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29日深夜，城楼脚下灯火通明，十几位身着工作服的师傅正忙着将一幅长6米、宽4.6米的油画像吊升到指定位置。第二天是国庆二十周年，毛泽东的崭新标准像必须在黎明前完成固定。“注意角度，左再一点！”一句提醒打破寂静，粗绳收紧，画像缓缓就位。许多路过的解放军战士下意识停步，向城楼行了个庄重的军礼。彼时谁也没想到，这面画像背后隐藏的，是历经八次更迭的专业流程，更是领袖在亿万人民心中的分量。
时间往前推十二年。1957年，首次负责绘制城楼画像的王国栋接到任务时已在美术界小有名气。画像面积太大，普通画笔根本不够用，他便跑到北京市制笔厂，“麻烦你们给做根头宽10厘米的排笔。”厂长爽快答应，没过几天就把样品送到工作室。为了减缓褪色速度，王国栋挑了一款名为“中国银珠”的国产红色颜料，颗粒细而透亮，暴晒一年也不易暗淡。此后，“银珠红”成了城楼画像的标配色号。
抗战时期的延安也曾为标准像犯愁。延安印刷技术简陋，尺寸五花八门，放在大会堂怎么看都不统一。廖承志想到香港可以印制大幅照片，立刻拍电报联系友人。几周后，一批3米见方的半色调照片抵达延安，两旁还压了薄铜条防卷曲。那一次的成功，引发了后来大规模油画版画像的灵感。
历史上，天安门城楼不只悬挂过毛泽东一人。1949年2月12日北平和平解放庆祝大会，董希文、张仃等师生连夜赶制八幅肖像，除了毛泽东，还包括朱德、林彪等领导人。八幅画像同时露面，前所未有，也成为唯一一次集体亮相。董希文因此被视为“第一代毛泽东像”主笔，他自己却常说：“能站在脚手架上画这幅画，全靠身体撑得住，技术只是入场券。”
巨幅像对画师体力要求极高。一只眼睛直径约40厘米，一个嘴巴就超过1米。当年给画像上色，人要站在4米高的脚手架上连续作业七八小时。葛小光熟悉这种强度。2004年，已在此岗位坚守27年的他仅用半个月便完成更新，观察细微处能发现，那个版本的面部更加亲和，衣领转折更自然，肩部多了两道轻微褶皱。有人问他秘诀，葛小光笑着说：“最难的不是画，而是让人抬头望见时觉得像在跟真人交流。”
天安门画像每年更换早已形成惯例。一到秋风起，专门的安装小组就开始检查钢梁、换新绳、清除旧钩上的油污。画师们在通风良好的库房里调色，温度保持在二十度左右，湿度管控到百分之六十，色层干透后才能上保护光油。整个流程按天计时，丝毫马虎不得。正是这种严谨，使得每一版画像都留存在城市记忆里。
1980年8月，北京迎来一个特殊客人——意大利《欧洲共同体报》记者费利切。采访中，他略带好奇地提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将来会不会拆下来？”邓小平闻言，停顿半秒给出七字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随后补充一句：“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翻译话音刚落，现场纪录人员对视一下，把“永远”两字狠狠圈了出来。
两人最早相识可以追溯到1927年8月7日的汉口。八七会议召开那天，23岁的邓小平第一次面对面聆听毛泽东的发言。“枪杆子里出政权”振聋发聩，邓小平在笔记本上划了重重几道线。从此，思想共鸣让他们保持着信函往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邓小平已担任中央秘书长，很多指示都通过他转到地方。他随后把从中央学到的经验带到广西，指挥百色起义，创建红七、红八军，这份默契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
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将战略指挥权交给刘伯承、邓小平。邓小平事后回忆：“中央把那么大仗交给我们，是信任，更是压力。”最终，淮海三大战役仅用66天解决55万国民党军，初步奠定全国胜局。胜利电报发到西柏坡，毛泽东批示：“刘邓诸将功不可没。”这种信任，让后人理解了1980年那句“永远”背后深沉的情感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邓小平调回北京，负责中央委员会日常工作。1956年党的八大闭幕式上，毛泽东向外宾介绍身旁这位秘书长：“邓小平，政治军事两把好手。”会场掌声持续好几秒。几年后，中苏关系骤变，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及接班人，他坦言：“第一刘少奇，第二邓小平。”旁侧记录员照实写进档案。
“永远”不仅是一句政治宣示，更关乎大众情感。改革开放初期，北京不少老工人写信给国务院，建议继续保留城楼像。“抬头能看到主席在那儿，心里就踏实。”信件字迹质朴，却折射出最直白的民意。文件汇总后送到邓小平案头，他看完没批示，只对秘书说了一句：“群众说得对。”
如今，天安门广场每日升旗仪式结束，游客总要举起相机定格那幅画像。阳光打在画布上，浅色底子显得格外温暖。画像背后，钢架延绵三十多米，既支撑重量，也象征一段始终未被切断的记忆链条。
毛泽东像会继续年复一年地更新，也会在更多人的生活照片里出现。正因为那句掷地有声的“永远要保留下去”，城楼前的身影依旧保持微笑，注视着往来人群和这片土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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