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广州黄埔港口枪声乍起，蒋介石正被叛军堵在码头。紧要关头，警卫连连长陈赓横身挡在蒋介石前，一梭子弹贴着帽檐飞过。蒋介石得救，转身只记住了陈赓的名字。七年后，二人再见，却已是天壤之别。
1933年3月，上海法租界清晨薄雾未散，地下交通员刚送出一批文件，特务突然破门而入。情报体系暴露，陈赓在转移途中被捕。对陈赓而言，这并非意外，他甚至把口袋里的火柴盒留给了同伴——下一步行动还是要点火。被捕后，他先被押往苏州，旋即接到命令送南京，因为“南京那位总司令要亲自审一审这位昔日救命恩人”。
押解列车驶入南京下关车站已近傍晚，月牙悬空，站台灯火昏黄。同行的人中有工人、有学生，也有误抓的百姓，唯独陈赓的手铐被反锁在背后。押解官兵见他神情淡定，竟有几分忌惮。刚一下车，一队宪兵分开人群，举灯牌示意“专送陈赓”。为首者中等身材，西装笔挺，他就是南京卫戍区宪兵司令谷正伦。
谷正伦递上一份电报，通篇不过一句核心：蒋介石要见陈赓。见面并不急，先谈条件。谷正伦清了清嗓子，话却说得格外温软——在场士兵都能听见：“蒋委员长念旧，只要肯弃暗投明，师长职务立即生效。”列车边风声猎猎，尴尬的沉默只持续了两秒。陈赓笑道：“师长？太小了。”短短七个字，声调平淡，却像一盆凉水浇在谷正伦头上。
有意思的是，谷正伦并未恼羞，一来奉命行事，二来确知陈赓是个人物，于是换了副姿态，半真半假地夸赞：“委员长还说，你是他救命的大恩人，将来大军北上，至少是军长。”这番话听在路过的站台搬运工耳朵里，像天方夜谭；对陈赓而言，不过是作茧自缚的空城计。陈赓原地站定，似笑非笑，抬眼望向车站匾额上那四个“下关车站”的斑驳大字，忽然来了兴致。谷正伦正等答覆，陈赓缓缓吐出一句：“想要的很简单——让蒋介石下台。”字正腔圆，声音并不高，却像被寒风放大，飘进围观士兵的耳里。
这句话说完，站台沉寂。谷正伦面色骤青，左手还保持着递雪茄的姿势。周围几名宪兵握紧步枪，似要上膛。不得不说，谷正伦也算老江湖，强压怒火，只冷冷抛下一句：“住宾馆，还是进监牢？”陈赓垂眼看了看手铐，淡淡回夹一句：“哪儿都一样。”双方再无多言。
当夜，陈赓被送进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外面春雨淅沥，牢房却喧闹异常，来自各省的政治犯挤在不足二十平米的空间里。陈赓入狱不到半小时，便在黑板墙上画出简陋示意图，把牢房结构、警卫换岗时间、外墙高度一一标明。还给同室年轻人布置任务：谁去数守卫脚步声，谁借口打水计算走廊长度。年轻人惊讶地问：“真要逃？”陈赓轻轻点头，那神情仿佛明天就能推开牢门。
第二天清晨，蒋介石得知陈赓拒降，反倒没立刻发火，而是令宪兵总部将人严加看管，暂缓处置。蒋深知陈赓的身手和心计，连夜批示：除了改造派说客，再派心腹徐庭瑶前去劝降。信息被南京地下组织截获，党内高层判断：若再耽搁，陈赓面临生命危险。中央特科立即联络中共南京地下党，制定营救方案，代号“釜底抽薪”。
1933年4月上旬，向阳门外的民居内，营救小组敲定计划：化装成宪兵卫生队，利用例行体检把陈赓带出。计划看似大胆，却利用了谷正伦“只要活着就还有转圜”的侥幸心理。4月19日拂晓，假卫生队押车驶进司令部。外院岗哨检查单据，发现盖章正规，轻易放行。囚室内，陈赓一见两名“军医”递来暗号手势，便懂了来意。他换上白色看护袍，扶在担架侧，像护送伤患一样大摇大摆出了大门，整道流程不超过十二分钟。
车行至长江东岸码头，天边刚露鱼肚白。营救人员早备好小船和换装用的工人衣服。陈赓踏上船板，江面雾气扑面而来，他回望岸边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旗，语调平静：“七年之约算是结清。”船漂入江心，再看不见监狱高墙。
此后半个多月，陈赓辗转丹徒、溧阳、溧水，最终抵达苏北根据地。4月底，他已在海安召开的苏中军政会议上亮相，整个人瘦了一圈，却精神奕奕。同年夏天，他参与组织新四军游击纵队，为后来的苏中反扫荡打下基石。蒋介石方面直到五月才确认“陈赓已脱逃”，谷正伦推诿不及，差点丢官。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此后对“救命恩人”仍存某种复杂情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数次在西安、汉口的公开场合提到“黄埔兄弟”，却再没直接点名陈赓。历史翻页，再难回到七年前那个黄埔码头的救援瞬间。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名单里出现了陈赓。此时的蒋介石已黯然飞往台湾，仅隔十六年，当年“要给一个师长做做”的提议成为笑谈。那句“让蒋介石下台”的回答，没有以口才定输赢，却以事实兑现。陈赓终究没当国民政府的师长，却成长为新中国的一代名将。谷正伦后来回忆南京站台那一幕，自嘲“胸口像压了石头”，话音落地，再无补救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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