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17日的夜色格外冷，临沂以北五十里处的简易公路上，一辆缴获来的美式吉普车颠簸前行。车灯被厚布遮去一半，只余一缕光线扫在修补得坑坑洼洼的路面。副参谋长张元寿坐在副驾驶，屡次抬腕看表，催着驾驶员再慢些：“别让火花亮出来，前面可能有敌机巡逻。”短短一句叮嘱，把他的警觉显露无遗。
张元寿生于1913年，福建永定山区贫寒人家。少年时在龙岩杂货铺当伙计，识字不多，却对账本极有天分。1927年春，他在后田暴动中第一次背上斗笠跟着赤卫队搬运武器；次年遇到邓子恢，被点名去筹粮，不到半年就摸清了闽西各县的田赋底细。“会找粮的人，比会打枪的人还少。”邓子恢当时这样说。
红军初创年代，张元寿短暂担任排长、连长，但他拿起步枪的姿势总被教导员纠正。毛泽东到瑞金视察后，拍板让他改行搞军需。有人悄声议论：“到后勤，前线荣誉都没了。”张元寿却摇头，“后勤没保障，前线人再神也空响。”这种直白的话，一下子把他与战场紧紧连在一起。
长征途中，中央纵队最怕缺粮。将近乌蒙山时，粮袋里的豆子只剩薄薄一层，张元寿用药棉裹住脚掌，夜里领着十几名挑夫下山，同苗寨交易山薯，折返时每人背篓直垂到小腿。有人问他怕不怕走散，他笑说：“咱身上装着全军的牙口，走散也得找回来。”这句话传遍纵队，后来被写进后勤教科书。
抗战爆发后，他出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1938年在武汉的后方勤务会议上，他递给叶挺一张写满数字的小纸条——那是他精确到月的粮布需求表。会后因潼关失守无法返延安，他索性跟随叶挺南下，投身刚刚组建的新四军。在青弋江畔，他把总兵站建成“水陆兼备、昼夜不停”的运输枢纽，十天内输送兵员八百余人、骡马两百匹，国民党暗桩盯了三个月也没摸清线路。
皖南事变前夕，新四军各纵队散落皖南丘陵，物资告急。张元寿带着参谋图纸亲自踩点，把一条二十四公里的山路拓成石子路，还临时修了三座小桥，确保伤员和弹药同天通过。突围那晚，枪声连成一片，他扛着两袋急救包，硬是踩着淤泥走完最后一段。夏征农回忆说：“天快亮时，他身上血迹泥浆一块块，嘴里却还念叨着‘盐别丢’。”
内战全面爆发，华中与山东野战军合并。华野司令部新组建，粟裕点名要张元寿任副参谋长。“他懂的不是地图，而是饭碗。”粟裕在会上这样解释，没有人反对。苏中战役七捷期间，华野三天换一个集结地，民工十七万人流动支前，张元寿照样做到“每人每天两斤粮、一斤肉、数钱油”，甚至给前线炖了鲜虾海带汤；粟裕尝了一口后叹道，这汤比部队番号还来得稳定。
莱芜战役酝酿时，敌人八个整编师南北勾连，临沂成为诱饵。张元寿把全部后勤线画成扇形，中心指向张店，计划把缴获武器立刻就地补充。他向陈士榘建议去前沿挑选可用的国民党炮弹，陈士榘犹豫片刻，还是同意。3月15日上午，张元寿随车抵达张店，一路查看仓库，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全是口径、数量、损耗率。
中午时分，天气突转晴，空中的螺旋桨声像利刃划破静默。敌机俯冲扫射，第一排子弹穿透车门，车里人急忙卧倒。驾驶员大喊：“副参谋长，跳车！”张元寿抬头只来得及说一句：“把图纸护住。”随后胸口中弹，血色浸透棉衣。不到五分钟，救护担架赶到，他握着警卫员的袖口低声嘱托：“仓库钥匙……在左兜。”话音未落，头颅微侧，眼睛仍盯着爆炸的方向。年仅三十四岁。
噩耗传回前线，陈毅正在指挥部研究下一步南线布势，听闻后沉默良久，只吐出一句：“不可想象的损失。”当天傍晚，华野全体机关停止办公两小时，悄悄为他折花圈。周村追悼会上，陈毅致词时声音发颤，“元寿同志为部队吃穿奔波十余年，如今再没人能把那本账记得这么细。”
张元寿的名字，此后淡出战史显要章节。1955年授衔仪式上，刘先胜、张震双双披上中将肩章，老战友们私下议论：若元寿在场，这一排站过去该有三位闽西人。档案馆里保存着他的几本账册，封底已被汗渍浸黄，仍清晰写着“节约一斤粮，前线多一天力量”。
有人说后勤是幕后。可在炮火最激烈的年代，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算盘声、脚步声，为千里线上的胜负添了一道看不见却最稳固的屏障。张元寿倒在张店路边，却让华野的粮秣和弹药继续奔流不息，这大概就是“革命损失”最深沉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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