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就这么走了？”
李排长站在炭炉旁，声音低沉得像压了块石头。他的眼睛盯着我，仿佛要把我看穿。那双手插在棉军装的口袋里，握得很紧，袖口都被撑得鼓了起来。
“提干的事儿批下来了，你知道这机会有多难得吧？再熬两个月，你就能换干部服了！”
我低着头，没敢看他，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一样，闷得难受。手里攥着那封信，纸已经被我捏得皱巴巴的，可我还是松不开。
“李排长，我……家里真撑不下去了。”
话说出口，我的嗓子像是被什么刮了一下，涩得发疼。
屋外的风呼呼地吹着，像野兽在咆哮，顶棚压着的塑料布被吹得哗哗作响。屋里烧着个炭炉，火光映得墙上的毛主席像一闪一闪的。李排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炭火把他的脸照得忽明忽暗，可那眼神像钉子一样盯在我身上，半点没动。
半晌，他长叹了一声，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我知道，家里难，可你舍得吗？连里的兄弟们舍得吗？”
我心里像被刀子剜了一下，眼圈莫名地发热了。舍不得，怎么可能舍得？三年了，连队的日子一幕幕就像在眼前。
我1969年入伍，刚到连队那会儿还是个毛头小子，连个行军背包都不会背。是李排长一手把我带起来的，教我叠被子，教我站军姿，教我怎么把枪擦得锃亮。后来连队搞基建，我露了一手木匠活儿，才算在连里站住脚。兄弟们都叫我“木匠刘”，有活儿就喊我，一喊我，我就觉得自己顶天立地。
可现在呢？家里的信一封接一封地来，字里行间都是愁。我爹说得含糊，可我知道，娘的腰病犯了，地里收成不好，两个弟弟上学，还得借邻居家的粮食接济，这日子哪里能熬得下去？
“李排长，我真得回去。”我低声说。
他没再说话，只是盯着我看了半天，最后摆摆手：“去吧，去吧……到了家，替我给你爹娘问个好。”
那天晚上，我躺在连队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风像鬼哭狼嚎一样，我的心也跟着乱作一团。桌子上放着我刚做好的木箱，那是用连里修营房剩下的料子刨的。不大，但结实，钉口抹了胶，连根缝都看不出来。我想着，带回家装点东西方便，就往里放了两套军装，还有几本从连队图书室借来的书。
第二天早上，退伍的手续办完了，兄弟们一个个跑过来送我。有人从炕头翻出一瓶高粱酒，有人塞给我两斤炒花生，还有人递过来一只冻得硬邦邦的鸡。大家围着炭炉坐在地上，喝酒吹牛，吵吵嚷嚷地说着话。
喝到最后，李排长忽然站起来，端着杯子说：“兄弟们，咱们今天送的不是别人，是咱连队的‘木匠刘’！他走了，咱这活儿可就没人接了！”
不知是谁先叹了口气，接着屋里就安静了下来。我看着大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里头像堵了块大石头，难受得很。
火车开了五天五夜，终于到了家。刚下车，寒风就扑面而来，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扛着木箱，一步步走回村里。进了院门，看到爹正蹲在柴堆旁劈柴，听到动静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劈柴，嘴里闷声说了句：“回来了？”
我点点头，心里酸得不行。
家里确实不好过，屋顶漏了雨，墙角长了霉，娘躺在炕上，腰疼得直不起来，两个弟弟抱着书啃窝头，眼神里带着几分怯意。
这几年，村里分田到户，责任田是分到了，可地薄，收成差，粮食连年接不上茬。村里搞副业，家家户户都在想办法，可我们家实在起不来。
我坐在炕头上，看着这一切，心里堵得慌。晚上躺下睡觉，听着屋顶漏雨的声音，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一早，我背着锯子和刨子，去村里找活儿干。
这一干就是两年。白天种地，晚上打家具，日子虽然苦，但还熬得过去。只是每次看到炕角的木箱，我就会想起连队的日子，想起李排长那句“兄弟们舍不得你”。
有一天，村里学校的教室漏雨了，镇上的干部派人来找我，让我带着几个小工去修。我一听，竟有点高兴，觉得这种活儿像是在连队干的。
那天快收工的时候，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喊：“木匠刘！”
我一愣，回头一看，愣住了——是李排长！不对，现在应该叫李指导员了。他穿着一身干部服，肩膀上的肩章亮得晃眼。
“李排长！”我喊了一声，丢下手里的锯子，快步跑过去。
他看着我，笑了：“还叫啥排长？现在可是指导员了！”
我抓着他的手，心里激动得说不出话。
“这两年过得咋样？”他问。
我挠了挠头，憨笑着说：“还能咋样？种地呗。”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问：“想不想回连队干活儿？”
我愣了，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他接着说：“咱部队要建个纪念馆，老连长点名要你回去。他说了，这活儿你不干，谁也干不了。”
我的心猛地一颤，接着又冷了下来。我低着头，半天没说话。李指导员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变得软了些：“家里如果能允许的话，还是回去吧。连队的兄弟们，可一直在惦记你。”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盯着房梁看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我把木箱翻出来，用干布把它擦得干干净净。
娘看着我，叹了口气：“既然放不下，就回去吧。家里这几年虽然苦，但你爹从没怪过你。”
我看着娘瘦得像柴火棍一样的身子，心里像被什么揪了一下，眼泪差点掉下来。我点了点头，背起木箱，踏上了回连队的路。
纪念馆的工地上，我又见到了李指导员。他看着我，笑着说：“咋样？我就知道你放不下！”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放不下什么。是那帮兄弟，还是那身军装？可能都有吧。但我知道，这一回，我不会再走了。
多年以后，我带着儿子回到村里，看到那口木箱还放在炕角，盖子已经被岁月磨得光滑。我拍了拍它，跟儿子说：“看到没？这箱子啊，跟你爹一样，命硬着呢。”
儿子不懂，只傻呵呵地笑。我却觉得眼角湿了，就像那年冬天，炭炉旁，李排长红着眼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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