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5日，著名作家、美食家、主持人蔡澜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84岁。他同金庸、黄霑、倪匡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世上少了一位才子，天上多了一位食神。

几乎同任何一位名人一样，蔡澜的离去也留下了些许争议。左右两边都有人对蔡澜先生其人展开了批评。

国内一些极左大V对蔡澜先生是群起而攻之，他们认为蔡澜身上所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文化，吃吃喝喝，声色犬马，玩物丧志，会带坏青少年。

这也让我想起，我们国家刚刚开放的那些年，有些人指责金庸的武侠是打打杀杀，琼瑶的言情是诱导早恋，邓丽君的歌声是靡靡之音。金庸、琼瑶和上世纪90年代的“四大天王”承担了一个相同的使命：无条件给失败的学校教育和失败的家庭教育背锅，成为不称职父母、老师的围攻批斗对象。好像你不看金庸、琼瑶，就能考上北大、清华一样。

在我看来，蔡澜先生仅在吃这一点上，就能吃成一代大家，这本身就有他的过人之处。就像老北京的王世襄先生，被人们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可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

国际问题专栏作家赵灵敏女士曾经说过，要警惕你身边的这三种人：

1、整天把爱国挂在嘴上的人；

2、声称自己不爱钱的人；

3、声称不惜代价的人。

要我说，还应该再加上一种人，就是自称自己不好色的男人。这种人要么身体有问题，要么就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而蔡澜先生有一句争议很大的话，他说理想的人生状态是床头有书，床尾有酒，床上有女人。他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对酒色财气这些人的天性的喜爱，恰恰证明了他是一个不装的人，是一个真实的人，体现了他性格中率真坦诚的一面。他就是一个有趣的俗人。而那些指责他粗俗甚至低俗的人，才恰恰是不食人间烟火。

2014年，主持人杨澜曾经采访过蔡澜先生。

杨澜问：中国人过去是非常看重传宗接代的，您从年轻的时候就选择不要孩子，到了老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后悔呢？

蔡澜回答：一点都没有。我不喜欢有小孩子，是因为我照顾不了，我自己都没长大。

你看，多么可爱、多么真实的一个小老头儿！

也有右边的朋友觉得蔡澜逝世后不配被纪念，因为他对社会没有贡献，责怪他不关注公众议题，没有对不公进行过抗争，没有推动社会变革，自由对他来说仅仅是不受干扰的“消极自由”，却遗忘了人也有“积极自由”的权利。

坦率地说，在“香港四大才子”中，蔡澜先生是政治色彩最淡的一位。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使命。作为香港的文化人群体，我们既钦佩金庸先生当年犀利的政论时评，又理解倪匡先生曾经经历的苦难，同时也应该包容蔡澜先生醉心于吃喝玩乐的人生乐趣，而不必太过于苛求。这才是香港作为一个多元、包容、开放的社会本来的应有之义。况且，能把吃喝玩乐研究透了，研究成大家，让很多人每天在压力山大的工作之余，与美食作伴，放松下来解解压，蔡澜先生成为了很多人的“精神饭搭子”，在人间烟火中寻找乐趣，把乐趣带给大家，这本身就是他对人们生活愈加丰富多彩的一种贡献，这本身就是他的功德。人们所进行的一切对不公的抗争，对公众议题的关注，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人们的生活本身。况且，蔡澜的吃喝玩乐、“享乐主义”，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宏大叙事对个体的压抑。

当然，对于“香港四大才子”的历史作用也不必高估。我很赞同小西兄弟在《你无比追忆的蔡澜、金庸们，其实水平不算高》一文中的观点：香港是有“才子”而无“大师”。由于海峡两岸都曾经历过万马齐喑的特殊年代，所以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所有完美优势的香港，在当时的华人世界的文化圈中，一枝独秀，脱颖而出，形成了一种“孤岛式的文化繁荣”，硬是把一片“文化沙漠”打造成了一块“文化高地”。但终因其缺乏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这片方寸之地毕竟没有西方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来几百年的积累，所以只是在文化娱乐方面涌现出一批“才子”，却始终孕育不出真正有思想深度的“大师”。如今，“香港四大才子”均已作古，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相会了。我想，不拔高，也不贬低，是我们对逝者最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