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深秋，此时已经人近中年的丛丹只身来到了北京，在这里，她见到了父亲牺牲前的好友：
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伍修权。
伍修权见到这位故人后代，也是百感交集。看到眼前好友的女儿已经和记忆中的他一般年纪了，想起那些风华正茂的年岁，他顿时热泪盈眶。
“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伍修权带她来到一处静谧的院子里。
走进四合院，丛丹见到了一位老人，他身量不高、和蔼可亲，但却带着一股特别的威严，
他正是新中国现代化设计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听完伍修权的介绍后，邓小平同志立刻上前，紧紧握住了丛丹的手，含泪说道：
“孩子，你长得真像你的父亲啊。”
那天，众人聚在一起聊了许久，
临出门时，小平同志给丛丹递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自己居住的地址。他对丛丹说：
“孩子，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跟我说！”
这个让小平同志和武修权将军一提及便眼含热泪的男人，叫做丛德滋。共和国00001号烈士。
丛德滋生于辽宁省丹东市，他虽出身贫寒，但却很能下功夫读书。1928年秋天，丛德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东北大学教育学院。
此时担任东北大学校长的正是张学良，丛德滋来到东北大学后，在教育学院攻读史地专科。
1931年，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借口铁轨被炸，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爆发。
掌握南京政府大权的四大家族一心粉饰太平，而主政东北的张学良想要保存实力，不愿抵抗日本侵略者。
他们都寄希望于所谓的国际干涉
，可是和平只存在于大炮的射程之内，没有国家愿意向积贫积弱的中国伸出援手。
于是，日本侵略者以六万兵力在五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是兵不血刃地拿下了驻军十六万的东三省全境。
此后，日本鬼子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政权，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十四年抗战正式拉开帷幕。
此时正值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四大家族在战争时期大发国难财。所谓
“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
这些资本主义买办在控制国家财政大权的同时，对惨遭日本鬼子蹂躏的东北人民视而不见。
由于东北三省沦陷，东北大学搬到了北平，1932年，丛德滋也从东北来到了北平继续学业。
回到大学后，丛德滋并未像很多民国文人一样躲在世外桃源之中贪图安逸。
当时，东北局势刚刚平息，日本侵略者找来了溥仪，装模作样地扶植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国内民众的抗日情绪日渐高涨。
北平有很多爱国学生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丛德滋也加入其中开始投身于党的革命事业。
除了参加爱国运动之外，丛德滋还抽空到北平的铁路局勤工俭学，在这里，他能够零距离地广泛接触受压迫的工人群众。
丛德滋大学时期的经历，坚定了他对于革命理想的信仰。无论是在街头奔走呼喊的爱国学生，还是在铁路上挥汗如雨的贫苦工人，他们都让丛德滋决意舍身拯救这个苦难的国家以及她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
1933年，一腔热血的丛德滋从东北大学毕业，经人介绍，他来到东北军，在张学良麾下任职，
他迫不及待想要地跟随少帅收服失陷的故乡。
然而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彼时，蒋介石只想着如何讨得国际社会的怜悯，如何给所谓“友邦”展示中国人的温良驯服，
对侵华的日军采用绥靖政策，打回东三省自然是遥遥无期。
不仅如此，随着国内红色力量的壮大，国民政府为了弹压民众高亢的爱国抗日情绪，提出了
“攘外必先安内”
的口号，将红军污蔑为“赤匪”，调来东北军进攻苏区，这是国民政府针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不能到北方去和小鬼子打仗，却要残杀自己的同胞，这让丛德滋格外痛苦。
此时，他也彻底认清了国民政府的本质，这是资本主义买办们的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
就这样，丛德滋在失望和痛苦中度过了两年。1935年，他随军来到了湖北一带。
驻扎在湖北的东北军，由于北军南战，水土不服击垮了官兵的身体。更
何况他们的家人还生活在日军占领的土地上，反对内战、联手抗日的情绪在军队中激增。
于是，丛德滋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抨击政府的文章，他矛头尖锐地指出：
“蒋介石罔顾民心，为了自己的权力和统治一意孤行发动内战，‘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是在投敌卖国。”
