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关于瞿秋白同志，以后少纪念他。”
1962年，当毛主席读完那一叠厚厚的稿纸后，眉头紧锁，语气沉重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话一出，周围的人心里都“咯噔”一下，谁也不敢接茬。
要知道，这要是换了别人，可能也就罢了，但这可是瞿秋白啊，那是早期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1935年在福建长汀牺牲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壮烈，连鲁迅先生都悲愤得不行，连夜编书纪念他。
怎么到了二十多年后，这位曾经的英雄，反倒成了“不宜纪念”的对象了？
其实，这事儿还真不能怪谁心狠，问题的根源，就出在瞿秋白临死前在监狱里写的那篇东西上。
这篇东西，有个特别文气的名字，叫《多余的话》。
也就是这几千个字，成了他身后几十年风雨飘摇的导火索，甚至可以说，他在国民党的枪口下没低头，却在自己写的文字里，把自己的“里子”给翻了个底朝天。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事儿吧，咱们还得把时间条往回拉一拉，看看这个被称为“书生领袖”的年轻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瞿秋白这个人，你要是看过他的照片，绝对想不到他是干革命的。
那模样，瘦得像根竹竿，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文质彬彬的，看着就是个在书房里写诗作画的才子。
1899年，他出生在江苏常州，那时候家里还算是个官宦世家，但这好日子没过多久，家里就败落了。
多惨呢？
这么说吧，因为穷，父亲离家出走，母亲受不了债主逼债，直接吞金自杀，一家人散得七零八落。
这种家庭变故，换个人可能就颓废了，或者变成个愤世嫉俗的混混。
但瞿秋白不一样，他骨子里有股子韧劲，硬是靠着亲戚的接济，读了书，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
1920年，他才21岁，就作为记者去了莫斯科。
那时候的苏联，刚搞完革命，热火朝天的，瞿秋白这一去，就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看见了另一种活法，另一种可能。
回国后，他整个人都变了，入了党，拿起了笔杆子，成了党内的大秀才。
咱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国际歌》，就是他这时候翻译过来的，那种热血沸腾的歌词，鼓舞了多少年轻人往战场上冲。
如果你以为他就是个写文章的，那可就小看他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屠杀开始了，上海、广州的街头全是血。
当时的党中央在陈独秀的领导下，有点不知所措，在这个节骨眼上，28岁的瞿秋白站了出来。
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他临危受命，主持了中央工作，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
你敢信？一个拿笔的手，这时候要指挥千军万马去跟拿枪的敌人拼命。
那几年，是他人生中最辉煌，也是最痛苦的日子。
因为他骨子里，其实并不喜欢搞政治，他自己说过，他最想做的，其实是个文学家，哪怕是个医生也行，治病救人。
但历史没给他选择的机会，硬是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
到了1931年，因为路线斗争，他被撤了下来，离开了权力的中心，回到了上海，跟鲁迅先生一起搞左翼文学运动。
这段时间，反而是他最开心的日子。
他和鲁迅，那真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两人经常在一块儿聊天，谈文学，谈理想，鲁迅对他那是真好，甚至在最危险的时候，好几次让瞿秋白去自己家里避难。
鲁迅还专门写过一副对联送给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这评价，高得没边了。
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或许中国历史上会多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少一个悲剧的革命者。
但命运这东西，从来不按套路出牌。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要长征了。
这时候的瞿秋白，身体已经垮了，严重的肺病折磨着他，走几步路都要喘半天，有时候咳起来，手帕上全是血。
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根本没法跟着大部队进行高强度的行军，就决定让他留下来，坚持在南方的苏区打游击。
说实话，这决定在当时，跟送死也没太大区别。
主力一走，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就像饿狼一样扑了上来，留下来的人，那是天天在刀尖上跳舞。
瞿秋白虽然心里难受，但他二话没说，服从了安排。
他送别了战友，拖着病体，留在了那个即将被战火吞没的根据地。
02
到了1935年初，苏区的情况已经恶化到了极点。
国民党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哪怕是躲在深山老林里，也经常能听见敌人的搜山声和枪炮声。
