是因为税收平滑化的概念不是分析的重心，所以我们集中描述使权贵能够避免民主化的μH的最小值。我们用μ**表示这一最小值，当μ≥μ**时，非民主可以用再分配的许诺来维持。在状态μH下，最大税率仍是v。所以，我们只需要找到在状态μ下最大化的激励兼容的再分配，我们现在用t 表示。根据同一论证过程，它由下式给出：

(6.22)式中μ**的值要大于在第五章中的μ**的值，因为在这里，对权贵的可能惩罚的严重程度降低了。

更为重要的是，显然，μ**<μ*[由(6.17)式给出],与以前一样，我们有如果μ≥μ**,权贵能通过再分配保持权力。同样重要的是，当μ<μ**时，与第五章的情况相反，没有革命发生，因为权贵有另外的手段———他们可以实行民主化。

概括地说，在这一模型中，允许权贵和民众采取非马尔可夫策略具有与第五章中的那些相似的含义。民众进行惩罚的威肋特别是他们将要发动革命的威胁——意味着在状态μ下某一数量的再分配可以继续。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数量实际上在此更低，因为权贵实行民主化的可能性限制了民众能对他们施加的惩罚。然而，更重要的是，第五章的分析的主要方面仍然适用。尽管采用惩罚策略的能力增加了权贵通过让步保持权力的可能性，但这并没有消除可信性问题。当μ<μ**时，让步不起作用，因为缺乏足够的未来可信度，权贵将被迫实行民主化。

6.9其他的政治身份

我们现在回到第四章4.4.4节的模型，考虑政治冲突并非发生在社会经济阶级，而是发生在X 团体与Z 团体之间的情况。设想一下，在X 团体占多数，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形式都由多数表决相继决定的情况下，存在两种子博弈完美均衡。在两种情况下，再分配都是从Z团体向人数更多的X 团体分配，而且，如果&>1/2,均衡税率将会是X团体中穷人的理想点；如果&<1/2,均衡税率会是X团体中富人的理想点。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那一模型如何能纳入我们在本章第六节介绍的关于民主化的静态模型。

我们假定上式有一个内点解，并在其中利用了yz=azay/8z这一事实。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再分配是以均衡的收入所得税税率tz,从X团体向Z团体进行的。并且，没有向X团体进行的再分配，Tx=0且 Tz=(tz 一C(tz))y/δz。显然，Z 团体的成员偏好非民主而不是民主，X 团体的成员则相反。

如果权贵选择镇压，我们假定——按照在本章前面的分析——Z 团体和X团体都要承受镇压的成本。镇压之后，Z团体中的成员得到的支付为：

现在设想X团体的成员能够参加集体行动，并发动反非民主的革命。假定这会导致对Z 团体中所有人的剥夺，但是，如在我们的主要分析者那样，革命是有成本的。假定革命之后，所有收入(不仅仅是Z 的收入)在X 团体的成员之间平分。现在，因为在X团体内部存在着多样性，所以我们必须决定如何解决该团体面对的社会选择问题。为了理解这一问题产生于何处，首先注意X团体的所有成员从革命得到的支付为：

从假定即可得出yx>yt,这意味着αxδ>(1—αx)8x,革命约束首先对穷人具有约束力。因此，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形：X团体中的穷人赞成革命，而富人则不同意。我们通过假定X 团体按照多数表决制定决策解决这一社会选择问题。这意味着穷人的偏好(因为他们的人数更多)决定着革命是否发生。一个等价的假定是X 团体中的穷人可以自己发动革命。

这些表达式考虑了这一事实：权贵将有能力重设税率的概率为1—p, 因此，由于革命威胁已消失，他们将能制定他们最偏好的税率tz,X团体的成员将得不到任何再分配。

我们要强调的第一个要点是：与在贫富冲突的情形下的分析相类似，如果μ<μ*由(6.26)式定义，那么权贵就不能通过提供再分配或让步保持权力；他们要么必须镇压，要么实行民主化。因此，作为本书中心的基本机制——即在政治权力的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许诺也许是不可信的———总是起作用的，不论政治身份的性质如何。

所有其他权衡在性质上也与前面讨论的一样。例如，当μ<μ*时，权贵是否实行民主化，取决于民主相对于镇压的成本大小，而如果μ≥μ*,权贵必须决定是做出让步还是进行镇压。

主要的不同是这一模型的比较静力学，特别是关于不平等的比较静力学。如第四章所述，团体间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可以用α的增加来表示。考虑α的影响。如果μ<μ*,权贵在民主化和镇压之间进行权衡。一个更高的α会使X团体的中位选民支持更高的税率，这使得民主对Z团体的成员更加不利，于是他们支持镇压。如果μ≥μ*,更高的α会提高权贵必须对X团体提供的再分配数量，使其对革命和非民主无差异，所以权贵也会支持镇压。这些关于团体间不平等的结果，与6.5节得出的结果基本相同。然而，在本节中团体间不平等程度的变化不一定反映为观察到的不平等量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