在当时，这样的言论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方面，国民党当局盯上了他，以
“共党嫌疑人”
的罪名将他逮捕；另一方面，他激昂的文字引起了当时许多爱国人士的共鸣与相应。
所谓君子坐而论道，少年起而行之。与其在失望和痛苦中惶惶不可终日，不如勇敢地站出来，去用自己的双手实践心中的革命理想。
虽然被逮捕入狱，好在他的直率与才华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他对自己这个年轻的部下十分欣赏，
亲自从中调解，把丛德滋救了出来。
接着，张学良交给了他一项重要的工作：
创办一份进步刊物，在民众和军队之中传播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丛德滋很满意这样的工作，他终于能够以笔为武器，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了。这份刊物很快就面世了，丛德滋为它取名为《西北响导》。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丛德滋笔耕不辍，接连发出二十三篇文章，词锋尖锐，
宣传国共合作，联手抗日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
紧接着，由于工作能力不负众望，张学良授意丛德滋主笔《西北民报》。在这条战线上，丛德滋发表的文章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国内局势，表达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期望，这极大地影响了东北军内部
1936年，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苏区胜利会师。这个时候，国民军方面负责西北战事的东北、西北军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也越发厌恶国共内战。
他们开始和当时的红军领导人接触，希望能促成局部的和平
，此时的西北地区，国共两党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平衡。
此时，丛德滋依旧追随着张学良，
他还不知道，不久后，他就会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拐点的第一宣告者。
1936年12月4日，一架飞机抵达西安机场，打破了这极其微妙的平衡。
蒋介石带着自己的十多名心腹来到了西北，
他来强令张学良、杨虎城继续执行“剿共”的军事方针
。否则，自己就会调离西北、东北两军，由自己的直系中央军进驻东北。
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晓以国家安危之理、动以民族大义之情，可是蒋介石始终不为所动，
最后，两位爱国将领决定使出最后一步险招——
“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带兵软禁了蒋介石和随行的高级官员。
事后，张学良让丛德滋接管了《西京日报》这一西北地区向外发声的喉舌，让他火速写出文章阐明自己的立场，
之所以发动“兵谏”，实在为了国家大义不得已而为之，希望国共两党能都摒弃前嫌，联手抗日，并邀请双方领导人来到西安会谈。
接到这样的命令，丛德滋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之重大。如果外界迟迟不能得知西安的内部形势以及张、杨二位将军的抗日主张
，非但不能促成国共合作，反而会导致本就暗流涌动的国民政府彻底分崩离析
，这样亲者痛仇者快的情况是谁都不愿意见到的。
于是，丛德滋亲自操刀，改《西京日报》为《解放日报》，带领大家马不停蹄地工作，仅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发行了全新的《解放日报》，
成为第一个向国内外民众宣告西安事变的人。
事实证明，丛德滋的担心十分准确，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迅速分作两派。
一派希望能和平解决此事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以便继续买办集团的利益来源。
而另一派则希望以讨伐逆贼的名义武力进攻西安，借机夺取政权。
如若西安事变不能和平解决，届时各方势力反目成仇，局势更加混乱，中华民族的命运必将更加的坎坷曲折。
在收到张学良将军的密电后，中共中央代表团冷静分析了形势。国内反动势力蠢蠢欲动，国外帝国主义虎视眈眈，西安事变必须得到和平解决。
很快，五天后的1936年12月17日，中央派遣了以周恩来为核心的代表团来到西安商讨和平事宜；22日，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和她的弟弟宋子文也飞抵西安。
双方在西安磋商了两日，最终达成共识：
国民政府停止迫害共产党员、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
协议达成之后，周恩来同志特意亲自见了蒋介石，周恩来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样算来，两人还有一段同事的情分。
面对周恩来对协议有效性的质疑，这位黄埔军校校长以自己的人格担保，一定遵守。
代表团在西安城中驻扎期间，还设立了党的宣传委员会，将《解放日报》吸收了进来，此时丛德滋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西安事变后不久，飞离西安后已经安全的蒋介石就翻了脸。
他先是解了张学良、杨虎城的兵权，再派调中央军接管西北地区，开进了西安城。
