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最后一天，中央红军为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决心抢渡乌江，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挺进。
红2师第4团最先抵达乌江南岸江界口地段，在他们观察地形的短时间内，中央军委多次发来电报，其中一封只有六个字“坚决强渡乌江！”可见当时局势之紧迫。
红4团2连连长杨上堃见状主动请缨，成为开路先锋。他们冒着敌人炮火渡江，抵达北岸后又以一个连的兵力硬抗敌近三个团，接连突破两道防线，为后续部队渡江创造了条件。
凭借此战的功劳，杨上堃得到《红星报》的表扬，许多人将他称为“乌江英雄”，一时间风光无比。
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杨上堃却居功自傲，因不满职务低，竟带着人脱离了革命队伍。
此事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彭老总气得破口大骂，准备将离队之人全部严肃处理，毛主席得知后却提出一个请求“能不能给条活路”。
主席向来重视作风、纪律，只要违反必然严惩，哪怕是黄克功、黄寿发这样的高级干部，也是绝不手软，为何偏偏对杨上堃网开一面呢？
这个问题，可以从杨上堃的经历中找到答案。1914年，杨上堃出生在江西兴国的一个贫困家庭，自幼吃了很多苦。
直到1929年，朱毛红四军来到兴国大力发展革命，才让杨上堃看到人生的曙光。年纪尚小的他经常会去红军驻地，帮着张贴标语、站岗送信。
组织看出他的渴望，便于1931年初将他吸纳进红军，次年又让他入了党。正式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后，杨上堃表现得更加积极。
经过几次反“围歼”的洗礼，他的军事素质也得到极大提升，到长征之时，他已是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连长。
1934年12月31日，红二师第四团作为开路先锋，来到了乌江南岸江界口地段。
此时红军的处境非常危险，后有薛岳指挥的十余万人紧追不舍，上游是云南军阀龙云不断向江界河口增兵，下游是湖南军阀何健步步逼近，北岸还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一个师在封锁天险。
四面环敌，稍有不慎就是损失惨重的局面，唯有强渡乌江才能获一线生机。中央军委知道时间紧迫，给红四团下令：坚决强渡乌江！
这是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敌人已将渡船全都收集烧毁，还在对岸构筑了大量工事，硬冲必然伤亡惨重。
杨成武先让1营3连连长毛振华带7名战士，拉着粗草绳隐蔽渡江，这八人成功登岸，隐藏在了敌视野盲区的崖壁之下。
但原本用来架桥的粗草绳，一下就被湍急的水流冲散了，没办法给后续部队提供支撑。且时值寒冬，泅渡过去的指战员冷得全身发抖，短时间内失去了战斗力。
红四团领导们见状，决定制作竹筏硬闯。此时杨上堃主动站了出来，表示愿意做这个“排头兵”，带领2连乘筏进攻。
临行前，杨上堃把身上的物品都交给一位老乡，叮嘱道要是自己牺牲了，希望能把这些东西送给家人，这样至少还能有个念想。显然，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随即，他带着16名战士向对岸划去。在南岸同志们的火力掩护下，杨上堃等人突破封锁抵达北岸。
而先前首批渡江的战友也有几人已经恢复，两部配合着犹如神兵天降，迅速占领了最前沿的阵地。他们撕开一个口子后，2连其余战士紧接着乘筏增援，齐力扩大战果。
时任红二师政委的刘亚楼在《渡乌江》里这样说：杨上堃带着二连舍生忘死，不顾一切猛追敌人。他们当真杀红了眼，全然不顾敌众我寡的人数劣势，一直追到猪场方肯罢休。弄得敌人鸡飞狗跳，草木皆兵。
突破乌江天险，杨上堃功劳巨大，此举也让薛岳的十余万追兵望江兴叹，红军总算有了喘息的机会。
中央非常高兴，屡次致电嘉奖，红2师专门举办庆功会，授予杨上堃等十余位贡献突出之人“勇士”称号，并一人颁发一套列宁装，上面绣了“军委奖励”四个大字。
另外，红2连的英勇事迹还登上《红星报》，当时很多人都将杨上堃称为“乌江英雄”。