组织上觉得，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决定派人护送瞿秋白突围，想办法把他送到香港或者上海去治病。
2月的一天，这支突围的小分队出发了。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化装成了做香菇生意的商队，瞿秋白也换上了一身长袍，对外宣称是个跟着商队走的医生。
这伪装还真挺像那么回事，毕竟他那气质，说是个老中医，还真没人怀疑。
这群人昼伏夜出，专挑没人的小路走，眼看就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了。
可是，怕什么来什么。
就在他们走到福建长汀县的时候，一头撞进了国民党保安团的伏击圈。
那是长汀县水口镇的一个小村子，他们刚想歇歇脚，就被一群咋咋呼呼的保安团士兵给围住了。
这一仗打得很惨，大部分红军战士都牺牲了，瞿秋白因为身体实在跑不动，被俘虏了。
一开始，这帮保安团的大老粗根本不知道自己抓到了谁。
他们看瞿秋白穿得体面，戴个眼镜，文绉绉的，还真以为抓了个“肥羊”或者是什么随军的医生。
瞿秋白也沉得住气，给自己编了个名字叫“林祺祥”，说自己是被红军抓去当壮丁的医生，这不红军跑了，他才落了单。
为了演得像，他还真给那帮保安团的士兵把脉看病，开了几个方子。
你别说，这方子还真管用，几个生病的士兵吃了药，居然好了。
这下，保安团的人对他更没怀疑了，甚至还挺客气，想着留着这么个医生在队伍里也不错。
本来这事儿吧，要是运作得好，没准真能蒙混过关。
坏就坏在，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他在被押送的途中，因为字写得好，气质太出众，引起了国民党上层的注意。
再加上那时候国民党到处在抓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悬赏令贴得满大街都是。
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也许是叛徒的指认，也许是他在审讯中露出了马脚，总之，他的真实身份暴露了。
当那句“你是瞿秋白”被喊出来的时候，整个审讯室的空气都凝固了。
国民党那边的人简直乐疯了，这哪里是抓了个医生，这简直是抓到了个“活宝贝”啊！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到了南京，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
蒋介石一听，立刻下令：把人给我看好了，千万别弄死了，我要活的，要让他“转向”！
于是，瞿秋白被押送到了长汀县的国民党第36师师部。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让他这辈子都没想到的人。
这个师的师长，叫宋希濂。
这宋希濂可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军官，他是黄埔一期毕业的，算是蒋介石的嫡系。
但更有意思的是，他早年在上海大学读书的时候，听过瞿秋白的课。
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瞿秋白是他的老师。
宋希濂一听说抓来的是瞿秋白，那心情是相当复杂。
一方面，这是个立大功的机会；另一方面，面对昔日的恩师，他心里那点尊师重道的念头又冒了出来。
所以，瞿秋白在监狱里的待遇，那简直是“五星级”的。
宋希濂专门腾出了师部最好的一间房给他住，不让他穿囚服，也不给上镣铐。
每天的伙食，那是两荤两素一汤，还特意交代厨师要做得软烂一点，照顾他的胃口。
知道瞿秋白喜欢看书写字，宋希濂就让人找来了一大堆古籍、诗词，还有笔墨纸砚，摆满了桌子。
甚至，还专门派了军医，每天给他检查身体，治疗肺病，连当时很珍贵的牛奶、鱼肝油都给他供上了。
这哪里是坐牢，简直就是来疗养的。
宋希濂也没闲着，他隔三差五就跑去那个房间，毕恭毕敬地喊一声“先生”，然后坐下来跟瞿秋白聊天。
聊什么呢？
不聊政治，不聊国共打仗，就聊文学，聊诗词，聊当年在上海大学的日子。
这招叫“温水煮青蛙”。
宋希濂打的算盘是：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这么优待你，这么尊重你，你只要稍微松个口，发个声明，说以后不干共产党了，那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还不都是你的？
蒋介石那边也派了好几拨人来劝降，软的硬的都试过了。
有的说：“瞿先生，你是个大才子，何必跟着共产党在那穷山沟里受罪呢？只要你过来，教育部部长的位置给你留着。”
有的说：“你想想你的身体，想想你的家人，这大好年华，死了多可惜。”
面对这些糖衣炮弹，瞿秋白表现得怎么样呢？
他就像块石头，又硬又冷。
他对宋希濂说得很明白：“宋师长，你对我的生活照顾，我领情；但你要让我背叛我的信仰，那是万万不能的。咱们私交归私交，主义归主义，这两码事。”
宋希濂也是个聪明人，看这架势，知道劝不动，只能叹气。
但就在这段看似平静的“软禁”时光里，瞿秋白的内心，其实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风暴。
这场风暴，比外面的枪林弹雨还要猛烈。
03
夜深人静的时候，长汀的监狱里死一般的寂静。
瞿秋白坐在昏黄的油灯下，听着窗外的虫鸣，肺部的疼痛让他时不时地皱起眉头。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蒋介石不是慈善家，既然劝降不成，那等待他的结局只有一个——死。
面对死亡，他不怕。
从入党的那天起，他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但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他想说话，想把心里那些藏了很久、从来不敢对别人说的话，统统说出来。