经历了这么多事，丛德滋对这个腐朽的国民政府已经厌恶至极，此时他的老上级少帅张学良已经遭到蒋介石清算，被软禁了起来。
丛德滋干脆跟着中共代表团一走了之，
一方面逃离特务的暗算，一方面也可以继续实践自己的革命理想。
在离开西安后，丛德滋并未继续在《解放日报》担任编辑工作，此时的他才刚满25岁，在经历了近两年的高强度工作后，他选择到各个城市游历。
他先后去过北平、天津和南京，最后他来到了上海，投奔当时在东北大学时的老同学王文杰，也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未来的妻子王竹青。
不过，很不幸的是，他来到上海的年份是1937年。
这年的7月7日，日军炮轰卢沟桥。一个月后，华北易手，淞沪会战打响了。
“八一三”事件过后，丛德滋投身于上海保卫战中，令人痛心的是，上海也失守了。
这次的打击对于丛德滋来说是沉重的，哪怕他出身东北，早已见惯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但他从没想过全面战争来得如此之快，转眼间小半个中国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
此后，王青竹带着他回到了山西老家结婚。再有丛德滋的消息，是在一年之后了。
1938年，王德滋任职于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还做了著名大特务曾扩情的秘书。
他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同在兰州任职，每天出席各种社交活动，俨然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进步青年了。
难道丛德滋经受不住打击，没能坚守住自己的初心，现在只想着加官敛财了吗？
真相直到三年后才渐渐浮出水面。
1941年1月20日小年夜，丛德滋的上司曾扩情邀请他到自己家参加”家宴“。
丛德滋告别家人，欣然赴会，没想到他就此一去不返，
直到第二年的4月，王青竹接到通知，到一个罕无人烟的山洞中给丛德滋收尸。
原来，在这三年来，丛德滋一直作为
“特别党员”
在敌人内部打探情报。
当年王青竹的老家附近就是八路军的总部，心系革命事业的丛德滋婚后不久就和八路军取得了联系，
在这里，他还结识了邓小平同志。
在这之后，丛德滋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前往兰州开展情报工作。
因为他在1935年和1936年都和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曾扩情共过事，曾扩情又和张学良将军是故交，借着这份儿人情，
丛德滋顺利打入国民党政治部内部，担任曾扩情的秘书。
在这三年里，丛德滋出色地完成了很多上级交代的工作，为我党收集了大量的可靠情报。
他白天去政治部上班，出席社交活动，从各级官员嘴里套出情报，晚上就挑灯伏案，分析情报的真实性，最后以秘密方式将情报送给上级组织。
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再次对中共地下人员展开清洗，许多我党的情报组织都被摧毁了。
在这样的至暗时刻，丛德滋丝毫不在意个人的安危，他告诉王竹青：
“如果有一天自己没有回来，你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兰州，组织上会照顾好你的。”
不曾想一语成谶。1941年1月20日，丛德滋孤身去参加曾扩情的“鸿门宴”，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
丛德滋消失后，王竹青知道他已经被捕，这一去是凶多吉少。悲痛之余，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姐姐丛丹和弟弟丛甘在组织的帮助下回到了山西老家，直到一年之后收到那丈夫牺牲的来信。
其实，丛德滋失踪的那段时间，一直被关押在兰州沙沟秘密监狱中。
沙沟监狱和重庆白公馆、渣滓洞一样，
都是反动派特务肆意虐待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冰冷地狱。
为了得到想要的情报，特务们经常将丛德滋囚禁在一个狭小的木笼里。
这种木笼长宽都不过1.5米
，人被关在里面，既躺不平也站不直
，丛德滋被关押在这座监狱，身体与尊严遭到了双重折磨。可即便是这样，他也没有背叛信仰，没有出卖组织。
在这座黄土监狱中，似乎永远都是黑夜，丛德滋从来不肯放弃期待，却没有等来黎明。
1942年4月19日，丧心病狂的特务给丛德滋带来了一碗有毒的洗菜水，牢房中的丛德滋毫不知情，此时的他已经因为敌人的虐待生了重病。
在喝下这碗水后，年仅32岁的丛德滋在沙沟监狱，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建国后，相关部门计划修订各级《烈士英明录》，
负责此项工作的谢觉哉也是丛德滋搞情报工作时的战友，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丛德滋。
他经过多方打听才终于和王竹青取得了联系，此时的王竹青已经改嫁给了丈夫的战友高克明，王竹青寄来的信上说丛德滋的两个孩子都还活着，随信还附上了他们的照片。
很快，谢绝哉将丛德滋的情况整理好汇报给了毛主席。
1951年1月15日，
毛主席亲自为丛德滋烈士签发了编号为00001号的烈属证
，落实了王竹青一家人的政治待遇。
很快，这一纸烈属证送到了王竹青手里，她这才告诉两个孩子有关他们的身世和他们父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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