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知道，在娱乐圈，报案的性侵受害者里，临时演员占了大多数，但最终选择正式投诉的，只有不到7%。 剩下93%的人，像水消失在水里。 更刺眼的数字是：68%的人沉默，仅仅是因为“怕丢工作”。
今天要说的这件事，就发生在这片沉默的深水里。 2025年8月18号，演员江祖平在社交媒体发了篇长文，她替一位“电视台的朋友”发声，讲了一个让人听完手脚冰凉的故事。 朋友身体不舒服，吃了同事给的药，结果那是镇定剂。 醒来时人在陌生房间，衣服被换过，现场清理得干干净净。 一抬头，手机摄像头正对着自己。
文章很快爆了。 大家愤怒追问是谁，感慨娱乐圈水太深。 但没人想到，包括那个“朋友”。
真正的爆炸在一个多星期后。 9月5日，江祖平打破了替友发声的谎言。 她在镜头前，声音很稳，但眼圈是红的。 她说，那个被下药、被偷拍、被性侵的“朋友”，就是她自己。 而那个递药的人，是她当时已经分手的前男友，电视台高层的儿子。
事情要从2025年6月讲起。 那天，江祖平和前男友龚益霆在一起，她心脏不舒服，习惯了随身带药。 药在包里，她让龚益霆帮忙拿一下。 龚益霆喝了酒，摇摇晃晃去拿包。 后来江祖平回忆，就是吃了那片他递过来的“药”之后，几乎瞬间就失去了意识。
那不是她的药。 那是强效镇定剂。
不知道昏迷了多久。 醒来时，头痛欲裂，她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房间里。 身上的衣服被换过了，房间里整整齐齐，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下一秒，她就看到了那个对着自己的手机，摄像头亮着，正在录制。
她猛地扑过去抢手机。 龚益霆没拦着，只是冷笑了一声，说了句让她浑身血液都冻住的话：“删啊。 你随便删。 我有云端。 ”
他甚至“体贴”地补充，备份视频设置了定时发送。 如果他有什么“意外”，这些视频会自动群发到她的亲友、同事，所有社交圈。 这不是临时起意的冲动，这是一场用数字技术精心编织的囚笼。
江祖平没立刻报警。 和那68%的人一样，她怕。 怕妈妈有心脏病受不了，怕事业毁了，怕别人指指点点，更怕那段视频真的流传出去。 她选择了沉默，试图自己处理伤口。
但有些事情，是捂不住的。 2025年8月，或许是内心的煎熬到了顶点，她决定用一种迂回的方式说出来。 于是就有了那篇“替朋友发声”的文章。 她可能想试探，想看看外界反应，也想给施害者一点压力。
舆论果然炸了。 网友疯狂猜测“朋友”是谁，谴责施害者禽兽不如。 而风暴中心的龚益霆，通过公司轻描淡写地回应：私人感情纠纷，已分手，对方表述不实。
“私人感情纠纷”五个字，试图把一场刑事案件，淡化成年男女的感情纠葛。 这种回应，在类似的圈内事件里屡见不鲜。
看到回应，江祖平最后那点犹豫可能被烧光了。 9月5日，她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当事人。 她不再只是“替朋友发声”，她就是那个需要被看见的受害者。 她甩出了更多细节：两人当时已分手，关系不存在任何模糊地带。 她出示了聊天记录，证明自己在意识不清时被侵犯。
她还指证，龚益霆在与她交往期间，就曾试图性侵另一位女性未遂。 并且，有其他电视台的女性工作人员私下联系她，表示也曾被龚益霆以类似手段骚扰、猥亵。 一个人是偶然，那么多人呢？
这些指控，拼凑出一个更可怕的画面：熟练、冷静、且有恃无恐。 他清楚地知道药物的作用，知道如何清理现场不留证据，更知道如何用云端技术进行终极恐吓。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直到江祖平以真实身份公开指控，司法机器才开始真正转动。 9月15日，龚益霆被警方以涉嫌加重妨害性自主、妨害性隐私等罪名拘捕。 检察官讯问后，认定他犯罪嫌疑重大，谕令交保100万元新台币，并限制出境出海。
这是一个进展，但远远不是终点。 江祖平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索赔1300万新台币。 她公开说，这笔钱如果拿到，一分不留，全部捐给动物保护机构。 她要的显然不是钱，而是一个说法，一个公道。