于是，他提起了笔，在那张有些泛黄的纸上，写下了那个让他备受争议的标题——《多余的话》。
这文章一开头，就透着一股子让人心酸的坦诚。
他没有像其他革命烈士那样，写什么“砍头不要紧”，也没有写什么“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他写的是：“我其实就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
他在文章里，把自己的一生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开给世人看。
他说，他其实根本不适合搞政治，那些激烈的斗争、复杂的权谋，让他感到疲惫不堪，甚至是厌恶。
他说，他卷入这场革命，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他就像一只薄弱的芦苇，被历史的洪流裹挟着，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浪尖上。
他承认自己有“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喜欢研究文学，喜欢安安静静地看书，喜欢那些细腻的情感。
在文章里，他甚至流露出了一种深深的倦意，说自己“没有多余的力气了”，说自己“想要休息了”。
这种文字，太真实了，真得让人不敢直视。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革命者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那都是钢铁铸成的，是没有七情六欲的，是无坚不摧的。
可瞿秋白偏偏要把这个“钢铁形象”给打破，告诉大家：我也是人，我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也有迷茫的时候。
这篇《多余的话》，写了整整一万多字。
他在里面剖析了自己的灵魂，甚至可以说是对自己进行了一场“残酷”的审判。
但他唯独没有做的，就是出卖党，出卖同志。
他在文章里，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说自己能力不行，说自己辜负了党的信任，但对于党的秘密，他是一个字都没提。
这就是瞿秋白的复杂之处。
他在精神上，依然忠诚于他的信仰，但在情感上，他选择了在死前做回那个真实的、并不完美的自己。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有时候，承认自己的软弱，比逞强更难。
写完这篇绝笔后，瞿秋白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整个人都轻松了。
他把手稿整理好，静静地等待着那个日子的到来。
04
1935年6月18日，这一天终于来了。
一大早，国民党的军官就拿着蒋介石的“就地枪决”的密令，走进了瞿秋白的房间。
宋希濂没有露面，也许是不忍心，也许是没脸见这位老师。
但他特意吩咐手下，要让瞿秋白走得体面一点。
瞿秋白正在写字，听到命令后，神色没有一点变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稍等，让我把这几个字写完。”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放下笔，整理了一下衣衫。
那天，他穿得特别整齐。
上身是一件黑色的对襟衫，下身是白布短裤，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鞋，甚至还特意梳理了一下头发。
那样子，不像是去赴死，倒像是去赴一场老友的宴会。
行刑前，国民党按照惯例，在长汀中山公园的凉亭里，给他准备了一顿“断头饭”。
有酒，有菜。
瞿秋白走进凉亭，看到桌上的酒菜，笑了笑，自顾自地坐下来，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当时在场的国民党军官和记者都看呆了。
他们见过不少死刑犯，有的吓得尿裤子，有的哭天喊地，有的破口大骂。
但像瞿秋白这样，云淡风轻，还要自斟自饮的，真没见过。
他一边喝酒，一边还能跟周围的人谈笑风生，那气度，把在场的敌人都给镇住了。
喝完酒，他站起身，问了一句：“去哪里？”
一个军官指了指罗汉岭的方向。
瞿秋白点点头，说：“好。”
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香烟，点燃，夹在手指间，大步向刑场走去。
从中山公园到罗汉岭，有几里路。
瞿秋白一边走，一边用俄语高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那歌声，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荡，显得格外的嘹亮。
路边的老百姓都躲在门缝里看，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都被这种气势给震撼到了。
到了罗汉岭，那是一片绿草如茵的山坡，周围是青翠的松柏。
行刑的士兵想让他跪下，他摇了摇头。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的景色，深吸了一口山间清新的空气，然后慢慢地走到草地中间，盘腿坐了下来。
那一刻，阳光洒在他的身上，风吹动着他的衣角。
他转过头，对着那个举着枪、手还在发抖的士兵，微微一笑，说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句话：
“此地甚好。”
“砰！”
一声枪响，划破了长汀上空的宁静。
36岁的瞿秋白，就这样倒在了这片他觉得“甚好”的土地上。
05