之后的长征途中，杨上堃更是屡立奇功，血战娄山关、勇夺腊子口等等都有他的身影，毛主席听说他的事迹后，还力主奖励他一枚红星奖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上堃仍是跟随杨成武作战，担任过八路军115师独立团1营营长，晋察冀军区一团参谋长，参与平型关、黄土岭等重要战事。
然而就在击毙阿部规秀不久，杨上堃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当时一分区又扩建了一个团，杨上堃觉得无论是贡献还是资历，自己当上团长是自然而然的事。
可当命令正式宣布时，团长的人选定为宋玉琳，杨上堃只是一分区一纵参谋长，这让他内心非常不满。
论功劳他不输于宋玉琳，而且那个年代军中对参谋长的认知不全面，很多人宁可当低一级的主官，也不愿做高一级的参谋长。
杨上堃担任一团参谋长时就有些意见，提拔为一纵参谋长，看似升官，实际还是没多大权力，因此他在相熟之人面前经常会发牢骚，说：
咱们这么大的功劳，怎么就靠边站了呢？实在不行就出去拉起一支队伍，让军区看看咱们的实力。只要能重返一线部队，让我当个营长也行啊。
杨上堃这一年25岁，正是年轻气盛之际，他本来也只是随口吐槽，结果一分区侦查科长袁彪却当了真。
袁彪也不满自身际遇，就多次怂恿杨上堃去付出行动，这导致杨上堃头脑发热，终在1940年2月做了错事。那天杨上堃带着3人，袁彪带着20多人，会合后直往河北徐水而去，准备闹出点名堂再归队。
不过杨上堃并没有叛逃的想法，他只是不忿的情绪一时占据了大脑，等冷静下来后就意识到不对了，所以过了一个礼拜又把队伍拉回一分区。
杨上堃知道自己犯了错，马上去找杨成武坦白并认罪。杨成武先让人去查明情况，确定杨上堃所说属实后再上报给总部，让首长们定夺。
彭老总看到材料时极为气愤，觉得应该严惩以正军纪，否则将来部队还怎么带？
毛主席却眉头紧锁，半晌才开口求情：你们说的都没错，但是杨上堃的功劳你们也清楚，没有他，红军不一定能过得了乌江。现在事情调查清楚了，属于内部矛盾，他也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能不能给他留条活路。
主席说完，彭老总沉默了，思考过后，八路军总部破例留下了杨上堃的性命。当然，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杨上堃随后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送到抗大学习反省。
当年很多人视党籍为生命，杨上堃又是一心想带兵打仗的人，这些举措对他来说是除死之外最严厉的惩罚了。
日本投降以后，杨上堃奉命跟随挺进东北，途中他获悉恢复党籍的申请得到批准，兴奋地说：
恢复我的党籍，使我体会到党对一个革命同志永远是关心和爱护的，我深受感动，决心努力工作，报答党的关怀。
在东北战场，杨上堃指挥过敦化平叛、参与了四平保卫战，并在多个二线军区配合一线作战。待四野南下之时，他也紧密跟随，回到江西老家任职。
当年的逃跑事件，对杨上堃的影响还是很大，使得他往后极少有上前线立功的机会。本来按照他早期的资历和贡献，正常发展佩戴将星没什么问题。
晋察冀一分区出了名的将军多，杨上堃很多方面都不输于这些同志。只可惜一步走错，他1955年就只被授予上校军衔。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对杨上堃非常照顾，除了抗战时期，后来还保护过一次。1967年毛主席南巡经过南昌，省领导汇报工作时谈及一些被“打倒”的干部，主席听到杨上堃的名字立即开口：
杨上堃的事当年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怎么还要查？已经定性的事，干嘛揪住不放？随即杨上堃就被“解放”了出来。
后来杨上堃在福建建设兵团、江西省军区都任过职。大运动结束后，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想起杨上堃，准备将他调到福州军区担任参谋长。
结果杨上堃直接拒绝：我最不爱当参谋长，谁爱当谁当，反正我不当。这句话似乎又有点提起当年之意，这位老革命的脾气也是非常有趣。
总的来说，毛主席当年处理杨上堃离队一事是很高明的，毕竟杨上堃在长征中多次救中央于危难之间，把这样的功臣处决，下面的人肯定会有想法。
不同于黄克功、黄寿发这种犯下了人命的案件，杨上堃离队的初心并非叛变，并且很快就意识到了错误，连忙返回。
这样没造成什么实质性危害，所以留下他一命给个改过的机会，更能突出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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