与此同时，三立电视台迅速做出了切割。 他们宣布暂停龚益霆父亲、公司副总龚美富的一切职务，强调配合司法调查。 这套动作，迅速而标准。
但水面之下，行业的冰山才露出一角。 江祖平的勇敢，像一块石头砸进死水，激起了圈内人压抑已久的共鸣。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剧组化妆师说，她随身带的不是安眠药，是防狼喷雾和警报器。 她说，这不是大惊小怪，是“入职培训”。
另一位临时演员的经历更典型。 她说，曾在一个剧组被副导演摸大腿，她当场甩了脸色。 第二天，她的戏份就被删光了，理由很官方：“镜头不合适。 ”她去问，负责人拍拍她肩膀：“小姑娘，别那么较真，还想不想在这行混了？ ”她再也没接到过那个制作公司的活儿。
“怎么不报警？ ”这是每次类似事件出来，评论区最高频的质问。 答案是：报警的代价，可能是职业生涯的终结。 一个匿名制片人在采访里说得很直白：“剧组是个封闭的小社会，谁‘搞事情’，谁就是那个破坏团结的人。 ”2019年，一位偶像剧女配角因为类似事件报案，之后直接被三家主流电视台的制作部门拉进了黑名单。
所以，那68%的沉默，不是懦弱，是一种在生存压力下精打细算的绝望。 说了，眼前就死；不说，也许还能苟活。 很多人选择了后者。
江祖平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她的名气，成了她此刻最坚硬的铠甲，也成了照亮黑暗的一束强光。 妇女救援基金会的社工分析，此案最恶劣的不仅是性侵本身，是那种“数字化处理”的冷酷。 云端备份、定时发送，这些技术手段让暴力超越了物理现场，变成了长期悬在受害者头顶的利剑。
台湾现有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对这种“云端性勒索”的定罪和量刑，存在模糊地带。 2023年，一位小网红被前男友散布私密照，闹得满城风雨，最后法院仅以“妨害秘密罪”判了对方拘役50天。 这样的代价，和受害者承受的社会性死亡相比，微不足道。
取证的困难更是横亘在前的难关。 施暴者使用的往往是国外的云服务器，警方需要漫长的司法互助流程才能调取数据。 等手续办完，证据可能早已被远程格式化。 江祖平能抢下手机，是她不幸中的万幸。
事件爆发后，台湾演艺工会发起了一份“片场安全承诺书”联署。 里面要求很具体：剧组药品必须专人专管；演员休息室要安装监控（但保证隐私区域）；大型剧组应聘请女性安全员。 倡议很好，但响应者寥寥。 三天时间，只有17个成本不高的小剧组签了字。 那些掌握着大量资源、最容易出事的大电视台、大制作公司，集体保持着沉默。
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龚益霆被保释后，他的社交媒体简介改成了“修行中”。 而江祖平的社媒评论区，除了支持，也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声音。 “都分手了还在一起，是不是也有问题？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警？ 等这么久是不是想炒作？ ”
你看，这就是受害者要面对的另一重现实。 当你终于鼓起勇气站出来，不仅要对抗施害者的权势，还要准备迎接看客的挑剔和审视。 每一个细节都会被放大、被质疑、被曲解。
江祖平面对的，是一个熟练的对手，一个庞大的体系，和一堆冰冷的代码。 但她手里，也有自己的武器：她的名气，她的证据，和她豁出去的勇气。 这场仗，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男女纠纷，而是一个人对一个系统暗角的挑战。 她撕开的这道口子，让很多人看到了光，也让很多人看到了光之下，那些更深的、盘根错节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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