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美军运输舰“亨特”号靠泊葫芦岛，码头上尘土飞扬。卸货工人低声嘀咕：“就这几板箱子，能顶住满洲的寒风？”一句随口的抱怨，却像预言一样点破了国民党在东北的拮据局面。
日本宣布投降才过去半年，东北的工矿设备、粮棉木材全都冒着热气。老蒋心里明白，这块地盘关乎未来，可他真正掏出来的兵力只有七个军：新一、新六、十三、五十二、六十、七十一、九十三，总数三十来万。数字在地图上不算寒碜，放进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关东大地，立马稀薄得像秋风里的一张纸。
谁都知道，占地盘靠的是人头。中共方面靠地方武装、抗联余部再加大批北撤主力，三下五除二就聚起近二十万人；到1948年干脆破百。反观杜聿明，刚出山海关就被打招呼：“别越松花江。”命令来自重庆，理由冠冕堂皇——“避免与苏军直接摩擦”。表面看是谨慎，里子却是顾虑重重。
先是国际掣肘。雅尔塔协议写着墨：苏军可在东北驻留三个月。老蒋打的算盘是让莫斯科先走人，然后自己从容接收。可红军在满洲一待就是大半年，不仅拖脚，还把留下的武器“先租后送”给了另一边。蒋介石怕扯虎须，不敢撒手。
其次是内线防范。1946年1月美国调停的“马歇尔停战令”刚下，南京那群政要忙着筹议宪政、整军、裁兵。胡宗南、薛岳、汤恩伯都在关内守要点，谁也不肯抽调部队往北跑。老蒋对这些人也不放心，万一进了东北拉起自己班底，中央军顿成客将，他可不想重蹈旧军阀的覆辙。
再说后勤。辽西、热河的铁路线被炸得七零八落，自沈阳到山海关的滚装列车三天开不出一趟。空运？听起来潇洒，可美国C-46每架只能带百来人，飞一趟丢两架的事也常有。钱粮更是大窟窿。抗战刚结束，法币已狂跌，到1947年8月“金圆券”上场，通膨像脱缰野马。就算老蒋想把胡宗南的头号新一军搬去沈阳，也得先问国库能不能塞饱那帮弟兄的肚子。
有人说蒋介石战略目光短浅，其实更像算错了成本。他认定决胜关内：徐州、武汉、郑州三角是“心脏”，满洲有则更好，丢了不伤根本。这套算法写进了1947年的所谓“三北计划”——保华北、西北、中原，东北被标为“可机动放弃区”。纸面推演滴水不漏，可战争不按课本出题。
陈诚接管东北行营后才发现摊子大得惊人：铁路要修，城市要保，乡村要清剿，可手里不足四十万枪。不得已，他将保安团统统抬格升级，胸前补块“野战部队”的臂章便算精兵了。战士心里苦，武器凑合，战斗力当然一泻千里。
老蒋还寄望“会战打出奇迹”。1948年春，他在南京接见参谋本部的简报时，指着地图说：“东野不过百万人，锦州是锁钥，守住即可反击。”随后，他下令空运第49军飞锦州，又催傅作义在平津抽出三个军组东进兵团，配合卫立煌西进，一举夹击林彪。参谋次长刘斐在会上提醒：“路远车慢，怕赶不及。”老蒋摆手：“必能成事。”这段对话只几句，却定下辽沈战局的悲剧节奏。
等到10月10日东野封死义县、黑山，廖耀湘兵团被插翅难飞，锦州的炮火像鞭炮一样夜夜炸响。两周后城破，五万国军悉数被俘。傅作义的东进兵团半途折返；卫立煌守沈阳心急如焚，电报连连：“再不援救，满洲将绝。”南京却已无棋可走。
有人追问：若1946年就把胡宗南、薛岳的主力调两三个军到东北，会否改写结局？答案永远留在假设里。但有几点可以肯定：一、时间窗口很短；二、后勤成本巨大；三、政治猜忌难消。多重桎梏叠在一起，使那七个军成了孤岛，既不能全面出击，也无力固守辽西走廊。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对东北的不作为并非单纯轻视，而是“顾头不顾尾”的必然产物：内外压力、财政危机、军阀疑忌、战略误判交错成绳，把他牢牢捆住。等到他想猛拍桌子时，桌子已经塌。
1948年11月，东野南下配合中原突围；西柏坡发出的电文言简意赅：“东北大势已定。”至此，原先那七个军或战死、或入俘、或改旗易帜，全部消失在黑土地的秋风里。老蒋迟来的增援航程似乎还在算盘上，没有一个数字能再落到满洲的土地。
七军未能等来援手，折射的不是单兵之勇，而是一整套战略观念与资源分配的错位。决策一旦脱离现实，最先埋单的永远是前线士卒，紧跟其后的，便是整个政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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