人虽然死了，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瞿秋白的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鲁迅先生听到消息后，悲痛万分，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连夜整理瞿秋白的遗作，出版了《海上述林》，以此来纪念这位亡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瞿秋白都是作为党的英烈被大家缅怀的。
他的遗骨后来被迁葬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享受着极高的荣誉。
但是，那篇《多余的话》，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直埋在历史的尘埃里。
建国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人们对革命者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纯粹。
那种“高大全”、“硬骨头”的形象成了唯一的标准。
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流露出的那种消极、那种软弱，那种“文人气息”，开始显得格格不入。
到了1962年，当这篇稿子再次摆在案头的时候，时代的天平倾斜了。
那时候，国内外的斗争形势都很严峻，大家需要的是像方志敏那样，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英雄。
相比之下，瞿秋白的自我剖析，被解读成了一种“意志衰退”，甚至是“向敌人示弱”。
毛主席的那句“少纪念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说出来的。
其实，这并不是要彻底否定瞿秋白，而是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觉得他不适合作为榜样来大张旗鼓地宣传了。
但这对于已经牺牲的瞿秋白来说，身后的风波才刚刚开始。
没过几年，那场席卷全国的风暴来了。
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这个把柄，把瞿秋白打成了“叛徒”。
他的墓碑被砸得粉碎，他的骨灰被随意丢弃，他的家人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一位早在30多年前就为国捐躯的烈士，居然在死后还要遭受这样的屈辱。
这得是多大的冤屈啊？
好在，历史终究是公正的。
它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时间来到了1980年。
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中央纪委成立了专门的复查组，对瞿秋白的案子进行了重新审查。
调查人员跑遍了全国，查阅了海量的档案，走访了无数的当事人。
最后，结论出来了：
瞿秋白在狱中，虽然写了《多余的话》，流露了一些消极情绪，但他始终坚持了党的立场，没有出卖任何机密，没有出卖任何同志。
他在敌人的屠刀面前，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气节。
所谓的“叛徒”，纯属诬陷。
同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发文，为瞿秋白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当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多少老同志流下了眼泪。
如今，当我们再回过头看这段历史，看那篇《多余的话》，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们不再苛求一个革命者必须是没有任何瑕疵的神。
相反，正是因为那篇《多余的话》，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瞿秋白。
他告诉我们，英雄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在恐惧面前依然选择了前行；英雄不是没有软弱，而是能够战胜自己的软弱，为了信仰去死。
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选择用豪言壮语来粉饰自己，而是选择了诚实。
这种诚实，难道不比那些空洞的口号更打动人吗？
现在的长汀罗汉岭，瞿秋白牺牲的地方，已经建成了纪念馆。
每天都有很多人去那里献花，去看看那位曾经坐在草地上说“此地甚好”的年轻人。
也许，对于瞿秋白来说，身后的名声、评价，他早就看淡了。
就像他在《多余的话》结尾写的那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那个瘦弱的书生，用他短短36岁的一生，并在最后那一刻的坦然，给历史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背影。
至于那句“少纪念他”，那就让它留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那一页吧，咱们今天的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这人啊，活得真实，死得坦荡，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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